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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理念的形成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形成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从根本上来说，共享发展的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毛泽东时期朴素的共享发展意识，到习近平明确地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落实，这一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长期的过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资料公有制实际上就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生产资料，这一点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时候得到了严格的遵循，因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以完全的公有制为前提和基础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是共享，即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毛泽东并没有明确提出共享发展的概念，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首先蕴含着共享的基本理念。从另一个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但其第一步是实现共同富裕。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和参与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这句话表明，通过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高生产力水平，其最终目的是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使农村达到共同富裕。生产关系调整的目的是推动生产力的进步，进而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在当时落后的农村通过发展生产力达到与城市同等的高度，通过共同富裕达到与城市人同样的生活水平，这是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基本要求。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改造也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农村的共同富裕也是以农村发展和农民共享发展成果为基础的。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大张旗鼓地追求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无论是生产还是分配，共享一直是一个潜在遵循的基本原则。总的来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追求蕴含着共享发展意识，并以此为基础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其中的严重失误也呼唤着理论创新和建设实践新的遵循。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必须深入思考并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邓小平认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他指出：“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在对过去平均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等经验教训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等观点。进而在1986年9月，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在上述基础上，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理论性的阐述，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提出，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关键问题，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系统回答。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的过程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共同富裕，再到将共同富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都明确包含着共享发展的思想。同时，邓小平理论上的探索并没有超越实践上中国的国情，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实现共享并没有成为当时的现实要求，他反对把共同富裕理解为同步富裕，主张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为今天我们依据中国发展的状况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启示。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深化改革中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开启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如何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的目标结合起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逻辑统一，是江泽民思考的重要问题。江泽民仍然坚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他指出：“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这个目标是不会改变的，是一定要实现的。”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他承认并直面市场本身的不足，强调了从本国国情出发认识先富带动后富的问题，他说：“让一部分条件、基础比较好的地区先富起来，并以实际的成绩和成功的经验来带动未富的地区也逐步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符合我国经济的客观实际和发展规律的”
。因此，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的基础上，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一方面是为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生产要素迸发活力，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公平的重要性，同时也指明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我们不变的目标。如果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理论上坚持了共享的基本要义，那么江泽民除了理论上的原则坚持，首先在实践上提出了共享发展的概念。他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江泽民第一次对共享发展的概念和内涵做出了界定，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他提出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的要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实现了共享发展与共同富裕的统一。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中国总体步入小康社会，胡锦涛立足中国基本国情，把人民放在发展的重要位置，提出核心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丰富了共享发展的内涵，在实践上关注弱势群体，着力构建共享发展机制，在大力推进中国改革发展的同时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实践和物质基础。首先，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它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他指出：“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实现了发展目的、发展过程的统一，把人民放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这与共享发展理念机会共享、结果共享、过程共享是完全契合的。其次，将社会公平摆在更重要的位置，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针对发展中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胡锦涛大力强调科学发展、共享发展，他要求“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提出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分配公平，强调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无疑是把共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这种实践上的追求，使共享思想已经由重在理论与价值追求转向了理论与实践并重，进而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奠定了直接的实践基础。最后，提出了共建与共享，把共享由经济社会发展扩展到安全、公共资源出让收益等，进一步丰富了共享发展的内涵，扩大了共享发展的范围，提高了共享发展的标准，使共享发展的理念呼之欲出。总之，胡锦涛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诠释了共享的基本内涵，为推动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对共享发展理念的探索。在之后至今将近六年的时间里，他两百多次谈到共享问题。从共享的内涵到共享的外延，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到共享改革发展机会，从国内共享到国际共享，习近平系统深刻地阐释了什么是共享发展、为什么共享发展、共享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怎样实现共享发展等问题，将共享发展思想提升到了发展理念的高度，实现了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的结合。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主要从共享发展的目的、共享发展的总体要求、共享发展的重点内容三个方面做出了系统的阐释。这是共享发展理念形成的标志。同时，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实现了共享发展理念与共同富裕的逻辑统一。习近平强调：“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在坚持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本质的同时，他提出了“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程”
。对于如何实现共享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思想，通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共享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结合，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战略抓手。因此，共享发展理念的系统阐释，将理论创新与建设实践有机结合，实现了基本内涵阐释与实践要求的统一，实现了确定发展目标与控制发展过程的统一，必将有力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顺利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