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莽政权与匈奴关系

新莽时期，王莽采取的民族政策导致中原王朝与匈奴关系发生了转变。而新王朝与匈奴的外交关系，就是对上节提到的王莽民族政策怪圈的注脚。

汉匈关系作为汉帝国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基石，同样被王莽高度重视。新莽政权建立后，为突出自己的正统性，尤其强调在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要表现得比西汉王朝更为强势，故王莽积极推行“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的民族政策。始建国元年（9）王莽策命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汉氏诸侯或称王，至于四夷亦如之，违于古典，缪于一统。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及四夷僭号称王者皆更为侯。” 是年秋，王莽“遣五威将王骏率甄阜、王飒、陈饶、帛敞、丁业六人，多赍金帛，重遗单于（乌珠留），谕晓以受命代汉状，因易单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单于玺’，莽更曰‘新匈奴单于章’” 。王骏等至匈奴后，以重金厚赂单于，用欺骗手段更换了单于印绶。单于对此非常不满，加之王骏等又责令匈奴归还所掠乌桓人众，单于更加恼怒，乃遣右大且渠蒲呼卢誉等十余人将兵众万余骑，以护送乌桓为名，勒兵朔方塞下，汉匈关系由此急剧恶化。

王莽为“天命”考虑，要确立在匈奴面前的强势而更换单于玺绶，虽然期间赠予匈奴大量财富，但仍为双方关系破裂埋下伏笔。此后，心有叛意的匈奴又接纳了车师后王兄狐兰支、汉朝叛臣戊己校尉史陈良等，并兴兵寇击车师，“杀后成长，伤都护司马”，不但违反了“中国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佩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 的约定，甚至招降纳叛、攻击西域， 与新莽政权几乎公开决裂。

匈奴的这种行为对于追求“绝域殊俗，靡不慕义”的王莽来说，无疑是重大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王莽于始建国二年，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以示侮辱。居延汉简载：

诏书曰：除匈奴之号。

EPT59：144

诏书：长安县更为常安。

EPT59：117A

诏书：长安更为常安府。告甲

EPT59：117B

关于此次王莽除匈奴名号事，特日格乐认为应指天凤二年（15）王莽改匈奴单于为“恭奴善于”事。 笔者认为，特日格乐的观点有待商榷，这次更改名号应该与始建国二年事有关。首先，天凤二年改匈奴名号，是匈奴单于咸即位后，王莽为改善与匈奴关系、拉拢匈奴而进行的外交策略。《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称：“天凤二年五月，莽复遣歙与五威将王咸率伏黯、丁业等六人，使送右厨唯姑夕王，因奉归前所斩侍子登及诸贵人从者丧，皆载以常车。至塞下，单于遣云、当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遗单于金珍，因谕说改其号，号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赐印绶。封骨都侯当为后安公，当子男奢为后安侯。”此前汉匈关系紧张，王莽已更匈奴单于名为“降奴服于”，此次由“降奴服于”改为“恭奴善于”，就新莽来说是提升匈奴地位、改善两国关系之举，当不会用“除”字。其次，始建国二年，王莽改匈奴单于号为“降奴服于”，是两国关系恶化、大举征伐之际所为，此时，两国已成敌国，藩属体制事实上已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将“匈奴单于”称为“降奴服于”，不是改号，而是为战争的胜利讨个彩头，意味着将旗开得胜，降服匈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对匈奴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改称”，而是“除名”，故简文称“除匈奴名号”非常贴切。再次，始建国元年，王莽刚即位时，曾派遣使者至匈奴更换匈奴单于玺绶，此次关键是将“匈奴单于玺”改为了“新匈奴单于章”，是对印文的修改，不涉及名号的更迭。最后，《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载，始建国元年“长安曰常安”。前述两简同出于破城子59探方，书写格式相近，可以推知，“诏书曰：除匈奴之号”应与长安更名相距时间不远，不太可能晚至天凤年间。因此，笔者认为简文正对应了始建国二年冬“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的记载，“除匈奴名号”应即除“匈奴单于”称号，在帝国体制内将匈奴单于除名，为战争需要，贬称“降奴服于”。

