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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社会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得到了极大发展。北京的社会建设历程，整体上经历了恢复建制、探索发展和快速推进三个时期，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效。特别是近年来，北京市建立了社会建设的专门机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基本形成了现代社会的治理结构。下一步，北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提出的要求，以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标准，将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从加大社会建设投入、完善社会建设机制、突出民生重点、强调公平与正义等方面入手，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推进社会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经历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起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展于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领导集体带领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国社会建设进入了全面发展与创新的新阶段。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历程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见图1）。
图1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建设领域重大事件一览
资料来源：根据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络资料整理。
1978年至2001年，我国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此阶段，社会建设主要以与经济建设相融合的方式得到初步发展，发展速度较慢。
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与精神文明建设、民生保障相关的社会建设领域得到初步发展。在此时期，中央先后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并在1982年发布的“六五计划”中增添了专门的社会发展内容。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期，社会建设内容逐步丰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此时期，中央提出了新社会阶层、可持续发展等相关概念，科教发展、社会保障等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与目标，社会建设得到快速发展。
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社会问题逐渐显现，社会建设进一步受到重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社会建设实现了全面、快速发展。
一方面，社会建设作为独立领域，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社会建设”概念于2004年被正式提出，并明确了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社会事业等一系列社会建设领域相关概念。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成为指导和谐社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另一方面，社会建设保障体系逐步完善。在此时期，建立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救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养老保险制度、居民廉租房制度等，并为解决农民工的子女教育、社会保险等重点问题提供保障。同时，出台了《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等保障性法律，进一步保护劳动者权益。
2012年以来，我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设成果显著，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社会建设的重点逐步转向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方面，以民生保障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成效显著。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建设”到“建成”说明小康社会基本建设已经取得了较大成效。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建设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社会建设的重点也将有所转变。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并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目标措施。党的十九大再一次强调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民生投入不断加大，养老、低保、教育、医疗等社会建设领域制度不断完善，说明我国民生保障领域的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在推进北京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极大地推进了北京的社会建设。北京的社会建设从恢复建制，到筹办亚运会、奥运会，再到创新治理，经历了拨乱反正、探索发展和快速发展三个时期，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效，形成了现代社会结构，建立了社会建设的专门机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北京社会建设的历程与重大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的拨乱反正时期，北京进入恢复建设和建立体制机制的重要时期。亚运会和奥运会的举办，则对北京的社会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极大地推进了北京社会建设与世界城市建设的接轨。党的十七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建设重心的进一步明确，北京进入了社会治理全面创新时期，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快速发展。
1．拨乱反正时期（1978～1989年）：恢复建制，筹办亚运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89年，全国进入了拨乱反正时期。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进入了拨乱反正与恢复建设的重要时期。1982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制定《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进行批复，明确了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北京城市建设有序推进，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逐渐恢复，制度逐步建立。
对于北京来说，1986年至1989年也是筹备第十一届亚运会的重要时期。从1986年第十一届亚运会工程总指挥部成立到1990年亚运会举办之前，北京进入了筹备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备战状态，社会建设、环境建设、安全稳定工作都进入第一次重点发展时期。
2．探索发展时期（1990～2006年）：探索实践，筹办奥运会
从1990年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至2006年，是北京市立足亚运会基础，筹办2008年奥运会的重要时期。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2005年国务院通过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两个总体规划的制定为这一时期北京市的城市建设、社会建设提供了基本指引。北京市以两个总体规划为引领，以亚运会建设为基础，以奥运会建设为目标，对标国际标准，加快社会领域基础建设，教文卫体等方面工作稳步推进，特别是以奥运文化为重要内容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社会工作和社区建设在初步探索中得到有力发展。
3．快速发展时期（2007年至今）：注重民生，创新治理
