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莽政权的民族政策改革

王莽能够取代西汉而建立新朝，除了西汉后期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各界对王莽解决奴婢、流民、土地兼并等问题的能力抱以期望外，更主要的原因是西汉今文经学“易姓受命”学说的影响。 王莽即位时，西汉王朝虽内部矛盾尖锐，但客观来讲在与周边民族关系方面，仍然处于良好态势。当时，匈奴、乌孙臣服，西域、西羌安定，哀帝元寿二年（前1），乌孙大昆弥、匈奴单于联袂朝汉，一时被视为汉帝国国力鼎盛的标志。平帝元始二年（2），汉帝国立威西域，迫匈奴单于交出因故叛逃匈奴的车师后王姑句、婼羌去胡来王唐兜，然后集合西域君长，当众斩首二人，并立禁止匈奴收容逃人之条文。同年匈奴单于囊知牙斯慕化儒风，上书更名为“知”。可以说此时汉王朝在西域、匈奴令行禁止，速于置邮而传命。

然王莽即位后，从始建国二年（10）开始便边衅不断。车师后王叛逃匈奴、戊己校尉府沦没，匈奴军队“击车师，杀后成长”。始建国三年，王莽欲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匈奴“入云中益寿塞，大杀吏民”，双方关系彻底破裂，至此新莽与匈奴连战不断，“吏士罢弊，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 。始建国五年，焉耆反新莽，杀西域都护但钦，这是西汉中期西域都护设置以来发生在西域的最恶性事件。天凤三年（16），新莽派五威将王骏赴西域，又败于焉耆，五威将被杀，西域都护李崇退保龟兹，后亦败没。中原王朝与西域关系断绝。此后，绿林、赤眉起义爆发，中原板荡，中原王朝更无力控制甚至羁縻匈奴、西域。短短十几年间，边防形势、民族关系恶化至此，虽说其中有主客观条件变化，尤其是匈奴势力恢复等因素的影响，但无论如何说局面至于此，和王莽的民族政策是脱不开干系的。

王莽其人及其改制，学术界研究备至，一般认为王莽改制具有经学化、理想化、不切实际的特点，改制政策的经学化和周边环境的极度恶化也被认为是王莽改制失败的主要原因。本书不拟对王莽改制及王莽其人做过多分析，仅就王莽时期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立论。笔者认为，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支持是王莽改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外部环境的恶化，虽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确实与王莽立太平、追求“化流海内，远人慕义”的统治理想又有密切关系。李大龙分析王莽时期西域管理体制瓦解的原因，强调地方官吏的苛刻和来自匈奴的威胁，多从新莽政权与周边民族的力量对比角度立论。 虽有合理性，但笔者还是想说，王莽一改西汉后期实用主义外交政策，过度追求“四海雍雍，万国慕义，蛮夷殊俗，不召自至”目标是其民族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王莽政权一方面为满足政治需求采取欺诈、收买等手段吸引少数民族形式上“归附”， 另一方面又擅改汉王朝既定的少数民族称号，骚扰少数民族居民，削弱汉王朝奠定的民族关系基础，引起边患。边患爆发后，一方面好大喜功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受制于国内各种政治问题，犹疑不决，“久屯不攻”，耗费财富，错失战机。 最终导致失去解决民族问题的有利时机。而王莽之所以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非常强调“绝域殊俗，靡不慕义”，又与王莽政权的立国基础有关。李大龙认为，王莽改变西汉王朝边疆政策，实施“改王为侯”政策，不懈追求“绝域殊俗，靡不慕义”的目标，想通过改革藩属关系来确立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与西汉王朝民族政策较宽松而王莽力图加强中央集权有关。 笔者认为，王莽在民族政策方面的改革，虽不排除有加强中央集权、提升中原王朝对周边民族控制能力的考虑，但更主要的还是要通过在形式上确立汉王朝的东亚政治秩序中心地位来确立自己政权的合法性。王莽时期与周边少数民族战争爆发的原因，多是由于名号问题引发少数民族叛乱，王莽不得不予以镇压，而很少有王莽为加强实质上的集权主动对少数民族政权发动攻击。以匈奴战争为例，新莽政权建立后与匈奴发生矛盾，匈奴不断侵袭新朝边境，给新朝带来了极大威胁。王莽虽组织30万军队屯戍边塞准备予以讨伐，但实质上却是“久屯不攻”。究其原因无非是寄希望于匈奴亲汉政权建立能避免战争，而亲汉政权的建立只能在形式上满足王莽的虚荣和意识形态需求，并不能在实质上使新莽政权获得对匈奴的集权。王莽为此目的不惜以贻误战机、耗费国力为代价，其追求名号的目的非常明显。

王莽政权以世人对其天命的认可为施政最高准则之一，为此不断更改官名、地名、数字、文字写法，这些在两《汉书》和西北地区出土汉简中都有反映，日本学者森鹿三《居延汉简中的王莽简》和饶宗颐、李均明先生之《新莽简辑证》《新莽简时代特征琐议》等述之甚详。 而为树立天命在己的形象，王莽也不断调整民族政策，改少数民族称号、印绶，如更换匈奴、西域王侯印绶，更改匈奴单于称号，更改汉封少数民族王号为侯，诱骗羌人献地，等等。《汉书》卷99中《王莽传中》载，王莽即位伊始，始建国元年（9）秋，“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五威将奉《符命》，赍印绶，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蛮夷，皆即授新室印绶，因收故汉印绶。……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目的无非是向包括远边之地的四海居民宣称自己的合法性。敦煌汉简载：

