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居延汉简中的两汉民族史料

居延汉简泛指近代以来黑河流域居延地区（在汉代主要是张掖郡居延都尉府和肩水都尉府辖区）出土的3万余枚汉代简牍。具体出土地点有30个左右，大都是长城烽燧、城鄣、关卡遗址，其中汉代甲渠候官遗址——破城子（编号A8）出土近13000枚，肩水金关遗址（编号A32）出土12000余枚，肩水都尉府遗址——大湾（编号A35）出土1500余枚，肩水候官遗址——地湾（编号A33）出土3000余枚，卅井候官遗址——博罗松治（编号P9）出土346枚，是其中出简数量较多者。还有其他多个遗址出土的零星汉简，总计有2000枚左右。

近百年中，居延汉简主要有四次大规模发掘，分别是20世纪30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居延考古队、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9～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发掘。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贝格曼等人于1930年4月27日到1931年3月27日的11个月内，踏查了黑河流域410多处遗址，在30个不同地点486个坑位出土了1万多枚汉代简牍，该批简牍于1931年5月运抵北平，先后由傅振伦、傅明德、马衡、刘半农、向达、贺昌群、余逊、劳榦等学者开展整理、释读工作。目前该批简牍藏于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其图版见于台北出版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居延汉简补编》，大陆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居延汉简甲乙编》等书，最新红外线照片可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网站线上申请查阅，释文则见于劳榦《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谢桂华等《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等著作。

1972年至1976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沿黑河流域，南起金塔县双城子，北至额济纳旗居延海，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1973年至1974年，居延考古队对甲渠候官（即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编号P1）、肩水金关等三处不同类型的汉代烽燧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其中甲渠候官遗址出土7933枚，第四燧出土195枚，肩水金关出土11577枚，总计新出简牍19700余枚。如果算上1972年考古调查时采集的近800枚和1976年对额济纳旗布肯托尼以北地区考古调查时采集的173枚，总数则超过2万枚。这2万余枚汉简，不仅在数量上超出20世纪30年代居延汉简近一倍，是我国历来发现汉简最多的一次，而且其发掘严格按照科学要求进行，在出土地点、层位、断代、编缀等方面均取得了系统的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与20世纪30年代出土居延汉简相比，新居延汉简最显著的特点是有大量较完整的简册出土。在甲渠候官遗址一个不足6平方米的小室内发现近900枚汉简，从中整理出从王莽天凤到东汉建武初年四十余册完整或基本完整的文书简册，不能不说是汉简发现史上的一个奇迹。20世纪70年代出土之居延汉简，保存于今天的甘肃简牍博物馆，其整理考释工作得到了国家的重视，由豪亮、初师宾、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等学者参与，其中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隧出土和相关采集简已整理完毕，其图版、释文见于《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一书，红外照片也将在近期出版。肩水金关汉简的整理工作目前也已结束，出版完毕。《肩水金关汉简》不仅包括11000余枚汉简的彩色照片和释文，还包括了珍贵的红外线照片，学术研究价值巨大。

198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地湾遗址的发掘，出土简牍近1000枚，其资料至今尚未公布。1999年至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主要是甲渠塞下辖部分烽燧）的调查、发掘，所获汉简500余枚，照片和释文收录于魏坚主编的《额济纳汉简》一书。

居延汉简中有较多关于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尤其是汉匈关系的史料。其主体内容是汉王朝在黑河流域针对匈奴的军事防御和屯戍文书，其中呼韩邪单于依附汉朝对郅支单于展开军事行动，汉光武帝时期甲渠塞“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书，击匈奴降者赏令，捕斩匈奴虏反羌购赏科别，针对“匈奴人昼入”之烽火品约，有关胡虏入寇攻隧之战争报告，始建国二年新莽分匈奴十五单于及发兵诏书等内容，对汉匈关系史的研究相当重要。 NUfPl8Ucqi5nSp365SZsWxDvHx3rBbqkUCFdx7eT6XjE6U6L4nMl6Kr1/sejN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