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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山
当我受到刘青建教授邀请为她主编的“非洲国际关系论丛”写序时，一种感佩之情油然而生。青建教授与我相识多年，她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长期从事国际政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相关研究与教学工作。她早在2001年便与畅征教授共同出版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概论》，此书后来成为“21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在学界颇受重视。近些年来，青建教授重点关注非洲国家的政治与发展及中非关系，发表了诸多有影响力的著述，也培养了相当一批青年才俊。在第一批即将出版的这些著作中除了她的《中国对非洲关系的国际环境研究》之外，其余都是她指导的学生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专著。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关系发展很快，也引发了国际学界的关注。国内学术界有关中非关系的研究著述发表了不少。然而，我们缺少将自身放在现行国际政治经济框架中进行分析的研究。虽然国内对中非关系快速发展极尽欢呼与赞颂，但青建教授保持了学者的理性。我们从她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一位资深学者的冷静思考。她首先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既定的以非洲为特定背景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包括美欧等传统西方大国的传统及其力图维持其优势的努力，以及新兴大国的崛起及其与非洲合作的趋势。然而，我最感兴趣的是第四部分。她指出：尽管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后，北京方面加大了公共外交力度，两地友谊“火速升温”，经贸往来优势突出且向能源、安全等领域不断拓展。然而，“短期内，大国在非洲的实力配比仍将维系持续多年的‘西强我弱’格局。”诚哉此言！如果没有对局势和各方力量的客观判断和冷静分析，中国的对外战略特别是对非战略难以达到理想目标。
在此基础上，青建教授分析了中国面临的三重压力：国际政治环境的结构性压力、世界经济环境的竞争性压力和软实力环境的规范性压力。首先是国际政治环境的结构性压力。由于非洲国家的觉醒使得它们有可能挑选中国作为合作伙伴，从而将中国推到与美欧对立的前沿。日本及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加强对非合作，增加了中非关系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面对的压力和挑战。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既得利益者欧美等国为了扭转颓势并维持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动权的掌控，纷纷在不同程度上调整对非战略部署，“体系带来的结构性压力在军事安全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对中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对非战略部署形成若干实质性威胁”。
其次是世界经济环境的竞争性压力。针对中国在非洲经济领域取得的突破，西方大国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保持其传统优势，“不断通过对非援助外交和能源外交两大渠道，希望在非洲的经济环境与政策上对中国形成合围包抄之势，迫使中国就范”。对外援助是大国实现外交政策和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概莫能外。中国在对非援助的过程中奉行自己的原则，特别是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普遍受到非洲国家好评。然而，美、欧预先构建起的“外援”环境客观上削弱了非洲国家接受外来援助的选择能力，同时对中国对非援助产生了较大的阻力。在能源外交方面，作者对西方大国借助能源议题给中国出难题的可能性提出了两点。其一，对那些被美国定义为“制造麻烦”的能源供给国（如苏丹），中国的做法与美国的行为背道而驰。这样，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挑战了美国的制裁政策，从而导致了双方关系紧张。其二，作为能源出口地的非洲逐渐成为中国与欧洲能源博弈的一个重要砝码。“西方大国担心中国以能源合作为支点与非洲打开合作局面，在利益获取、国家形象塑造方面超越自身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故而不断阻挠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资源合作项目，拉拢非洲国家政府抬高能源价格，限制对中国的矿产开采和能源出口等等。”这样，在对外援助和能源外交方面，西方大国的种种举措有意或无意地给中国设下了诸多障碍。