同时王莽下诏：

命遣立国将军孙建等凡十二将，十道并出，共行皇天之威，罚于知之身。惟知先祖故呼韩邪单于稽侯 累世忠孝，保塞守徼，不忍以一知之罪，灭稽侯 之世。今分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立稽侯 子孙十五人为单于。遣中郎将蔺苞、戴级驰之塞下，召拜当为单于者。诸匈奴人当坐虏知之法者，皆赦除之。

并

遣五威将军苗訢、虎贲将军王况出五原，厌难将军陈钦、震狄将军王巡出云中，振武将军王嘉、平狄将军王萌出代郡，相威将军李棽、镇远将军李翁出西河，诛貉将军阳俊、讨秽将军严尤出渔阳，奋武将军王骏、定胡将军王晏出张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万人，转众郡委输五大夫衣裘、兵器、粮食，长吏送自负海江淮至北边，使者驰传督趣，以军兴法从事，天下骚动。先至者屯边郡，须毕具乃同时出。

从该诏书看，王莽对付匈奴决定采用两个办法：一是进兵诛讨；二是分裂匈奴，《王莽传》称，“立稽侯 子孙十五人为单于”。关于王莽对付匈奴的这两个措施，从《王莽传》来看，命将出征和“遣中郎将蔺苞、戴级驰之塞下，召拜当为单于者”应是同时进行，都发生在始建国二年。但如据《匈奴传下》，则分裂匈奴、招诱左犁汗王咸事发生在始建国三年。 而可与上文对读的“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于边。议满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 之事还在始建国三年之后。且《匈奴传下》在记载此事后，又说“因分其地，立呼韩邪十五子”，则分裂匈奴似又在大举发兵之后，与前文似有矛盾。《王莽传》与《匈奴传》记载的歧义，受史料制约，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释和妥善解决。但2000年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遗址甲渠塞第9隧房屋中，出土了12枚简牍，为我们解决此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持。

王莽分裂匈奴诏书，见于额济纳汉简：

（1） 张掖大尹□虏皆背畔罪，皆罪

塞守徼侵□□□将之日

2000ES9SF4：12

（2）者之罪恶，深臧发之。□匈奴国土人民，以为十五，封稽侯厩子孙十五人皆为单乎，在致庐兒候山见在常安朝，郎南为单乎郎，将作士大夫厩南［单］乎子 苞副，有书

2000ES9SF4：11

（3）校尉苞□□度远郡益寿塞徼召余十亖人当为单乎者。苞上书，谨□□为单乎者十亖人，其一人葆塞，稽朝候咸妻子家属及与同郡虏智之将业

2000ES9SF4：10

（4）□大且居蒲妻子人众，凡万余人皆降。馀览喜，拜之□□□□□□符蒲等，其□□□□质修待（侍）子入，馀□□入居 伋奏辩，诏命宣扬威□，安杂□

2000ES9SF4：9

（5）边竟（境）永宁，厥功伋（佼）焉。已封□苞爵宣公，即拜为虎耳（牙）将军；封伋为扬威公，即拜为虎贲将军，使究其业。今诏将军典五将军，五道并出，或渎虏智皆匈（胸）腹，或断绝其两肩，拔抽

2000ES9SF4：8

（6）两胁。诸发兵之郡，虽当校，均受重當［赏］，亦应其劳大尹。大恶及吏民诸有罪大逆无道、不孝子绞、蒙壹功（切）治其罪，因徙［迁］，皆以此诏书到大尹府日，以

2000ES9SF4：7

（7）咸得自薪（新），同心并力除灭胡寇逆虏为故。购赏科条，将转下之，勉府稽吏民，其□□□□□□务赏。堇（谨）其当上二年计最及级，专心焉。上吏民大尉以下得蒙壹功（切）无治其罪，吏坐

