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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随着河西简牍、考古资料等新材料的问世，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拓展，为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汉代是中国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确立的时期。在此时期，汉民族最终形成，华夏文化圈不断向外辐射，汉民族与周边民族建立起频繁联系。以汉族为中心的各民族间的交往、融合最终对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汉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得失成败也直接影响了帝国的兴衰，其经验教训同样值得总结。
《史记》卷15《六国年表》称，“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以河西和西域地区为主要舞台展开的汉王朝与西北诸民族的关系可谓汉代民族关系的重中之重。河西地区在汉武帝时期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成为汉王朝处理西北民族关系的前沿阵地。这一地区既是汉族民众持续涌入的移民输入地，也是中原与西域交通的咽喉地带，更是汉匈、汉羌以及匈羌等各民族交流、联系的纽带地区。在此地域上发生的各民族的悲欢离合，深刻影响了汉帝国的盛衰兴亡，更影响了河西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势。
历史研究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新史料的发掘上，而新史料的发掘对研究领域拓展和研究方法创新又具有推动作用。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而陈寅恪所说的新材料主要即指王国维所说的包括“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化四大发现。
关于汉代西北民族史的研究，长期以来只能借助于前四史中有关匈奴、西域、西羌的相关传记和《水经注》等史地书的零星记载。利用这些传世文献进行民族史研究，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第一，文献不足正是研究中面临的主要困难，直接制约了研究工作的深度和广度；第二，传世文献多是官方或史家有意识地对原始史料的再加工，“官方意识”和主观倾向明显，是“有意的史料”，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控制、引导和限制后人认识过去的工具，并大体操纵了人们的历史记忆，而真正的第一手资料文书档案却往往被主动或被动销毁。正如侯旭东先生《“史书”出，“史料”亡》所说，中国古代存在着“‘史书’出，‘史料’亡”的情况，传世文献无法全面、准确地传递时代信息。
具体到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领域，这个问题就更为突出。由于相关书写者和材料“加工者”大都是受正统“儒家思想”强烈影响的汉族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故今天的研究者依据传世文献展开相关研究，很难突破汉族中心论、民族冲突论等藩篱，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方面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幸运的是20世纪以来，西北地区，尤其是河西走廊上大批汉简的出土，为汉代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史料，开拓了新的视野。
河西简牍主要包括今酒泉市境敦煌市、玉门市和肃州区出土的28000多枚有字敦煌汉简（含悬泉置遗址出土的23000多枚汉简），酒泉市金塔县和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的32000多枚居延汉简，及武威、永昌水泉子、临泽黄家滩和高台骆驼城等地出土的零星简牍2000多枚。河西简牍总计63000枚左右，其中绝大多数是汉简，占全国出土汉简的80%以上。河西简牍以汉代河西走廊上的军事屯戍行政文书为主，由于汉代河西军事屯戍的主要目的即“隔绝羌胡”，故其中多有关于汉匈、汉羌等民族关系的记录。而敦煌作为中西交通的孔道，是西北各族与汉王朝正常交往的门户，因此敦煌汉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出土于汉代悬泉置这一交通要津的敦煌悬泉汉简中，有大量关于中原王朝与西北各族政治、经贸、文化交往的信息，有较多关于汉代管辖西北诸族各军政机构运转的文书档案。这些材料作为未经史家“有意”加工过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对汉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来说，更是异常珍贵。通过这些材料，我们可以突破前人的研究窠臼，可以拓宽研究广度，挖掘研究深度，可以描绘两千年前河西地区各民族交往的细节，可以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可以深化对丝绸之路文化带建设和河西地方，尤其是敦煌、酒泉地方开发史的认识。