从党的十七大到党的十九大，中央对社会建设的重点逐次予以强调，明确了我国现阶段社会建设的基本方向。为贯彻落实中央要求，2007年北京市成立了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统筹指导、推进全市社会建设工作。2011年，北京市委审议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的意见》，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的明确要求。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正式发布，明确了北京城市发展的基本方向。这一阶段，北京市以奥运会建设为基础，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不断推进社会领域创新，社会工作、社区工作、社会组织建设、社会领域党建等各个方面工作不断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完善，社会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建设方面也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过程同步，这一时期北京的社会建设也以市场化变革为核心内容，在社会结构、社会体制和社会事业方面进行了调整和改革，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1．现代社会结构基本形成
通过国家的政策性干预和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变迁，北京逐步实现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见表1）。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北京市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人口素质结构得到较大改善，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北京市文盲率约为1.7%，每十万人中受高等教育人口达到31499人，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从家庭结构来看，家庭规模日益缩小，核心家庭成为主导型的家庭模式。就业结构方面，北京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从1978年的28.4∶40.1∶31.6调整为2015年的4.2∶17.0∶78.8，形成日益巩固的“三、二、一”现代就业结构。从城乡结构来看，尽管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但是计划经济时代尖锐的城乡对立结构逐步弱化，城乡一体化进程进一步加快；而城乡收入差距却有继续扩大的趋势。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根本变迁，传统社会阶层逐步分化，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中间阶层不断壮大，橄榄形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形成（见表2）；公平、开放、后至性为主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也逐步建立。作为历史演进结果，北京现代社会结构的形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作为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力量，现代社会结构为北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表1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社会结构指标比较
表2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社会阶层结构变化
2．社会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北京在改进社会管理体制、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完善社会运行机制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主要通过历次政府机构改革，实现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良性调整，确立了政府向社会释放部分权能的改革取向，建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队伍为保障的社会公共治理体制。积极探索社会建设的组织领导体系，率先在全国组建了负责社会建设协调和整体规划工作的专门机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方面，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制”逐步解体，对基层政权性质的街居制进行了改革，在新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探索了以城市社区建设为基础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鼓励和支持各类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更加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加强社会工作建设，努力培育和壮大社会工作者队伍。努力探索人事制度改革，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全面推进人才发展战略，为社会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制度保障。加强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实现从传统保障体制向现代社会保障体制的转变，城镇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体系逐步完善，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初步形成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
3．社会事业建设成就斐然
北京的社会事业建设投入大幅度增加，2015年一般预算地方财政支出中用于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支出达5737.7亿元，占总额的71.0%。科技事业取得长足进步，2015年北京的中央和地方科研机构共2658个，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达35.1万人，申请专利15.6万件。教育事业名列全国前茅，2015年北京共有各类学校3454所，在校学生373.4万人，专任教师22.6万人，成为全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高等教育更是领先于全国，1978年北京全市高校仅有35所，在校学生4.9万人，专任教师2.1万人，2015年北京普通高等学校达175所，在校学生59.3万人，专任教师6.9万人（见表3）。北京的文化事业始终保持在全国领先地位，传统历史文化受到保护，现代公共文化设施先进，文艺演出事业繁荣，大众传媒等文化产业发达。卫生事业不断改革发展，多项指标位居全国前列，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公共卫生、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深入。体育事业进一步繁荣，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发展迅速，群众体育获得较快发展，竞技体育实现新飞跃，尤其是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以后。环保事业建设全面展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环保投资总量居于全国先进水平，环境综合防治取得成效，经济增长和消费方式逐步调整，民间环保组织日渐活跃，公众环保意识明显增强。
表3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社会事业建设情况比较
4．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经过近4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北京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2015年北京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2859.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569.0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是1978年（365.4元）和（224.8元）的144.7倍和91.5倍（见表4）。居民消费水平和结构发生巨大变化，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36642元和15811元；2015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22.1%和27.7%，分别比1978年下降36.6个和35.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就业得到充分保障，2015年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为1.39%。居民居住状况有了较大改善，城乡居民人均住宅使用面积分别达到33.2平方米和43.0平方米。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发展迅速，2015年公共交通运营线路长达2.1万公里，轨道交通长达554公里。社会治安状况总体良好，社会秩序基本稳定，综合治理成效显著，首都社会保持了长期稳态运行。
