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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了大幅度的跃升，人民的面貌、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符合我国发展的实际，中国改革发展的逻辑符合我国发展的实际，中国发展的理念符合我国发展的实际。从根本上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毫无疑问，推动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并实现共享发展是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入研究中国国情，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持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正像马克思所指出：“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一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也是理论创新的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正确理论的指导，而正确的理论从哪里来？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实现理论的与时俱进是理论创新的关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在实践上已经得到了证明。推进中国的理论创新毫无疑问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而失去灵魂、迷失方向。中国发展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毛泽东时期开始，党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我们制定了那个时期的革命纲领，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探索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分析了建设社会主义要处理好的“十大关系”，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引领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作为指导我们今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各种问题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之所以能够被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不仅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更在于其在实践中证明了它的科学性。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理论得以形成。邓小平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出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创立了在生产力基础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和前进方向，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得到了继承、延伸和发展，恢复了科学社会主义固有的理论活力和实践特性，邓小平理论的创立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从根本上消除了人们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误解，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将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拉回现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明确了战略依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使人们走出了“姓资姓社”的误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理论矫正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矛盾认识的偏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聚焦到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邓小平理论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推进到了新的境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了动力和方向。
不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科学发展观的问世，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的领导集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形成了新的理论成果。他们没有停留在过去，而是既坚持又发展。他们从整个世界的形势出发坚持世界眼光，在坚持中国国情的形势下严格实事求是，在深刻把握党情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他们以开拓的精神、宽广的视野、虔诚的责任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党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指导推进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需要指出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也内在地包含着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四十年前，中国开始了自己的改革，从那个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是我国最鲜明的特点。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体制创新到制度完善，改革逐步深入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现了中国由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多领域开放的转变，实现了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中国由贫穷落后向小康、富裕的转变。无论是体制机制还是制度，都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进一步完善。改革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上了新台阶，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了小康，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得到了保障，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了满足，使人民对美好环境的追求正逐步变成现实，使社会和谐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是分步骤实施的，改革是分领域推进的，改革是分阶段进行的。每一个领域的改革都是分步骤实施的，任何一项改革都有时间表。改革从农村开始推进到城市再到制度完善，改革也是分领域推进的。从1978年改革开始到2013年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改革又是分阶段进行的。改革的分步骤、分领域、分阶段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必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因此，解决改革欠账问题、实现改革的全面深化是改革继续赢得支持并不断前进的基础。
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快速推进并取得巨大的成就，离不开人民的认可、支持和参与。这种认可、支持和参与主要是因为改革是基于人民要求做出的选择，改革是人民参与实施推进的，改革是为人民服务的。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改革的获益者是人民群众。从农村开始的改革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农业的发展为中国城市、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以促进中国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目的的。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调动了社会的各方面资源，推动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进步，促进了中国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使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满足。改革在赢得人民信任的同时也为中国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推动着改革不断前进。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小康社会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推进改革的全面深化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普通百姓是新时代中国改革的目标追求，其价值指向毫无疑问是实现共享。将要实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共享发展理念的现实追求和时代体现，共享发展理念的实现直接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达成。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实现人民共享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际体现。
在社会主义以前的阶级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使广大人民群众成为受压迫的阶级，广大人民与统治阶级、国家的利益矛盾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人民的积极性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而不能得以展现。当无产阶级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针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不复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人民群众的合理需求得以表达并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一步步显现。然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实现不能自然完成，它的实现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制度完善的价值追求无疑能够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通过改革实现制度的完善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改革推进四十年来，体制机制的变革和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着我国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充满生机和活力，更使一个又一个群体和阶层获得了改革的成果。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较大的问题、医疗与社会保障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我国各级政府和人民，因此，解决改革的遗留问题、破解发展难题、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实现发展成果共享以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追求。