百年来，河西汉简研究取得了较大成果，但毋庸讳言的是成果多集中在汉代文书行政、军事屯戍研究领域，而关于汉代民族关系的研究则颇显匮乏。除了个别探讨具体问题的零星论文外，系统、综合利用河西汉简，从总体上把握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并通过民族关系反馈河西地方史的研究则非常少见。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倡议。在河西走廊这一多民族地区建设丝绸之路文化发展带，更应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利用河西简牍这一特色资源，研究汉代西北民族关系这一特色问题，具有较强的学术和现实意义，其成果不但有利于推动简牍学、汉代民族关系史、汉代河西地方史等学术研究的进步，更对丝绸之路经济文化带建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历来是秦汉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从目前来看，研究此问题的史料大概有以前四史为代表的传世文献，近代出土的简牍材料和相关墓葬、遗址出土的其他考古材料。简牍材料和考古材料大都出土于近现代，故20世纪前的研究多以传世文献为依据。20世纪后的研究虽有兼重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考古资料者，但总体来说，在宏观视野、史料综合运用等方面仍有缺陷，尤其是河西简牍材料中的相关内容尚未被全面、深入发掘，阻滞了简牍学和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的开展，其教训值得反思。
汉代的西北民族关系，尤其是汉匈关系，早在汉代就已被学者关注。汉初贾谊《新书》有《匈奴》一篇，是关于匈奴习俗及汉王朝对匈政策的政论。晁错有《言兵事疏》《募民实塞书》，也都是针对汉初汉匈关系提出的应对措施。桓宽《盐铁论》反映了西汉中期汉王朝内部关于汉匈及汉王朝与西域关系的争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虽是文字学著作，但其释字也反映了汉代中原民众关于西北诸族的认识。稍后的《论衡》《风俗通义》等子书也都涉及汉王朝与西北民族的关系，尤其是汉末生长于西北边地饱受羌乱困扰的王符所著《潜夫论》，更是有大量关于汉羌关系、东汉御羌政策的内容，其中《劝将》《救边》《边议》《实边》诸篇皆针对东汉羌乱而作，反映了生活于斯时斯地之汉族知识分子对周边少数民族之看法，极具参考价值。
除了汉代子书，前四史中皆有匈奴、西域及西羌诸传，可见早在汉晋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之关系就已是当时史家关注的热点问题。司马迁、班固皆论“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史记》《汉书》中分别有《大宛列传》《匈奴列传》和《西域传》《匈奴传》。范晔生长于南北朝动乱之际，抚今感昔，更是满怀感情评点“二汉御戎之方”，《后汉书》之《西羌》《西域》《南匈奴》诸传，论及两汉在处理西北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得失成败，“经纶失方”，可谓一代宏文。
此后，历代学者皆着眼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利用各种传世文献，研究汉代西北民族关系问题。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有关于汉代河西地理和西北民族迁徙的记载。唐代杜佑《通典·边防典》中“北狄”“西戎”部分收集有大量秦汉时期西北诸族发展的材料，杜佑研究历史立足现实，认真考评汉代西北民族政策得失，探寻“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终以事胡为弊。汉武资文景之积蓄，务恢封略，天下危若缀旒。王莽获元始之全实，志灭匈奴，海内遂至溃叛”
的问题。唐宋时代的类书中，也收录有不少关于汉代西北民族的史料，《太平御览》“四夷部”、《册府元龟》“外臣部”皆有较多汉王朝与西北民族交往的记录，值得重视。宋代之后，学术笔记盛行，其中不乏有关汉代西北民族问题的论述。《容斋随笔》“羌戎畏服老将”，顾炎武《日知录》“夷狄”，赵翼《廿二史札记》“汉使立功绝域”诸条，皆是对两汉西北民族问题的论述。乾嘉之后，西北舆地学大盛，徐松结合传世文献、立足实际考察，撰《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等著，探讨新疆地理与汉王朝与西域诸国之关系，成就最大。