表4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人民生活情况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出台城市总规（见图2），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非典”和禽流感事件等。一系列重点事件的发生既反映了首都社会建设从无到有再到有特色的发展历程，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建设机制的完善，促进北京社会建设适应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要求。
图2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四版城市总规演变
资料来源：根据1983年、1993年、2005年、2017年四版城市总规整理。
社会建设与城市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城市总体规划则是城市发展阶段特征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先后出台了四版城市总体规划，四版城市总规反映了所处阶段的建设重点，也体现了北京社会建设从无到有再到有特色的过程。
1．1983年城市总规重点在恢复建设
1983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进行批复：北京的城市性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城乡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服从和充分体现这一城市性质的要求；到2000年北京市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大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继续兴建住宅和文化、生活服务设施；搞好郊县的村镇建设；大力加强城市的环境建设；积极改革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解决条块分割、分散建设、计划同规划脱节等问题；安排好城市建设资金；切实加强对首都规划建设的领导。1983版总规是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的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也是北京城市建设在经历拨乱反正后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有力地推动了北京市经济、文化、基建、村镇、环境、管理等方面城市建设的恢复。
2．1993年城市总规重点在两个中心建设
1993年10月6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修订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年—2010年）》，并做了重要批复，明确指出北京的城市性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要将北京建设成经济繁荣、社会安定且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用地布局，促进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严格控制人口和用地发展规模；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城镇体系的布局，实行城乡统一的规划管理；切实保护和改善首都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古都风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步伐。此后，北京市重点围绕两个中心建设，从政治服务、文化发展两个方面重点着手，加快推进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3．2005年城市总规重点在可持续发展
2005年1月12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正式通过。《规划》明确指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规划》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针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生态环境发展、城市空间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总体策略，为后期城市规划的修订奠定了重要基础。具体来看，《规划》明确了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以下内容：形成中心城—新城—镇的市域城镇体系；2020年北京市实际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1650平方公里以内；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建设节约型社会；处理好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宜居城市；加强污染防治和环境保护工作；加快基础设施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做好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
4．2017年城市总规重点在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衔接
2017年9月29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正式发布。《规划》对接“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结合“四个中心”
城市战略定位和“四个服务”
基本职责，明确了近期（2020年）、中期（2035年）、远期（2050年）三个阶段的发展目标。《规划》提出了新的城市空间结构，即“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
，就疏解非首都功能、城市可持续发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城乡发展一体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并针对发展目标提出的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制定了评价指标体系。
亚运会与奥运会的举办对北京的影响极其深远，既为北京与世界交流打开了一个窗口，也为北京站上世界舞台提供了重要平台和契机。无论是政治、经济方面，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重大赛事的举办都促进了北京与世界的交融，对于北京打造“四个中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1990年亚运会的举办让北京走向世界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幕，36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的5200名运动员参加了27个比赛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的角逐。亚运会是亚洲体坛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赛事。举办亚运会，说明中国国际影响力日渐扩大，体现了亚洲各国对中国和北京的信任与支持，更显示了中国和北京对亚洲体坛的奉献与责任，这也是北京进一步打造国际化都市和走向世界的契机。
首先，举办亚运会有利于提升北京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亚运会首次在北京举行，向全亚洲乃至全世界展示了北京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风采，以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新闻联播对亚运会的反复报道也是对北京的反复宣传，极大地提高了北京的综合竞争力、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让亚洲和世界各国进一步认识北京、记住北京，加快了北京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进程。
其次，亚运会的举办极大地促进了北京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亚运会期间，北京迎接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和全国各地的观众与游客，这为北京旅游业及其他关联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而亚运会的举办还促进了北京地区就业水平的提高，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许多工作岗位，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最后，亚运会的举办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建设和民生改善。亚运会促进北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惠及老百姓；改善环境，改造旧城区，提升居住舒适度；完善交通网络，改善交通条件；新建和翻修的体育馆赛后将成为北京市民休闲运动的场所，极大地丰富了市民的娱乐生活。