2000ES9SF4：6

（8）因骑置以闻。符第一。

2000ES9SF4：5

（9）始建国二年十一月甲戌下。

十一月壬午，张掖大尹良、尹部骑司马武行丞事、库丞习行丞事下部大尹官县：丞（承）书从事，下当用者，明白

2000ES9SF4：4

（10）扁书乡亭市里显见处，令吏民尽诵之。具上吏民壹功（切）蒙恩勿治其罪者名，会今，罪别，以赍行者，如诏书，书到言。书佐曷

2000ES9SF4：3

（11）十一月丁亥，□□□大保□□以秩次行大尉事、□□下官县：丞（承）书从事……当用者，明白扁乡亭市里显见处，令吏民尽知之。具上壹功（切）蒙恩勿治其罪人名，所坐罪别之，如诏书。

2000ES9SF4：1

（12）闰月丙申，甲沟候获下部候长等：丞（承）书从事，下当用者，明白扁书亭隧显见处，令吏卒尽知之。具上壹功（切）蒙恩勿治其罪者，罪别之，会今，如诏书律令。

2000ES9SF4：2

研究者认为这12枚简是一部简册，一般命名为《始建国二年诏书册》，其内容即主要与始建国二年分裂匈奴、十道进兵有关，恰可与《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的始建国二年诏书对读。此诏书抄件出土于居延塞基层烽燧组织之中，可见其在当时流布之广。王莽将这样一封分化、讨伐匈奴的诏书层层传递至全国最偏远、最基层之机构，且要求“明白扁书乡亭市里显见处，令吏民尽诵之”，其用意是明显的，就是要趁机向全国人民宣传，新莽政权的威武强大和“受命于天”的合法性，所以我们可以推测王莽分化、进攻匈奴的行为从最开始就有打一场舆论战的准备，在不完全否定其真心与匈奴战争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说至少王莽处理对匈关系的相当一部分心思是留意国内的。

该简册出土后，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马怡《“始建国二年诏书”册所见诏书之下行》、罗新《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邬文玲《始建国二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考辨》等文章从文字释读、简册编联、扁书释义、新莽诏书下行，尤其是新莽与匈奴关系等角度展开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罗新《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一文主要分析了王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身份选定标准问题，邬文玲《始建国二年新莽与匈奴关系史事考辨》则在考释简文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王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的时间问题。该简册（8）至（12）是诏书下行文，（1）至（7）则是诏书正文，虽然诏书册已经残缺不全，但我们从中仍可对这段历史有新的认识。诏书先讲匈奴罪行，（1）号简引述张掖大尹上书内容：匈奴背叛、张掖边塞吃紧，新莽与匈奴交恶。从传世文献看，主要交战地区在云中、朔方等地，而从简文看当时张掖郡也受到袭略。（2）至（4）号简讲了命校尉苞、伋执行分立匈奴十五单于事的经过，从简文看取得了一定效果，由于“在致庐兒候山”已经在“常（长）安”，故苞等至“度远郡益寿塞徼”召余十亖（四）人，其中有一人稽朝候咸受召葆塞，而大且居蒲妻子人众等万余人也都览书而喜、相继投降，这一效果与《匈奴传》所载“使译出塞诱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赐黄金千斤，锦绣甚多，遣去。将登至长安，拜助为顺单于” 相符。邬文玲、罗新认为“稽朝候（侯）咸”与“右犁汗王咸”为一人，是王莽“改王为侯”后的产物， 罗新认为“在致庐兒候山”当为“左致庐兒侯山”，就是《汉书》里的“左致庐兒王醯谐屠奴侯”，是复株累如鞮单于派到长安的侍子。 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负责招降的“校尉苞、伋”，招降的地点“度远郡益寿塞徼”都与《汉书》所载基本一致。 （5）的前半部分内容是对招降有功者予以封赏，“苞爵宣公，即拜为虎耳（牙）将军，封伋为扬威公，即拜为虎贲将军”，这与《匈奴传》所载中郎将蔺苞、戴级在诱致咸、登、助后，“莽封苞为宣威公，拜为虎牙将军。封级为扬威公，拜为虎贲将军”的记载完全一致。（5）的后半部分与（6）（7）是诏书主体，是此次诏命的真正内容，命将出师、攻伐匈奴。综上可知，这份颁发于始建国二年年末的诏书，是王莽下诏讨伐匈奴的诏书，而非分立十五单于的诏书。诏书内容中有对分立十五单于事的追述，究其原因可能与战争目的有关，即战争除了要“内匈奴于丁令”外，可能还有通过战争真正实现“分立十五单于”的目的。《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载，此次军事行动目的是“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韩邪十五子”，可见通过战争手段最终完成分立十五单于的任务确是战争主要目的之一。并且此次战争，王莽“拜十二部将帅”“十道并出”，这种军事安排可能也与分立十五单于有关。罗新《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与新莽分立匈奴十五单于》一文指出，在始建国二年诏书下达之前，王莽已经确定了十五单于中的三位：留居常（长）安的“山”和新近招抚的“咸”“助”， 这样距离十五单于这一目标还差十二个，故“拜十二部将帅”。盖一部需负责拥立一位单于。