近代以来，民族史成为历史学的一重要分支学科，故汉代西北民族关系的研究也更为民族史及秦汉史学者关注。王国维《鬼方昆夷猃狁考》，蒙文通《古代民族迁徙考》《周秦少数民族研究》，黄文弼《古代匈奴民族问题之研究》《论匈奴族之起源》《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冯家昇《匈奴民族及其文化》《大月氏民族及其研究之结论》，任乃强《羌族源流探索》，曹怀玉《商周秦汉时期甘肃境内的氐羌月氏和乌孙》，杨建新《关于汉代乌孙的几个问题》，王炳华、王明哲《乌孙研究》，余太山《古族新考》，王宗维《西戎八国考》《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郝树声《论月氏在河西的几个问题》，管东贵《汉代的羌族》，钱伯泉《西域的羌族》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匈奴民族考》、羽田亨《大月氏及贵霜》等著述研究匈奴、羌、月氏、乌孙等西北民族族属，有许多真知灼见；
张耀庚《汉代之边患》，余嘉锡《汉武伐大宛为改良马政考》，黄文弼《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佛教传入鄯善及西域文化的输入问题》，王德昭《汉匈关系史初稿》，孙毓棠《汉与匈奴西域东北及南方诸民族的关系》，方豪《中西交通史》，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驹井义明《前汉匈奴与西域的关系》，苏治光《东汉后期至北魏对西域的管辖》，李开元《论汉代大宛和汉朝的西方政策》，林幹《乌孙及其与西汉王朝的关系》，王力、王希隆《东汉时期羌族内迁探析》，余英时《汉代的贸易与扩张》，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宋超《汉匈战争三百年》等著述重点考察了汉王朝与西北诸族之政治、军事关系与经贸往来、文化交流；
安作璋《汉代西域都护的建置及其作用》，李大龙《两汉时期中央王朝派往匈奴的使者述论》《汉唐藩属体制研究》《两汉的边吏与边政》，王宗维《汉代的属国》等著述则以汉王朝对西北诸族的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汉代政治、军事管理西北民族的行政、军事机构建置。
此外，马长寿《北狄和匈奴》《氐与羌》，林幹《匈奴通史》，陈序经《匈奴史稿》，余太山《塞种史研究》《西域通史》，冉光荣等《羌族史》，胡小鹏《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东汉、三国卷》，藤田丰八《西域研究》，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王钟翰《中国民族史》，田继周《秦汉民族史》等著作，或以匈奴、西域、羌族为专门研究对象，或综论汉代西北少数民族，其中也有不少关于汉王朝与西北诸族关系的讨论，值得参考。
尤其是武沐《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秦、西汉卷》尽可能地结合国内外学术界的相关研究，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以及宗教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较为系统地对秦、西汉时期西北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书辨析了秦、西汉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族源、迁徙状况，提出了较多新见，如认为匈奴族并不起源于中国史书中的“薰鬻”“猃狁”，而是起源于蒙古草原上的一支游牧部落。并着重对秦、西汉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进行总体评估，考辨和论述了秦、西汉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各项制度，并以匈奴为代表，深入探讨了此时期西北少数民族政治制度中的王位继承制，法律制度中的刑法、司法制度，亲属组织中的婚姻制度。同时还概述了秦、西汉时期西北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风俗习惯、文学艺术，以及秦汉中央王朝与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近年来有关汉代西北少数民族史研究的力作。
上述论著从各层次、各角度探讨了汉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的关系及汉王朝的西北民族管理制度，取得了较大成果。但遗憾的是它们主要是从传世文献、西域语言等角度展开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大都未采用近代出土的简牍资料，不能不说是巨大遗憾。由于传世文献相关内容较少，故上述涉及汉王朝与西北诸族关系的著作，多是罗列前四史相关传记所述汉匈、汉羌、汉与西域诸国交往的史实，相互间内容多有重复，整体上创新性不强。
以河西汉简为主要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开展的汉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是与简牍学同步发生的。罗振玉、王国维《流沙坠简》以敦煌、罗布泊、尼雅出土汉晋简牍为主要材料，即有关于汉王朝西北民族关系，尤其是与西域关系的讨论。
1930年居延汉简出土，劳榦率先展开研究。氏著《居延汉简考证》中即有“西域”（1-3）、“羌人”四则，分别利用相关汉简考证了傅介子杀楼兰王、宣帝时期西域都护郑吉活动、乌孙小昆弥与汉的交往、汉王朝抚恤羌乱死事者等问题；《两汉政府在西域的经营》一文则结合汉简与传世文献探讨汉王朝的西域政策，拉开了以居延汉简研究汉代西北民族问题的帷幕。