2．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标志着北京与世界级城市的正式接轨
2008年北京奥运会（第二十九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2008年8月8日到2008年8月24日在北京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共有参赛国家及地区204个，参赛运动员11438人，设302项（28种）运动，共有600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官员参加。
从政治方面来说，奥运会有助于提升中国和北京的国际声望、强化民族认同感、增强社会凝集力、增强社会的整合能力、改善社会风气、增强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加快社会发展进程。北京奥运会为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有效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从经济方面来说，奥运会有助于促进北京的经济发展，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就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等棘手的经济问题，形成所谓的奥林匹克景气；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为培育形成新兴产业、重点产业提供契机；提升举办城市的知名度和吸引力，提高城市的现代化水平，有效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从社会方面来说，奥运会有助于促进北京形成更加法治化、社会化的社会治理机制。首先，通过实行知识产权保护、契约管理等奥运规则与标准，完善社会法治机制。其次，通过强化、巩固筹办奥运期间的社会合作关系，完善社会合作机制。最后，通过奥运筹办期、举办期的志愿者活动和全国范围的奥林匹克教育，完善志愿服务机制（见表5）。
表5 申奥成功后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法规
从文化方面来说，北京2008年奥运会有别于以往奥运会，这是奥运文化第一次与最具东方文化特征的中国文化直面交流，因此中国文化对奥运文化的影响比任何一届奥运会都要强，这是国内外诸多学者、专家达成的广泛共识，而且他们坚信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的奥林匹克运动必将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奥运会也为中国文化、首都文化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平台，为促进首都与世界的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市社会建设经历了一次次突发事件，从“非典”到禽流感，这些重大事件在当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但也促进了北京社会建设机制的完善。尤其是“非典”、禽流感事件，极大地促进了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机制的完善，能有效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影响，促进社会安全稳定。
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又称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简称“SARS”）暴发。随后，北京市成立了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发布了《北京市实施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预防控制措施若干规定》和《北京防治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应急预案》。2004年，针对禽流感暴发，北京市下发了《北京市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和《关于加强当前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工作的通知》（京政发〔2005〕45号）。
突发事件的发生引起了重点关注，北京市积极加强应急工作机制研究，完善应急工作机制，加快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的应急指挥系统。2004年6月，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应急指挥系统研究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指出，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区县（委办局）两级应急指挥系统，以快速应对反恐、重大火灾事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交通事故等各类突发事件。2005年4月，北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统一领导本市突发公共事件应对工作。市应急委办公室为市应急委的常设机构，设在市政府办公厅，加挂北京市应急指挥中心牌子，并明确了委员会的主要职责。2006年4月8日至5月15日，市政府办公厅先后印发通知，将市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治重大动物疫病指挥部、市防火安全委员会、市森林防火指挥部、市防震抗震工作领导小组、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市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分别加挂市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指挥部、市消防安全应急指挥部、市森林防火应急指挥部、市地震应急指挥部、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指挥部、市反恐和刑事案件应急指挥部的牌子；成立市人防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市城市公共设施事故应急指挥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市建筑工程事故应急指挥部、市防控危险性林木有害生物指挥部。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要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则以明确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评价指标体系的形式，对北京城市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因此，在未来的社会建设中，北京市要按照党的十九大和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结合2022年冬奥会的举办，从以往的社会建设中借鉴经验，立足当前实际，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北京建设成为在政治、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具有广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城市，建设成为人民幸福安康的美好家园。具体来看，要对接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标准（见图3），将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从加大社会建设投入、完善社会建设机制、突出民生重点、强调公平与正义等方面入手，加强社会治理创新，全面推进社会建设。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专门就社会建设进行了阐述，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分别对社会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目前，北京已经在许多方面，特别是经济建设方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但是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而这些问题大多集中在社会建设领域。这与我国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状相符。这表明，北京的社会建设是滞后于经济建设的，要彻底摆脱初级阶段落后不发达的状况，社会指标难于经济指标。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可以预测经济建设将继续得到较大的发展，但是比较而言，由社会建设滞后所导致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治安等社会领域的民生问题将日益凸显，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这其中，既有生产力依然落后的原因，也有社会建设滞后的原因。而单凭经济建设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经济建设解决的是增长与效率的问题，而目前如何协调利益，实现公平分配已经成为与增长和效率并重的突出问题。这一问题必然要通过社会领域的建设来解决。
