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自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开始，伴随着快速城镇化的展开，中国城乡社会发生了剧烈变迁。对此，中外学界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迄今为止，已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将城乡社会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城乡交界地带社会阶层及群体构成的复杂性，加上无系统的资料记载可以凭借，导致其研究非常困难。正是在上述背景之下，华中师范大学刘杰副教授根据其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的《跨体制群体：“自理口粮”户籍身份的结构化形塑》一书的出版，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以“自理口粮”户籍身份群体为研究对象，并将研究置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变迁的社会大背景下。目前，学术界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变迁下户籍群体的研究主要将对象集中在农民、市民以及农民工，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这些研究大都是单向度的研究，将农民、市民置于纯粹的农村社会或城市社会进行研究，将农民工置于城市社会中研究权利的缺失以及如何市民化等问题。这些研究聚焦于这些户籍群体本身，抑或从这些户籍群体出发聚焦于社会变迁，缺少社会变迁和户籍群体关系层面的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的这些研究大多是宏观层面的整体性研究，以至于我们对城乡二元结构变迁过程中农民、市民以及农民工这些户籍群体的生活、命运的理解都是高度概念化的，缺乏对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如何影响一个个社会大众，尤其是社会底层“小人物”生活、命运的生动、鲜活呈现。本书所关注的研究对象“自理口粮”户籍群体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和转型中被遗忘的“小人物”，但是他们几十年的生活和命运恰恰与中国社会变迁和转型息息相关，他们现今的命运和生活现状已与他们长期的奋力挣扎和无力抗争紧密关联。开展这一群体生活、命运的研究，特别是聚焦这一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身份诉求，对于理解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与个人生命轨迹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典型意义。

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对于户籍群体的研究有所贡献。

第一，从发展社会学的角度赋予“跨体制”崭新内涵。“跨体制”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学术界关于“跨体制”的研究不多，主要集中在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领域，多用于分析国企高管从体制内到体制外实现身份转换的社会资本优势等。本书的“跨体制”概念则从发展社会学的理论视域出发，聚焦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跨体制”。从广义上而言，“农民工”和“自理口粮”户籍群体都属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跨体制”群体。但农民工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跨体制”群体，因为他们在农村有土地作为最后的依托，依然保留着“乡愁”，进可攻退可守；而“自理口粮”户籍群体在获得这一身份的同时，必须放弃农村户口和土地，有着一丝“义无反顾”的决然。这一群体突破了我国户籍制度长期采用的“农业”与“非农”二元结构模式，是一种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跨体制的并被视为“另类身份”的户籍类型。在这一语境下，本书赋予“跨体制”不同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内涵，既包含社会形态上的“跨体制”，也包括身份类别上的“跨体制”。通过对社会形态上的“跨体制”研究，本书为城乡接合部这一城市化进程中横跨乡村和城市两大社会形态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进行了“去污化”分析，赋予新的功能定位和社会作用；通过对身份类别上的“跨体制”研究，本书呈现了“自理口粮”户籍群体在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进退两难”的尴尬身份。

第二，从历史社会学解释变量的结构性和行动者的能动性双重角度出发，采用“关键节点”的方式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自理口粮”户籍群体对社会变迁的高度敏感以及展开的系列身份诉求进行了长时段的系统梳理，回应了社会学的基本理论命题。本书在追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上，将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发展变迁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将具有时代意义的社会政策颁布作为阶段划分的“关键节点”，并勾画出三个不同历史阶段中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变迁的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社会大众，特别是“小人物”的生活、命运的影响。正是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变迁总体性状况把握的基础上，本书对“自理口粮”户籍群体的身份诉求进行分析，勾画各大行动主体和社会力量对东村“自理口粮”户籍群体身份诉求行动的结构化形塑，从而达到深描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与个人生命轨迹之间的相互关系，回应“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这一社会学基本命题。

第三，本书兼具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真切感。“自理口粮”户籍群体是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的特定产物，其身份诉求的历程同时也是社会大众，尤其是“小人物”生活、命运的鲜活呈现。本书立足于丰厚的历史文献和翔实的调研资料，以“自理口粮”户籍群体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身份诉求为线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二元社会体制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对与之相伴随的相关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社会大众的生命轨迹进行了全方位的、多角度的考察和分析，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交汇。本书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但是通读全书不难看出字里行间浸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全书立足于当代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在文字和情感上深入“自理口粮”户籍群体的生活空间和精神世界，以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基调，用严肃却不失人性化的笔调，展现了这一群体30多年来的期盼与失望、抗争与无奈，理智而客观地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制度变迁、社会转型与个人生命轨迹之间的相互关系。

刘杰是我的研究生，作为湖湘农家子弟，自2000年考入吉林大学求学以来，学习努力刻苦，对社会学具有较强的悟性，先后完成了本科、硕士、博士学业。记得大约是从2005年开始，我与长春市民政局合作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城乡接合部社会管理调查，这是我进入城乡接合部研究领域的开始。刘杰当时恰好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经常作为调查领队奔走于长春市周边的村落之中，在调查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长春的城乡接合部，当我们第一次听到“自理口粮群体”这一概念时，顿时产生一连串无限的遐想，刘杰遂决定以此为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题目，围绕这一特殊群体展开研究。故在项目调查结束后，刘杰又重新返回城乡接合部村落，展开了较长时间的持续性意义上的扎根调查，搜集到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和口述访谈资料，为博士学位论文的撰写提供了比较充实的资料基础。刘杰博士毕业后，前往富有农村研究传统的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任教，在教学和科研之余，对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进一步的加工修改，写成此部学术专著，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该书即将付梓之际，请我作序。作为导师，我为刘杰在学术研究的征程中取得的学术业绩而感到高兴；同时，也应该在序言中回忆一下本课题研究的缘起及展开操作的过程。希望刘杰能够不忘初心，牢记刚刚步入学术殿堂“学步”过程中的这段难忘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之旅，持续展开研究，成为一个有志于真正意义上“学术发现”的有为青年。

田毅鹏
2019年7月于长春吉林大学东荣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