此后，陈直《汉书赵充国传与居延汉简的关系》利用居延汉简材料研究《汉书·赵充国传》中的汉羌军事行动，
金少英《汉简臆谈》中重点论述了西域都护一职，
陈梦家《汉简所见居延边塞与防御组织》、日本学者伊藤道治《汉代居延战线的展开》和市川任三《汉代居延甲渠战线的展开》等文探讨汉王朝针对匈奴的西北军事防御体系，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1972～1974年甲渠候官、肩水金关等遗址大量简牍，1979年马圈湾汉简，2000年左右额济纳汉简的出土，更大大激发了学界利用河西汉简研究汉代西北少数民族史的热情，尤其是甲渠候官汉简“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书、额济纳汉简王莽始建国二年分封十五单于诏书和马圈湾汉简王莽天凤年间西域战争的内容更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居延汉简的“秦胡”称谓曾引起大家关注，方诗铭《释“秦胡”——读新出居延汉简“甲渠言部吏毋作使属国秦胡卢水士民书”札记》，初师宾《秦人、秦胡蠡测》，王宗维《秦胡别议》，吴礽骧、余尧《居延新获建武秦胡册再析》，邢义田《“秦胡”小议——读新出居延汉简札记》，李志敏《支胡考——兼谈秦胡在史册消失的原因》，胡小鹏、安梅梅《“秦胡”研究评说》等文探讨了“秦胡”的内涵，有认为“秦胡”是对汉人、胡人并称的，有认为是已归化之胡人的，也有认为是汉时已归化之月氏胡者。
王宗维《居延与朐衍之戎》、赵永复《关于卢水胡的族源与迁移》、赵向群《卢水胡起源考论》、王青《也论卢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处和族源》等文利用居延汉简分析汉代河西地区诸胡的起源、迁徙情况，也多有建树。
汪桂海则较重视居延汉简在汉匈关系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氏著《从汉简看汉人逃亡匈奴之现象》《汉简所见匈奴对边塞的寇掠》等文探讨了汉匈边塞地区的战争与交往。
罗新《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邬文玲《始建国二年与匈奴关系史事考辨》等文以额济纳出土新莽始建国二年分封匈奴十五单于诏书册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了新莽初期与匈奴的关系，论述了王莽的民族政策。
王庆宪《从两汉简牍看匈奴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张忠炜《额简“购赏科条”再研究》，特日格乐《简牍所见汉匈关系史料概述》《简牍所见王莽对匈奴采取的政策》等文利用居延汉简研究了汉匈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尤其是特日格乐《简牍所见汉匈关系史料整理与研究》一书，综合利用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材料，全面探讨了汉代对匈奴的预警体系，重点分析了汉匈关系中的一些重要事件，内容翔实，是近年来利用汉简研究汉匈关系的一篇力作。
马圈湾汉简中的新莽与西域战事，也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吴礽骧、张俊民《新获马圈湾汉简中的西域资料》，胡平生《敦煌马圈湾木简中关于西域史料的辨证》，孙占宇《马圈湾汉简所见一次发生在车师的战争》《敦煌汉简王莽征伐西域战争史料研究综述》，汪桂海《敦煌汉简所见汉朝与西域的关系》，张俊民《秦汉简牍文书反映的少数民族资料》等文根据简牍资料，对天凤年间的汉匈战争予以复原，进一步论述了王莽政权与西域及匈奴的关系。
李炳泉较注意马圈湾汉简中有关汉王朝西域职官的研究，《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等文讨论了汉代西域都护等职的设置、执掌情况和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管理方略，内容有较大突破，结论值得重视。
此外，贾丛江《关于西汉时期西域汉人的几个问题》《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等文从文化方面探讨汉王朝与西域关系，也有较大意义。
悬泉汉简出土后，有关汉王朝与西域、羌族关系的研究更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利用悬泉汉简研究西域问题开始于对一些代表性简册的研究，后来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视角则转向西域各国，如对乌孙、康居、大宛、车师、楼兰、于阗等国的研究都有学者关注。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结合史传记载对简文史实做了疏理，认为该册书与神爵二年长罗侯常惠送少主与乌孙和亲事件有关。
袁延胜也关注过《过长罗侯费用簿》，氏著《也谈〈过长罗侯费用薄〉的史实》对该册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该册书是汉王朝为打击匈奴、安定西域而派长罗侯增兵西域、加强西域屯田力量路过悬泉置时的开支账目。