这份诏书的出土，对我们重新理解《汉书·王莽传》和《匈奴传》中有关始建国年间分立匈奴十五单于和对匈战争事，解决二者分歧有重要意义。笔者认为，《王莽传》和《匈奴传》的相关记述都有较强的史料基础，很多细节描述与《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一致，但在具体事件的时间安排上，却都存在问题。总体来说，《王莽传》的“始建国二年”时间非常准确，但《匈奴传》对事件进程的把握则较为科学。《王莽传》最大的问题是将出兵讨伐匈奴和遣中郎将蔺苞、戴级召拜当为单于者两件诏书合并为了一份诏书。究其原因可能是这两份诏书内容有一致之处，尤其是讨伐匈奴诏书（即《始建国二年诏书册》）中曾回顾分立十五单于事，故班固为精炼篇幅而采取了这种处理方法。但这种处理方法会给人造成误解，让大家误以为攻伐匈奴和分立十五单于是同时下诏的，故而与《匈奴传》记载产生矛盾。其实，《匈奴传》虽在绝对时间确定上有错误，将此事载于“始建国三年”及以后，但在事件发生顺序上则较为准确。先是王莽令中郎将蔺苞、副校尉戴级分立十五单于，招诱咸、登等人，然后册封咸、登为单于，并褒赏蔺苞、戴级。这些行为引起匈奴乌珠留单于大怒，侵犯边塞，且由于分立十五单于的任务未最终实现，故王莽决定诉诸军事手段，命将出征。通过《始建国二年诏书册》，我们理清了《王莽传》和《匈奴传》记载的关系，廓清了迷雾。其实此事经过，班固应该是清楚的，这从其《匈奴传》相关叙事的逻辑顺序可以得到体现。但由于《王莽传》在剪裁史料中出现了失误，《匈奴传》在绝对时间记述上出现差错（也有班固不错，而传抄致误的可能，毕竟“二”“三”字形过于接近），阴错阳差就导致了谜团的出现，所幸额济纳汉简出土，对此问题的解决最终有了一个交代。