再次是软实力环境的规范性压力。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美欧大国一直占着决定性优势，这与长期的殖民历史和移民有着密切关系。“西方国家通过在非洲国家的软实力建设对中国构成的规范性压力则是历史与现实、强化自身与诋毁他者的双向发力。”这种所谓的“软实力”包括人口构成、宗主国语言、教育体系、宗教习俗、发展援助的规范、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体制等方面。这些因素中有两点特别之处。一是作者专门提到非洲国家的欧洲白人人口构成对非洲国家的影响，这一点往往被人忽略。“部分国家的白人仍掌握大量政治、经济、土地资源之余，还在其母国和所在国继续扮演‘凝聚剂’和‘纽带’，将西方价值理念、宗教信仰乃至生活方式更为深切地植入非洲社会各个角落。”实际上，非洲在发达国家的移民裔群人数不少，在美国占总人口的11%～12%，在英国大约占6%，在法国和德国也占一定比例。他们也是助进非洲和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重要力量。二是作者认识到部分非洲利益集团对中国价值观不认可，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弘扬正确义利观”等观念“一时无法获得非洲国家的广泛理解和认同”。“少数非洲政坛精英、学者或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等甚至带着审视‘新殖民者’的眼光质疑中国，并成为西方利用‘价值观外交’和舆论攻势遏制中国在非洲‘软实力’的‘内应’。换言之，中国和非洲在加深了解和文化互鉴方面都成为西方建构世界图景的边缘和从属，非洲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和理念认识往往是模糊或标签化的。”中国只有客观认识这些挑战，才能更好地面对这此挑战。
这些观点对我们面临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形势下清醒认识中非合作的压力和困难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制定中国非洲战略将起到积极作用。
王聪悦从角色理论的维度分析了美国与欧盟的北非安全政策为何失灵这一问题。作者较充分地利用了美国总统及其核心圈2011年前后涉及北非安全局势的发言稿、会议记录和政策文件，将美国在北非局势中所起的作用归纳为四重角色——“利用巧实力的幕后领导者”、“地区安全稳定锚”、“民主的谦逊支持者”和“工具性多边主义者”，并认为这四项元素复合而成“急需国际公信力与合法性的实用主义者”。四重角色颇有自封的意味，其结果是乱象丛生。对欧盟在推进民主化、打击恐怖势力和面对难民问题的对策上，作者认为欧盟“以提供和传播规范性价值并由此建立伙伴关系、维持周边安全为目标，尽量通过‘合理介入、说服、合作’等非军事、非强制手段推进共有价值观和行为标准的移植与内嵌，进而构建规范化的周边环境与世界秩序”。然而，局势发展不遂人意。规范性目标遭弱化，实施手段趋强硬，内部分裂扩大规范性负面影响。角色的设计和角色的扮演完全不一致。作者认为，就角色内涵而言，“急需国际公信力与合法性的实用主义者”与“务实的规范性行为体”本质上均暗含了“追逐现实利好”与“实现理想主义诉求”这两个矛盾着的对立面；从角色扮演过程来看，美国、欧盟举措失当，陷入多重角色冲突交困的尴尬局面。然而，作者使用“阿拉伯之春”时是否想过：一场导致无数人丧生的事件还能称其为“之春”吗？值得深思。
赵雅婷的著作是有关21世纪以来欧盟对非援助的政治导向研究。这一研究较全面地梳理了欧盟援助中人权、民主和良治导向的对非政策及其实施效果，试图对其结果进行检验和分析。作者认为，欧洲在近代人权和民主理念方面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优势，欧盟将相关理论作为核心价值规范推动欧盟各国取得了有效成果，并试图通过援助将人权、民主和良治等欧盟价值规范在全球推广，使其成为援助非洲国家时的政治条件。作者认为欧盟对非政治导向的援助政策对非洲的作用是双重的。非洲方面认识到应该下大力改善人权、民主和良治现状，欧盟的价值规范促进了这些观念在非洲的传播。然而，这种有政治导向的援助政策是对非洲国家内政的干预。欧盟这种带有政治导向的援助的结果不理想。欧盟这一政策的成效表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对欧盟民众在道义上有所交代，对非洲则能够强化欧盟的观念影响力，推进欧盟规范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我们应该从历史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以人权的妇女权为例。近代欧洲经过长期斗争，在1940年代末才实行男女平等的普选权（德国1918年，英国1928年，法国1945年，意大利1946年，比利时1948年）。非洲国家的妇女独立后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不容忽略。除享有投票权外，她们中有联合国大会主席、政府部长、诺贝尔奖获得者，还有的成为总统。此外，欧盟带政治条件的援助也有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
张凯的著作专门探讨了南非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寻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并着重分析了其战略追求及其限度。作者全面涵盖了南非外交战略的各个层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梳理，特别将南非置于冷战后国际与非洲的国际关系框架里，就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中进行了阐述，特别剖析了南非与非洲国家、南非与西方国家、南非与新兴国家以及南非与国际组织的关系。作者认为，新南非寻求大国地位的外交战略分两个层次展开。在地区层次，新南非以多边合作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追求非洲大陆的领导地位。这也是本书最成功的部分。南非通过强调非洲团结压倒一切，超越了民主与人权；强调加强地区制度建设，直接参与地区制度的策划、设计和建设；强调要充分利用南非的政治经济优势地位，用提供公共产品和经济援助的方式促进非洲大陆的发展；认识到南非与南部非洲地区的命运密切相连，非国大政府更加强调维护南部非洲地区的安全建设。这些举措无疑是南非寻求非洲地区的大国领导地位的有力举措，同时也使南非从一个白人国度开始融入非洲大陆，并起到领头羊的作用。作者在提到非洲安全威胁从全球、地区和国家内部三个层面转为国内冲突的提法可进一步延伸。现实表明，冷战以后，大国利益之争（如美法之间）在非洲仍然不断引发新的角力和冲突，非传统安全如恐怖袭击和埃博拉病毒等已成为多个国家的心腹之患。