乌孙是两汉时西域最大的国家，也是为数不多的游牧国家，与南北两道绿洲农业国家有不小区别。悬泉汉简中与乌孙相关的简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除了对《过长罗侯费用簿》简册的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利用其他简牍资料对汉与乌孙的交往进行阐述。何双全《西汉与乌孙交涉史新证——悬泉汉简所见西域关系史之一》结合长罗侯常惠的材料对汉与乌孙关系进行了考证。
袁延胜《西汉分立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辨》探讨了乌孙分立两昆弥事件，认为西汉分立两昆弥应是甘露二年（前52），而不是甘露元年。
氏著《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集中讨论了乌孙大小昆弥的设立，卑爰疐杀乌日领后归义西汉以及被孙建袭杀的事件。
何海龙《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的关系》对悬泉汉简中有关乌孙的简文做了整理，分析了汉与乌孙交往的历史过程，尤其提出了西域都护的设置是西汉与乌孙关系转变重要标志的观点。
康居是两汉时的中亚大国，留下的史传资料较少，悬泉汉简中与康居相关的材料也引起了学界注意。张德芳《悬泉汉简和西域诸国》结合《康居王使者册》论述了西汉与康居交往的历史。
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综合考察了悬泉汉简中甘露二年（前52）送康居使者文书、黄龙元年（前49）送康居诸国文书、永光五年（前40）康居等使诉讼文案、阳朔四年（前21）送康居王质子书等简册，重点阐释了汉与康居交往的文化影响。
王旺祥《敦煌悬泉置汉简所记永光五年西域史事考论》也对《康居王使者册》做了考证，分析了汉元帝时西汉与康居、于阗的正常交往关系。
郝树声《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考察了康居五小王都城等诸多问题，阐述了《康居王使者册》等简文在认识中国与西亚交往史上的重要价值。
车师是西域北道的重要城国，楼兰是西域南道的咽喉，后改名为鄯善，这两国与汉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关系，悬泉汉简中反映汉与车师、楼兰交往的简文也为学界关注。何双全《汉与楼兰（鄯善）车师交涉史新证》对汉与楼兰、车师关系进行了考述。
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结合悬泉汉简分析了楼兰（鄯善）与汉王朝交往逐步加深的过程，认为西汉时期楼兰与汉朝的关系主要是以汉与匈奴势力的消长和汉朝对西域的政策为转移，早在西域都护府建立之前，鄯善就已经在政治上接受了汉朝的管理，汉王朝在鄯善的屯田活动对维护西域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注意到了利用简牍材料对汉与西域国家关系做动态化观察，有较大学术价值。
大宛是与汉王朝交往较早的西域国家，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中的“大宛”简以及汉朝与大宛关系考论》对悬泉汉简中涉大宛史料全面收集，从总体上论述了汉与大宛关系的演变。
前揭张德芳《悬泉汉简与西域诸国》一文除考述了汉与康居的交往外，还综合考证了汉与大月氏、罽宾、乌弋山离等国交往的情况，使我们认识到两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交往的范围之广，补充了史书记载的不足。同时，张德芳《郑吉“数出西域”考论》重点探讨了宣帝时期汉王朝与西域交往的总体情况，也有较大价值。
关于利用悬泉汉简研究西域的状况，李炳泉《十年来大陆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研究综述》一文有较全面的论述，可以参看。
汉王朝在西域长期驻兵屯田，悬泉汉简中也有不少与此相关的内容。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考察了西汉在轮台、渠犁、伊循、赤谷城、车师的屯田状况，以及东汉三通时期在西域的屯田活动，指出了西域屯田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重要意义，重点对两汉在车师的屯田活动进行了历史性的探讨。
张俊民《“北胥鞬”应是“比胥鞬”》从简文出发，提出《汉书·西域传》所载的“北胥鞬”应为“比胥鞬”之讹，校正了史书之误。
李炳泉《西汉西域渠犁屯田考论》结合悬泉汉简对渠犁屯田的进程进行了考证，强调了渠犁屯田的意义。
刘国防《西汉比胥鞬屯田与戊己校尉的设置》对比胥鞬与戊己校尉的屯田状况进行了考证，指出了西汉中期西域屯田的变化趋势。
戊己校尉是汉王朝负责西域屯田、戍兵事务的重要职官，关于其执掌、设置，两《汉书》记载有相互矛盾的地方，悬泉汉简中有较多关于“戊己校尉”的资料，也引起了学界的兴趣，取得了丰硕成果。高荣《汉代戊己校尉述论》较早指出了悬泉汉简对戊己校尉研究的重要性。
李炳泉《两汉戊己校尉建置考》认为西汉元帝至哀帝和东汉明帝时所设的戊己校尉，实际上均为戊校尉和己校尉二职，后又合并为戊己校尉一职，无论是分设二职，还是仅设一职，其属官都分别有校尉丞、部司马、曲候及校尉史、司马丞、候令史等。
孟宪实《西汉戊己校尉新论》对戊己校尉的设置及隶属问题做了讨论。