王莽在始建国初年对付匈奴决定采用进兵诛讨和分立十五单于的做法，客观来说，还是具有操作性的。如果在始建国初年，王莽真能将这两个措施实施，有可能遏制住匈奴抗衡中原王朝的决心。但王莽好大喜功，虽说表面动静很大，实际上却错失战机。分立十五单于，并未取得理想效果。西汉时期匈奴衰落主要是因为五单于争立，所以王莽是非常想故伎重演的，故采取分立单于的手段，但由于此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比较团结，乌珠留单于重振匈奴有较强的凝聚力，且对属下有强有力的控制能力，故王莽的计划难以奏效。初次招降，仅诱骗来咸及其子助两个“单于”和万余部众。尽管王莽在“始建国二年诏书”中将此事渲染得声势浩大，但我们知道这只是王莽在国内民众面前掩盖无能的表现（而掩盖无能对新莽政权的立国基础确实异常重要），实质上王莽是非常尴尬的，所以才会不惜代价决定以武力手段实现分立十五单于之目标。由于战争未取得任何效果，故连已经投靠王莽的孝单于咸也“驰出塞归庭，具以见胁状白单于”，王莽分立十五单于的设想以失败而告终。如果说，分立十五单于计划不能成功还有客观原因可以解释的话，讨伐匈奴的草草收场更彰显了新莽王朝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败。新莽攻击匈奴，虽说战争准备已导致“天下骚动”之恶果，但由于有“须毕具乃同时出”之令，故实际上是“屯而不攻”，坐失良机。《后汉书》卷90《乌桓传》载：“及王莽篡位，欲击匈奴，兴十二部军，使东域将严尤领乌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质其妻子于郡县。乌桓不便水土，惧久屯不休，数求谒去。莽不肯遣，遂自亡畔，还为抄盗，而诸郡尽杀其质，由是结怨于莽。匈奴因诱其豪帅以为吏，余者皆羁縻属之。”“久屯不休”不仅给国内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甚至将作为讨匈力量的乌桓推向敌人阵营。在讨匈阵营面临土崩瓦解之时，王莽军队仍踯躅不前，可知其“须毕具乃同时出”之令确是无能的遮羞布。有学者认为，“久屯不攻”的原因是王莽时期中原强大匈奴衰落的形势已经逆转，王莽已不容易凑出30万军队。笔者认为，始建国二年王莽政权刚刚建立，与匈奴实力对比即使不如西汉后期有压倒性优势，也不会弱于匈奴，更不会凑不足30万军队。主要原因，应是王莽想打有绝对把握之仗，甚或幻想通过延迟开战时间等待匈奴内乱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简单说就是王莽怕打败仗。匈奴犯边，不做出战争姿态，会影响王莽在国内民众面前树立的“强盛”形象，但如果打败仗，更会影响国民对“天命之说”的相信，因此王莽不敢真正发动对匈战争，致使错过了新朝历史上最好的进攻匈奴的时机。《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载：“初，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及莽挠乱匈奴，与之构难，边民死亡系获，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这就是王莽轻开战端又久屯不出的恶果。