《中国和印度对非洲政策比较研究》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印对非洲政策的各个方面。王朝霞梳理了中国和尼赫鲁以来的印度对非政策，并分析了各阶段的特点。为了更好地展现双方与非洲关系的异同，作者在双方对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印双方对非政策的目标、双方对非政策的成效以及双方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全面的比较。作者的结论有三点。第一，非洲在中国和印度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明显不同。非洲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始终占据基础地位，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对外关系基本立足点的重要支点。非洲在印度的战略谋划和外交格局中的地位是模糊、暧昧的。第二，中印两国均会延续对非友好政策，并继续发展全方位的合作。第三，从中国和印度与非洲的关系来看，中印将在非洲长期竞争，也存在合作的可能。三点结论合乎情理和事实。然而，从政策成效来看，作者认为中国基本实现而印度只是有限实现了对非政策目标。确实如此吗？这种结论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非洲是由54个国家组成的，各国情况不一样，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也各有所别。在殖民主义时期，印度和一些前英国殖民地同属英帝国，一些印度人移民至英属殖民地顺理成章。例如，在毛里求斯，印度移民裔群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华人无法比拟。南非印度侨民2015年达155万，华侨华人人数远少于印侨。在进行双方关系比较时，侨民应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概而言之，这套丛书对我们理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非洲的位置和中非合作的价值有极大的帮助。最后想谈一点自己的感想。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时，应该以批判的态度来看待现有的理论及其框架、概念和观点。以“软实力”这一概念为例，5部著作都使用了这一概念。然而，这一概念实际上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并不相符。“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与美国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和硬实力下降直接相关，主要是在国际关系框架中使用，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1991年苏联解体使国际政治版图发生巨变，福山等学者提出了“历史终结”的理论，为资本主义唱赞歌。在1990年出版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作者约瑟夫·奈反驳了保罗·肯尼迪提出的“美国衰落论”，认为美国的实力不仅体现在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上，更体现在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和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等“软实力”层面。虽然美国的硬实力有所下降，但其“软实力”仍无与伦比，美国依然是拥有最强能力来塑造未来的、最大、最富有的国家。约瑟夫·奈在《美国霸权的困惑》（2001年）一书中再次提到“软实力”。对这一理论的系统阐释集中体现在约瑟夫·奈专门以《软实力》（2004年）命名的书中。2012年12月，约瑟夫·奈在其为《软实力》中译本所写的前言中，对“软实力”概念进行修正。他提出，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实际上，越南战争后美国实力的衰落导致了两种不同的判断。以保罗·肯尼迪为主的学者认为美国实力在下降，约瑟夫·奈则极力反驳“美国衰落论”。他当过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可谓集官方身份与学者身份为一身，美国利益在其学术研究中的位置可想而知。美国在现今国际体系中奉行实力政策，习惯于挥舞大棒以充当国际警察。二战结束以来的美国领导人一直以武力说话，在世界舞台上横行霸道。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软实力”这一概念应运而生，成为堂而皇之的补充力量。更重要的是，“实力”（power）这一概念在国际政治话语中往往与“武力”（militancy）、“统治”（dominance）、“强迫”（force）、“逼迫”（coerce）、“控制”（control）、“暴力”（violence）等词语相连。这实际上是一种崇尚“力”与“利”的霸道，与中国政治传统及王道哲学相违。在中国倡导“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中，在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践中，这种建立在“力”与“利”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缺乏根基。
当然，中国学者要开创自己的国际政治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会一步一个脚印，坚定踏实地走下去。刘青建教授以及她带出来的学生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是为序。
2018年10月30日于京西博雅西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