图3 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http： //zhengwu.beijing.gov.cn/gh/dt/t1494703.htm， 2017年9月29日。
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并不是要以社会建设取代经济建设，而是经济建设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的必然要求。随着北京经济建设的深入推进，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智力密集型的高端产业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这离不开社会事业发展在科技、人才等方面的支撑。同时，经济的进一步健康持续发展，要求创造公正、开放、合作、包容、有序、文明的社会环境，使人们各尽其能、劳有所得，鼓励奋发有为、勇于创业，这些都有赖于社会建设的开展。因此，将社会建设摆在重要的位置也是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
社会建设涉及面广，任务繁杂，需要协调各个部门、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因此，社会建设要取得成效，必须加强社会建设的组织领导并加大各项投入。
第一，加强社会建设的组织领导。过去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中央到地方最基层都成立计划生育委员会作为组织上的有力保障，使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开展社会建设的一条极其重要的经验启示。在社会建设被明确提出来以后，2007年，中共北京市委率先成立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政府成立了社会建设办公室，两机构合署办公，负责领导组织、协调全市的社会建设工作。北京市还在各区、县建立相应的机构。社会建设组织领导机构的建立，为社会建设的全面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当然，社会建设组织机构如何有效开展工作，其运行管理机制的建立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可以借鉴基层政府在推进政府、社会、居民多方共建方面的实践经验，尝试建立多元参与机制，不断提升社会建设与社会治理成效。
第二，加大对社会建设的人力投入，建立一支高效的社会建设人才队伍。在经济建设中，我们培养造就了一支庞大的经济工作者队伍和经济建设的研究者队伍。同样，社会建设也需要一支庞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和社会建设的研究者队伍。从现状来看，社会建设的这支队伍力量小且分散，没有形成合力和组织优势。今后，应通过建立相应的机构和机制加强人才整合与队伍建设，并在实践中逐步壮大，培养造就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工作者队伍和研究者队伍。
第三，加大财力和物力的投入，这是社会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物质保证。北京社会建设取得突出成绩的背后，离不开财力和物力的投入，有投入才有产出。所以，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求，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把钱更多地花在老百姓的身上，这是开展社会建设的重要保证。
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协调社会群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对于实现社会有序和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北京社会群体、社会成员间，存在一定的结构张力。这种结构张力主要表现之一为收入差距的扩大，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之间所拥有的经济资源差距悬殊，而实际上这种悬殊的经济分化仅仅是我们根据表象数据分析出来的结果，如果考虑到那些隐性的收入分化，经济分化程度还会更高。这种过大的收入差距导致阶层间存在着较大的张力。从社会关系来看，由于社会结构张力的存在，当前的社会关系也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根据相关调查，从公众的主观判断来看，在关于当前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程度判断上，认为有严重冲突的占到7.04%，认为有较大冲突的占到16.55%，认为有一点冲突的为57.25%，而认为没有冲突的只有12.15%。在关于今后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是否会激化的判断上，认为“绝对会”和“可能会”的合计占到40%左右。
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具有迫切性，如注重财富分配中的公平导向机制。在实践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与经验，如价格听证机制、企业工资集体谈判等。但是，这些零星的做法并没有从制度上进行整合，因此，如何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应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努力方向。从目前的基层实践来看，以协商民主为导向的利益协调机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成效显著，这也是今后北京推进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建设的重要方向。
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幸福安康与国家长治久安，改善民生是社会建设的重点。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北京而言，目前人民群众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物质与文化生活需求进一步提升，群众要得到更好的教育、医疗服务，提高居住质量等。北京民生领域出现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短缺的问题，也体现了这种新的发展阶段的特征。因此，加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提高人民群众在这方面的享有程度，事关人民群众幸福安康和国家长治久安，也是社会建设的内在要求。
结合北京的实际，目前北京在改善民生方面的重点应是居住、教育、医疗三方面，而这其中住房问题又是最突出的民生问题。近年来，北京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这对于解决居住问题、改善居住质量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出于诸方面的原因，目前北京商品房价格已经远远高出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与消费水平，而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力度又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住房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对此，不能简单地只通过市场加以解决，政府的政策调控已经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要大力发展保障性住房，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建立政策性租赁住房制度，进一步严格规范管理，真正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问题，解决“夹心层”
群体的住房困难，并将保障范围逐步扩大到引进人才和处于婚育阶段的年轻人等群体，把外来人口纳入保障体系，切实保护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权益。
北京作为“首善之都”，首先应当是公平与正义之都，是一个不存在身份歧视的城市，一个机会均等的城市。但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些障碍仍然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如户籍、人事、住房、福利、社会保障等制度的不合理，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北京应当从上述制度改革入手，加大社会政策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对此，要消除就业方面的身份歧视，消除分配中的不合理与不公平现象，切实维护普通群体的利益，把社会弱势群体纳入体制保障中。
当前，要在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上有所突破。根据有关数据，北京的基尼系数为0.46，已经超出0.4的警戒线水平。
当然，只要存在社会分工，收入差距必然客观存在。但是，当前收入差距扩大除了有一定合理性，非合理性原因也客观存在。对此，要打击各种非法牟利行为，取缔各种非法收入，理顺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