以共享发展为全面深化改革锚定方向和提供标尺。党的十九大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期目标以及2050年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并针对这些目标提出了基本方略。无论是近期目标还是远景目标，都是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是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执政使命的必然逻辑，代表了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把握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大方向，以共享发展理念为统领，以共享发展思维为逻辑起点，实现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的过渡，将发展的成果落实到与人民群众最密切相关的所有方面，切实做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升，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指数的不断提高。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取得的一切成就不仅仅在于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更关键的是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然而，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增加所有社会成员的福祉和幸福感，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聚集力量，需要在共享上做好准备、做好工作，这不仅需要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更需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也就是说，要实现创新成果的共享，协调发展的共享，绿色发展的共享，开放成就的共享，这些方面和领域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是标示全面深化改革能否贯彻落实的关键指标。毫无疑问，虽然我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原创性成果已经逐步显现，但科技创新成果在社会生产中的应用并没有达到预期，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率并没有超越发达国家，创新型国家建设依然任重道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科学发展正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片面追求发展速度，区域不平衡、行业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依然存在；生态建设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舍弃发展质量并忽视环境建设的行为依然屡见不鲜；开放倒逼我国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开放促发展早已成为各级政府、行业的共同观念，然而，全方位全领域的开放格局仍需要进一步巩固，实现开放的内外平衡仍有很多要做的工作。
以共享发展为市场化改革提供抓手和设定目标。从计划经济到商品经济再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加上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制约，平均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民的劳动积极性，我国的生产力发展也受到了阻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成为那个时代抹不去的烙印。逐渐引入的商品经济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引领人们思想观念转变的作用，但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依然不能适应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进一步加快发展、不断增加物资供应成为人们的基本追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应运而生。自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十六大以来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力资源、社会资源、物质资源等得到了充分的调动，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才有了改革开放以来年均百分之九以上的经济增长。然而，市场本身存在自发性、滞后性、盲目性等不足，市场对市场要素、市场行为等自发的优胜劣汰致使市场体制必须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地结合，使市场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实现逻辑统一、实践统一，唯此，才能够克服市场存在的弊端，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这一目标，以共享发展引领市场化改革就成为必然的逻辑。
第二，共享发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理念遵循和价值引领。
如果说共享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这一价值追求的现实目标。在1956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由此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他曾经在1955年就指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
很显然，毛泽东明确指出了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中国社会主义应首先达成的目标，也就是，我们追求的是共同的强和共同的富，而不是个体的强和个体的富。这一点，也被学术界认为是邓小平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概括的理论基础。在毛泽东时期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探索，他指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并进一步明确了在20世纪末使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作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写进了党的报告中予以贯彻。在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绝不能动摇。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提出了“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的目标，在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免除农业税，建立全民医疗保障体制，在实践上开始逐步落实共享发展的价值追求。从邓小平时期提出的基本温饱、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共享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并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既是共享发展理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问题的时代回应，也是对共享发展理念时代化落实的现实关照，更是党随着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理论自觉。因此，共享发展理念是党路线方针政策的价值依循，必将在新时代引领党治国理政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不是单线运行的，其根源在于社会发展是各方面不同性质的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不同性质的力量既包括社会动力，也包括社会阻力和社会压力。就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说，无论是科学技术、阶级斗争还是现实社会的问题，即使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最终都要通过调动不同阶级、阶层的人的积极性来实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解决农民的问题赢得了农民，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决了革命的主力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通过对公平的追求调动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推动社会主义在初期的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后，改变了之前过度平均主义抑制人民积极性的问题，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充分调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使社会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等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使社会生产的效能大幅度提升，才有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正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抑制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停滞不前。因此，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就的根源都是得益于调动了各个方面人员的积极性。今天，解决改革中的遗留问题，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的深入并取得成功，其关键仍然是调动各个方面人员和资源的积极性，唯此，才能激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将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更具体地说，就是要用共享思维调动市场主体（企业、生产者主体和个人）的积极性，使企业在创新发展、共享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就是要发挥政府在调动资源优势方面的主体作用，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平完善的制度、体制环境和保障体系，为个人发展提供均等的人生出彩机会，确保各方面资源的积极性充分涌流，共同推动共享发展理念的落实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终极目的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共产社会），进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虽然当时他们并没有直接使用“共享发展”这样的词语，但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共享发展思想。毫无疑问，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发展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基础和价值追求，因此，实现发展成果共享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为指导的逻辑必然。