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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是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尽管《汉书》和《后汉书》对羌族的历史有所记载，但非常粗略，尤其是对西汉时期羌族的记载，则更为零散。近世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我们对羌族的族源、分布、社会形态以及两汉时期汉羌关系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近百枚关于河西羌人的简牍，居延汉简中也有关于羌人的零星记录，都为研究西汉后期河西羌族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学界一般认为，甘青地区是古羌人的主要活动地区。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秦地“西至临洮羌中”。可见，至秦汉时期今甘肃甘南、临夏地区的羌人已归属中央政权。《汉书》卷96《西域传》载，天山南路诸国从东至西，都“南与婼羌接”，说明东自祁连山，西至昆仑山、帕米尔南面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
羌人种落众多，各部落互不统属，内部并未形成统一政权。据《后汉书》卷87《西羌传》记载，“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爰剑曾孙忍后时，“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羌人种落众多，据前后《汉书》记载就有四十九种之多：烧当、烧何、留何、先零、滇零、封养、封何、牢姐、东羌、岸尾、摩蟞、牢羌、累姐、彡姐、勒姐、卑湳、吾良、钟羌（钟存）、陇西种羌号良、当煎、号多、当阗、效功种、虔人种、全无种、沈氐、且冻、傅难种、巩唐、罕种、幵种、煎巩、黄羝、离湳、狐奴、零吾、鸟吾种、滇那、封僇、良多、句就种、参狼、牦牛、白马、大牂夷种、龙桥、薄申、唐旄、发羌。
当然，其实际数量当不止上举四十九种，悬泉汉简中就有许多为史籍所不载的居于河西地区的羌人种，如：
移护羌使者移刘危种南归责藏耶茈种零虞马一匹、黄金耳（珥）县（悬）青碧一，会月十五日，已言决。
Ⅱ0122①B：63
简中“南归”和“零虞”均为人名。刘危种、藏耶茈种为羌人种名。
羌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其他民族部落逐渐融入羌人社会，这些融入的部落亦称作羌。秦末汉初，匈奴联合乌孙驱走在河西走廊的月氏，迫使月氏大部西迁至大夏。其中有些小种和老弱者并没有西迁，他们仍在河西走廊地区游牧，有的则向南移徙到湟中地区生活，史称“湟中月氏胡”。《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埶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
月氏中的一部分羸弱者向南迁移至诸羌生活的南山中，月氏人与诸羌互通婚姻，而且其生活饮食习惯语言交流逐渐与诸羌种相近。霍去病开湟中之时，月氏内附汉朝，与汉人杂居相处。融入诸羌的月氏慢慢形成七个大种，有数百户生活在张掖，被称作义从胡。月氏种有九千兵力，散居于湟中和令居（今甘肃省永登）。还有一部分迁到了塔里木盆地南缘直至葱岭一带，融入羌人社会，也被称作“羌种”。《魏略·西戎传》载：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
可见，西域和敦煌之南的祁连山间有数量不少的月氏余种在此生活，他们多与当地的羌人种落生活，而融入羌人社会中，被称作“羌”。这些生活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南北的月氏羌种归附汉王朝后，在汉朝平羌乱等军事行动中常见他们的身影。如《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宣帝诏令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由“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
。其时酒泉侯冯奉世手下就有小月氏兵数千。居延汉简387.1号简载，“□小月氏柳羌人”，表明小月氏与羌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羌人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
羌人以牧羊为业，故称羌。《后汉书》卷87《西羌传》说赐支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宣帝时，先零种豪曰：“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悬泉汉简载：
羌人逐水草移徙
Ⅱ90DXT0114③：440
指出居于河西敦煌地区的羌人当时是以畜牧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羌人虽以游牧为主，但也从事农业生产。《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神爵元年（前61）六月宣帝斥赵充国书：“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
汉初，匈奴强大，冒顿单于“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
，应该是匈奴在驱逐月氏、占有河西后，臣服了河西走廊南部的部分羌人。之后不久，可能部分羌人不愿接受匈奴统治，有投向汉王朝者。《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