与匈奴对立关系已经形成，久屯不出，又造成了恶劣的后果。但这还不够，王莽接下来的决策更显示出了新莽外交政策的“短视”。《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载：“是时，匈奴数为边寇，杀将率吏士，略人民，驱畜产去甚众。捕得虏生口验问，皆曰孝单于咸子角数为寇。两将以闻。四年，莽会诸蛮夷，斩咸子登于长安市。”王莽招降匈奴离心势力，只招降到了咸及其二子助和登。后来，对匈战争久屯不出，致使咸因忧惧而出塞归庭。客观来说，咸是有亲新的可能性的，况且其虽出逃匈奴，但两子还在长安，后来，助病死，登代助为顺单于，是新王朝瓦解匈奴势力不可多得的棋子。然而，王莽竟会以咸子角攻新，而诛杀手中唯一的棋子登。这不但丢失了手头上的工具，还彻底断了咸及其在匈奴诸子的亲新之心。导致此事发生的原因，可能有很多，如咸的叛逃、角的攻新，但关键原因，笔者认为还是新莽政权为证明政权合法性而再次牺牲现实政治利益。前文说过，王莽因怕失败而不敢真正攻伐匈奴，边塞大军久屯不休，内致民怨沸腾，外致众叛亲离。再加上内政方面一系列改革措被迫中止，在这种情况下王莽政权的“合法性”遭到内外民众质疑是很自然的，王莽政权的统治基础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咸的叛逃，分立的二或三个单于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却叛降匈奴，这对于“天命所归”“靡不慕义”无疑是极大的讽刺，王莽难以忍受。故在统治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始建国四年（12）王莽决定，“会诸蛮夷，斩咸子登于长安市” 。诛杀登之所以会如此隆重，无外乎要用这种手段再次在内外臣民面前粉饰新莽政权的强大。但这种行为对现实政治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一年后，乌珠留单于去世，匈奴内部亲新势力推举大家一致公认的亲新派咸上台，就是乌累单于。王莽一直追求的从内部削弱匈奴、建立亲新政权的目标几乎已经达到。但这时，王莽忽然尴尬地发现，他已经在一年前将乌累单于的儿子在“诸蛮夷”面前诛杀了。天凤元年（14），王莽遣使至匈奴，“贺单于初立，赐黄金衣被缯帛，绐言侍子登在” ，在这种情况下，匈奴暂时改善了与新莽关系，交还此前叛逃匈奴的陈良等人。新莽政权“罢诸将率屯兵”，暂时得到喘息之机。但不久乌累单于听说自己的儿子已被王莽诛杀，“怨恨，寇虏从左地入，不绝”。 王莽虽然厚加馈遗，甚至诛杀建议杀登者故将军陈钦以讨好匈奴，但无济于事，不得不“复发军屯。于是边民流入内郡，为人奴婢，乃禁吏民敢挟边民者弃市” ，形态一如战时。王莽政权急需的和平局面再次化为幻影。新莽政权为诛杀登一事付出惨痛代价。《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称此后的形势是“单于贪莽金币，故曲听之，然寇盗如故”，实际情形则是双方实质上关系破裂、边境形势十分紧张。《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称天凤二年（15）形势是：“卫卒不交代三岁矣。谷常贵，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莽遣捕盗将军孔仁将兵与郡县合击，岁余乃定，边郡亦略将尽。”不但边患未纾，且已有内溃之忧。天凤三年（16），王莽“遣大使五威将王骏、西域都护李崇将戊己校尉出西域” ，欲重新在西域立威。但结果五威将兵败焉耆，西域都护没于龟兹，遭遇惨败，新莽政权最终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关于此次战争，《汉书》之《西域传》《匈奴传》《王莽传》皆有较详细记载，但都未提到匈奴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可是1979年敦煌马圈湾汉简出土后，我们发现匈奴在此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西域之战失败后新莽政权的败军退至敦煌马圈湾附近，在天凤四年（17）给王莽的上奏中明确讲到匈奴在这场战争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据简文内容，李均明提出：“此役乃为新莽与匈奴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战争。” 特日格乐也认为匈奴南将军在此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既然这场战争中匈奴发挥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汉书》却只谈焉耆等西域国家，而不及匈奴呢？笔者认为，这可能与班固撰《汉书》利用的材料有关，很可能出于某种政治或宣传目的，王莽不愿让人知道，汉王朝与匈奴又大起战端。乌累单于即位后，王莽非常希望能改善与匈奴的关系，但如前文所言，由于其曾诛杀乌累单于之子，故实质上已不可能得到乌累单于的支持。不过，处于内外交困中的王莽此时已不计较能否真正获得匈奴臣服，只是希望表面上仍能维持匈奴的臣服，以为自己的政治目标服务。天凤二年，匈奴“贪莽金币”，形式上接受“恭奴善于”称号，但之后仍不断侵扰新莽边境，然而王莽仍“大喜”，对匈奴使臣重重封赏。之所以封赏使臣，就是为了给外界造成错觉，让民众以为新莽政权在外交上获得了巨大成功，以增强国内人民对王莽政权合法性的信心。天凤三年，新莽与匈奴在西域开战，但王莽力图隐瞒匈奴复叛的真相，以继续蒙骗民众、维护自己的“天命”，故在对战争的宣传中可能直接抹杀了关于匈奴的内容。班固已受其骗。而我们由于见到了马圈湾的战况报告草稿，才得以了解此战的真相。

天凤五年（18），匈奴乌累单于咸去世，弟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即位，王莽又谋另立单于，与匈奴表面的和谐关系再告破裂。天凤六年（19）再次动员，转运天下谷，准备大举攻伐匈奴。但此时，新莽政权已是日暮西山，国内民变四起，大厦将倾，所谓的征伐匈奴只是黄粱一梦，无非为新莽政权的灭亡撞响丧钟而已。 2pLTSklGId0CadbFi/ge7fJdSYAEgXX0Ycua0jItGNSGyWRNVuyzo1eW68f5Px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