王素《高昌戊己校尉的设置》系列文章是研究戊己校尉的力作，结合悬泉汉简对戊己校尉设立的背景、隶属、性质、设置员数、组织机构、罢废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
贾丛江《西汉戊己校尉的名和实》则对历史上戊己校尉的诸种解释给予了评价，并对戊己校尉的职能做了考析。
李蕾《汉代戊己校尉隶属问题再探》认为政治上敦煌太守负责管理戊己校尉的日常事务，在军事上北军中垒校尉对其实行统领，是对戊己校尉管理的进一步认识。
而贾丛江《西汉伊循职官考疑》则考论了伊循屯田及其隶属关系，认为西汉所设伊循都尉是属于敦煌郡的部都尉，伊循地区除存在隶属于敦煌郡候望系统的都尉职官外，还存在隶属于中央大司农屯田系统的职官。
西域都护是汉朝设在西域的监护机构，刘国防《汉西域都护的始置及其年代》对西域都护设立的年代及其职掌进行了考察。
殷晴《悬泉汉简和西域史事》也考证了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的相关史事。
此外，李炳泉《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新证》从悬泉汉简的材料出发，确认了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事实。
谢彦明《西汉中垒校尉“外掌西域”考辨》从文献入手，肯定了中垒校尉外掌西域的事实，并就相关原因做了分析，氏著《西汉中垒校尉职掌考辨》一文又对前说做了进一步阐述。
除了有关西域的史料外，悬泉汉简中还有丰富的关于羌人活动和反映羌汉关系的材料。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首先对有关汉羌关系的简文做了全面辑录，并就汉代羌人的职官、羌人的反叛情况、羌人的部落、羌汉关系等问题做了考述，奠定了此后学者利用悬泉汉简研究汉羌关系的基础。
此后，初世宾《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进一步对羌人的种族、西汉时羌人的叛乱、敦煌郡羌人的管理等诸多问题做了详细考证。
薛海波《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也就西汉对羌人的管理以及羌人叛乱问题做了探讨。
王力《两汉时期西羌内迁浅析》一文结合悬泉汉简，从中原的政治形势、西羌的人口压力、气候变化和中原王朝的对羌政策等方面分析了西羌内迁的动因，对于研究羌族的变迁有重要认识价值。
李正周《从悬泉简看西汉护羌校尉的两个问题》对护羌校尉的设立过程及其属吏做了考证，有助于了解汉代边疆民族的管理体制。
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结合羌人名籍册和其他相关简文，就羌人的种落分布和得名状况进行分析，考证了汉代的民族压迫及羌人的反抗状况，特别是对羌人的斗争策略分析细致入微，揭示了诸多历史信息。
刘国防《西汉护羌校尉考述》结合悬泉汉简对护羌校尉的设立过程进行了探索，对护羌校尉的职权进行了考证，认为护羌校尉的前身是汉政府临时派出的使者，宣帝神爵二年（前60）后成了固定的官职。
此外，郝树声《从西北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论语〉简看汉代儒家文化的流布》，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悬泉汉简与敦煌早期佛教的传播”一节重点探讨了汉王朝与西域地区的文化交往。
尤其是“悬泉汉简与敦煌早期佛教的传播”，考证了悬泉置出土的东汉浮屠简，认为其时代应在东汉明帝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因而证明了早在公元1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石云涛《汉代外来文明研究》一书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和包括河西汉简在内的考古资料，对汉王朝与中亚、西亚地区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交往状况全面考察，所获较大。
王子今先生长期关注简牍资料中的西北地区社会生活和民族史资料，氏著《秦汉边疆与民族问题》对汉王朝的“北边”经营、民族意识，以及匈奴经济生活、匈奴南下季节性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近年来，王子今先生又结合汉简资料，研究了匈奴经营西域的问题，出版了《匈奴经营西域研究》一书，对“西域”名义、匈奴对西域的开发、匈奴控制西域方式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其跳出汉族中心视角，选择了以匈奴为主体考察汉代民族史，为学界考察汉代民族史提供了新视角，意义重大。