入西蒲书二封。其一封文德大尹章诣大使五威将莫府，始建国元年十月辛未日食时，关啬夫受□□卒赵彭。

一封文德长史印诣大使五威将莫府。

1893

该简是邮书传递记录，所传邮书为文德大尹（即敦煌太守）、长史发送给“大使五威将莫府”者，敦煌太守传递邮书给“大使五威将莫府”的邮书被称“西书”，则此五威将莫府当在西域，再结合“始建国元年十月辛未日”的记载，可知此五威将当是王莽派遣宣传符命之至西域者。简文恰可与《王莽传》的记载印证。

王莽重视民族关系方面的名号，确有不得已之必要，其虽处置失当，酿成大祸，但究其缘由也有不得已之处。王莽政权，应“五德”而建，其政权的合法性不但要靠前期之“符命”预见，更需后续之政绩证成，这是王莽即位后必须大刀阔斧改革和调整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的原因。也就是说，王莽之为帝，天然背负有“兴太平”之义务、责任，这是其与西汉诸帝最大的不同之处。但“符命”可以换来帝位，却换不来“太平盛世”之局面。尤其是在对内改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方面收效不大的时候，王莽就只能把自己政权的合法性进一步叠加在民族关系方面，要通过证明自己的统治更被少数民族爱戴、自己在少数民族面前更为强势、在自己统治之下更能实现真正的大一统来证明新莽政权是天命所归。为达到此种目的，王莽选择以欺诈的手段拉拢少数民族人，使其重译来朝、向化中原；实施“改王为侯”政策，“至西域，尽改其王为侯”，改匈奴为“恭奴”，改“单于”为“善于”，以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之义，来证明新莽政权比汉政权在周边少数民族面前更为强势。王莽改匈奴单于称号和“改王为侯”的现象，在西北汉简中都有所反映。敦煌马圈湾汉简载：

今共奴已与鄯善不和，则中国之大利也。臣愚以为钦将兵北

66

共奴，遮逆虏

68

暴深人民，素恶共奴，尚隐匿深山危谷

73

臣谨写钦檄记，传责之，共奴桀黠侵

83

歫恭奴，遮焉耆，殄灭逆虏

98

□南将军焦抪乘其力，子男皆死，今恭奴言鄯善反我，鄯善

114

共奴虏可千骑来过敦，诸尉吏在者至鄣所部深城

115

共奴与焉耆通谋，欲攻车师戊部孤军大都护

119

□□□□□归败矢，崇无以复战，从尉谷食孚尽，车师因为共奴所

133

共奴虏来为寇于使君先，知其必怨故求请兵□

159

其中“共奴”“恭奴”之号，皆为天凤二年（15）五月改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的产物。

湖门尉得虏橐它上装中尉梨侯虏平□与，逆虏受罕得脱。

111

车师侯其廿四人乃去所部遣吏士三百余人，夜往胥射之。

113

111号简之“尉梨侯”、113号简之“车师侯”显然是王莽改“尉梨王”“车师王”后出现的称谓。

王莽要通过处理民族关系获取在改革内政方面无法获取的合法性。而这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手段，却又容易进一步激发民族矛盾。这样就开启边衅，导致边塞地区的不稳定。如果说，汉王朝面临边疆民族问题，可根据现实需要从容制定相关对策的话，王莽政权由于合法性的救命稻草就建立在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强势态度上，所以别无选择，只能谋求通过暴力手段迅速解决问题以树立自己在国内民众心目中的正统性。而国内政局和社会问题又影响了王莽政权的对外成功效率，这又进一步对其合法性形成瓦解之势。所以王莽政权在民族关系方面后来已形成怪圈：国内问题无法解决，借助于民族关系提高威望，利用收买、欺诈手段处理民族关系，破坏西汉中后期的民族形势，引发与周边民族矛盾，出征，失败，需要进一步证明政权合法性，更大规模地组织动员军队。在国内诸矛盾的解决停滞不前，对外战争持续失败的情况下，王莽的痛苦、焦虑无以复加，后来不得不进一步采用以金钱大规模收买少数民族的手段，来换取对自己政权合法性的证明。而大规模贿赂和组织军队，又需要极大的经济成本，经济成本则需要人民买单，这样国家只能靠加重赋税来维持“合法性”，最终导致大规模民变爆发，社会秩序完全崩盘。

王莽的这种矛盾心理或者说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的弱点，后来被匈奴等少数民族掌握，他们利用王莽这种弱点予以讹诈，更使新莽政权陷入窘境。

可以说，王莽政权在统治中后期已完全陷入上述怪圈，不能自拔，这种怪圈的形成、民族关系的破坏，与王莽政权建立的基础有密切关系。我们可以据此批评王莽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无能，但也要看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 qZ4G+IL+SrSAFeyCs01Nw0Pv2rWP4q8wH47gjLkSHj0TlMK+GaHPgtEa3rlgjc9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