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享发展思想形成于资本主义早期，他们在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彻底批判的基础上，阐述了其共享发展的思想。首先，在机器大工业时代，资产阶级剥削的本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活动势必会尽最大的可能来压榨劳动者，剥削无产阶级，使社会产生严重两极分化现象。资产阶级利欲熏心，在利益的引诱下进行商品生产，他们追求的是资本的增值，而非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其次，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放任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是社会矛盾积累的根源。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尚处于生长发育期，极不成熟，这种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制缺少相应的调控措施、法律规范，经济的运行完全是由“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整。在这一时期，资本家们往往只会考虑如何实现资本的快速增值和直线上升，只会盘算着如何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完全考虑不到对于广大贫苦的无产阶级的尊重，这样使社会发展极其不公平、不和谐，进而急剧累积社会矛盾。再次，当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和城市化加剧了社会结构的分化和不平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带来社会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导致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和对立；资本主义的城市化进程在推进西方国家城镇化建设的同时不仅严重地污染了环境，而且也造成了城乡的两极分化。最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开始不断解放，自我意识更加凸显，对于自由和公平的向往也愈加强烈，这时共享发展的思想也在萌芽和发展。总之，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社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评判，并描绘出一种自由平等的美丽愿景，深刻地阐明了共享发展思想。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那时已经对共享发展提出了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共享发展的价值取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指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前提下，社会中的个体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学习、生活、工作，最终实现自身的全方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理念中的“每一个人”“全人类的解放”以及某些论述中的“自由发展”都是在表述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同样的内涵。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发展。只有尊重个人、为个人成长创造条件、整个社会向前发展，才能实现个人的发展。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而残忍地压榨剥削无产阶级，甚至侵害无产阶级的身体健康、践踏他们的生命。马克思在批判资本家贪婪本性的时候曾经这样写道：“‘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
在资本主义无情的压迫下，绝大多数本应自由的人背负上了资本家沉重的枷锁，一直在压迫中、剥削中煎熬地活着。在鲁迅先生的视野中，封建礼教是吃人的，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资本主义是吃人的。与资本主义对人的轻视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人。他们首先承认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出让了自己的部分权利，成为现实生活中的公民，组成了卢梭眼中的“契约社会”，也就是国家，但“在国家中，即在人被看作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的主权中虚构的成员；在这里，他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
契约社会利用人出让的权利来统治、奴役、剥削大多数人。人如何才能实现复归？怎样才能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人解放自己并建立起联合体，也就是人将自身的力量相互结合成为共同体。正像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续强调：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因此，从根本上说，无论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还是取代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共享发展的价值追求就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第二，共享发展的社会理想：社会公正。实现社会公正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它是共享发展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就意识到社会公正是人类能够向本质人复归的重要条件，为了能够更好地生存而不是被剥削，就必须追求平等，进而实现社会公正。马克思曾经发问：“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 ‘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
对于社会公正这一问题，马克思经历了从萌芽到成熟的一系列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公正思想，是从批判当时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开始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正或者说平等是虚假的平等。虽然表面看起来每个人都有相应的权利，但是，实际上却是不公正、不平等的，就像马克思所说：“服从书报检查制度，就像专制政体下面人人一律平等一样，虽然不是在价值上平等，但是在无价值上是平等的”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开始关注与社会公正密切相关的人的利益问题，将人的合法利益是否能够得到保护作为衡量社会是否公正的一个重要尺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上升到国家的层面来考察社会公正的问题，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国家观进行批判的同时，阐述了自己的国家观。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制度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只有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机构才是较为公正的国家机构。在《德法年鉴》上，马克思指出了只有实现人的真正的解放，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平等，进而实现社会的公正。《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第一本著作，在这本著作中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本著作中提出无产阶级应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现象进行反抗。《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马克思思想成熟的著作，其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自由和平等是社会公正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而人类真正的共同体就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马克思曾明确指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公社制度下才可能实现。”
这就是说明，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才能为实现社会的公正提供制度保障。只有人类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真正公正的社会。
第三，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改善民生。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共享发展亦是如此，实现这一点从根本上说就是改善民生。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生存的需求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民生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要满足人类基本的需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现实中的人是民生的主体，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指出：“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个体是社会的细胞，没有人就没有人类社会，也只有人存在了，才会有对人的生存问题的探讨，也就是民生问题。正是因为人要生存，就必须满足生理需要和心理需要，由现实的人的需要产生了各种民生问题。民生问题自人类社会产生之时就一直存在。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如何使人类能够更好地发展，这也是人类社会生活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践活动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人只有通过自身的生产才能满足自身的需求。人是社会中的人，真正意义上的人是社会关系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在社会生活中，人对衣食住行等基本的需求就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利益”。马克思曾在《神圣家族》中认为，人只有追求自身的利益才能生存下去，人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随着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对利益的追逐使得他们通过压榨的手段来剥夺无产阶级满足生存的基本利益，这就产生了利益的分配不均问题。利益分配不均，就会使少数资本家占据着绝大多数利益，而使得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只能得到极少部分的利益，这部分利益甚至不能满足个人基本的需求。因此，马克思认为利益分配的原则必须是“按劳分配”，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个人基本的利益，在共享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生存的需求。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创新提供了基本原则，也为共享发展理念的践行提出了实践要求和根本遵循。在马克思恩格斯共享发展思想的基础上适时推进共享发展的实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