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在最近一个世纪取得了较大成果，但毋庸讳言，其研究仍存在较多缺陷。一方面，大部分研究尚未充分重视简牍材料和考古资料；另一方面，已利用简牍材料开展的研究，还存在利用简牍材料不够全面，思考问题过于零碎、不够宏观等问题。具体来说，当今的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尚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研究民族史者多，但专门研究汉代西北民族关系的有分量论著较少。近年来，西北民族史研究是民族史研究的重点，以匈奴、羌、西域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成果不可谓少，但目前的研究多是对某一民族全景式的描述，其中虽涉及汉王朝与某民族的交往，但往往只是作为论著的一小节予以论述，研究在深度、广度方面都有较大限制，往往是人云亦云、创获不大。近年关于秦西汉时期西北民族史研究的力作当属武沐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秦、西汉卷》，该书全面、系统，但其汉与西北少数民族交往部分，篇幅非常小，内容上多是对前人的承袭，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只有将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作为一专门研究对象，跳出为某一或某些民族撰写民族志的藩篱，才可能真正推进民族关系史研究深入发展。
第二，史料运用上尚存在缺陷，传世文献和简牍资料、考古材料的使用未能充分结合，尤其是当今的研究很多未有效利用河西汉简材料。正史关于汉代西北民族关系的记载简单、系统，是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础。但正史的记载，基本集中在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军事行动上，而汉民族与西北各族的交往就像连绵不断的溪水，其中不仅有旋转剧烈的漩涡，更有如平缓水流般的正常政治、文化、经济交往。河西简牍和考古材料既可以反映汉代西北各民族战争、和平、交往的细节，也可以反映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与传世文献恰可互补。目前有关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系统论著，多注重正史中关于汉羌、汉匈、汉与西域各国交往的内容，忽略河西汉简这一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资料渊薮，基本形式是对正史相关记载的翻译、阐释，由于缺乏可以参证的新材料，故无论是从内容观点还是从使用材料上来看，整体创新性都不强，比起传统著作，多无大的突破。
第三，近代学者利用传世文献研究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虽取得了较大成就，但思路上条块分割的模式过于明显，整体性不强。大多数成果只关注到了汉与匈奴、羌、西域关系的某一方面，尚未有将汉王朝与西北各族关系作为一有机联系体浑然整体把握的重量级著作。如前所述，林幹、陈序经、特日格乐在汉匈关系史方面，余太山、林梅村在汉与西域诸国关系、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王明珂在汉羌关系方面都有重要论著，国内目前也有比较全面的《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通史》，但无论是关于单一民族史的著作，还是所谓的通史，大都未注意到汉王朝与各民族的关系相互关联、相互制约这一历史现象，未能从总体上把汉与西北各民族的交往当成一个问题看待。其实，汉与西域关系和汉羌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既受汉匈关系制约，也反作用于汉匈关系，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应得到重视。
第四，目前虽有利用居延、敦煌尤其是悬泉汉简研究汉代西北民族关系的研究成果，但总体说来，目前的研究多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多是利用个别具体简牍资料对康居、乌孙、大宛、车师、匈奴等具体政权与汉王朝的交往分别研究和对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官职的个案分析。这种细碎研究不利于我们从总体上宏观把握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
第五，目前的研究，基本完全以汉王朝的视角为中心，是站在中原王朝视角下观察的西北民族关系史。这种视角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如果完全以此视角观察问题，无疑会遗漏掉很多民族交往现象，最终必然会制约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深度。其实，河西、西域地区是各民族交融的舞台，汉王朝与西北各族的交往，除了受汉朝中央政策影响外，还受各族的地理位置、发展情况和各族间关系的影响。如果我们能突破汉族中心的观点，对匈羌关系、匈奴与西域关系也给予特殊的关注，会促进我们更好、更全面地思考汉代西北民族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和交往。
总之，由于缺乏对20世纪出土的相关河西简牍材料的总体把握和有效梳理利用，有关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还存在条块分割化、视角单一化、史料局限化、研究细碎化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