汉武帝时，汉匈战争爆发。由于羌人与匈奴在生产方式上较为接近，此前的经济、生活联系较为密切，故汉王朝也加强了对羌人的提防。“隔绝羌胡”，使匈奴与羌人不能轻易联合，成为汉王朝的重要战略目标。元狩二年（前121），汉军占领河西走廊，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修筑长城要塞，置郡列关，打通西域，移民屯戍，一部分目的就在于使北边匈奴与南边羌人、月氏隔绝不通。《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汉王朝“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
《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书》卷6《武帝纪》载：“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罕。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居青海的先零羌与河湟地区的封养牢姐种化仇而结盟，窜通匈奴，合兵十余万，进攻西汉的令居、安故，围困枹罕。匈奴则从北呼应，寇略五原，杀太守。《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西汉王朝派将军李息将兵十万人最终平定了此次羌、匈奴联合叛乱，并占据了羌人世居的湟中，叛羌逃至西海、盐池地区。由此可见，羌、匈奴勾结确实能对汉王朝造成较大的威胁。
《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在汉武帝晚期，羌与匈奴仍尝试互通消息，联合反汉。
宣帝时期，羌人大规模反汉之前，也尝试与匈奴联合。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赵充国听闻此消息后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并建议汉王朝派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
，防止羌人与匈奴的进一步结合。赵充国曾经判断，丧失河西之后的匈奴沟通羌人的路线：“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
该路线就是绕行今新疆东部，从罗布泊东行，进入祁连山区，与羌人沟通。为防止羌人与匈奴利用这一交通路线沟通，汉王朝在祁连山北部设鄣塞、烽燧，敦煌阳关都尉、张掖属国都尉至少有一部分职能当与此有关。在此后神爵年间，镇压羌乱的过程中，赵充国仍十分担心匈奴与羌的结合，担心汉羌在河西走廊南部和河湟地区交战的同时，匈奴人会配合羌人从武威县、张掖日勒等北塞入侵河西。
汉王朝为防止羌人与匈奴交通的可能性，在占有河西、设立四郡之后，仍然采取了军事上设鄣塞候望、行政上派使者巡视等多种方式，以防止羌胡结合。可见，对汉王朝来说，在汉匈关系作为考量与其他民族关系基础的情况下，“隔绝羌胡”已成为汉王朝处理汉羌关系的基本准则。
汉王朝在对匈战争取得优势后，也加强了对河湟地区的控制。但从汉景帝时期至新莽末，诸羌豪与中央政权摩擦不断，曾多次反叛，寇略汉西北边郡县。其中较大规模的反叛有如下几次。第一次是在景帝时，《汉书》卷54《李广传》载李广任陇西太守时，“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余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第二次是武帝元鼎五年（前112）之叛。第三次是在神爵元年（前60）的先零羌种叛乱。汉朝派义渠安国巡行边境，义渠安国采取镇压羌人政策，致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又恐又怒，于是他们胁迫小羌种，攻汉塞，杀长吏。安国退守令居，并上报朝廷。情势危急之下，时已年迈的赵充国主动向宣帝请缨，赵充国至金城后，对当时的战局做出了正确的判断，顶住朝廷中反对派压力，采取一系列措施，最终在神爵二年（前59）平定羌乱，胜利班师。随后，西汉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降的羌人。在此次与先零羌豪的征战中，配合赵充国军事行动的主要将领还有赵充国之子中郎将赵卬、酒泉太守破羌将军辛武贤、侍中乐成侯强弩将军许延寿、敦煌太守快等。第四次是在元帝永光二年（前42），陇西的彡姐等七种羌反叛，寇陇西，汉朝派遣右将军冯奉世击破诸羌种，诸羌种归顺西汉。自彡姐羌归顺西汉之后数十年，诸羌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行为。《汉书》卷69《辛庆忌传》载：“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将迫近“胡”的地区与迫近“羌”的地区同时并称，可见羌人的强烈反叛精神。
关于西汉中后期羌人反叛的情况，除史籍有所记载外，悬泉汉简中也有反映。在属西汉宣帝时期的悬泉汉简中既有小月氏种的狼何羌贡献汉朝的记录，又有汉王朝讨伐羌人的记载。
敦煌太守快使守属充国送牢羌、□□羌侯人十二。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琅何羌□君彊藏奉献，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二乘传。十一月辛未皆罢。为驾。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
Ⅰ90DXT0210③：6
讨羌人入徼盗发数移。
Ⅱ90DXT0215④：7
《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简文“琅何羌”即《汉书·赵充国传》中的“狼何”羌。该羌元康、神爵年间曾通使匈奴，欲从匈奴借兵攻敦煌诸地，断西汉通西域之路，以配合先零诸羌反叛。而至简文的时期，琅何羌已经臣服汉朝，遣使贡献。
闻羌人买谷民间，持出塞甚众。长史废不为意，未有坐者，务禁防之。
Ⅱ90DXT0215②：39
该简记载了羌人在汉边郡民间大量购买谷物后出塞的情况。汉王朝担心羌人聚谷为乱故下发通告要严厉制止。
悬泉汉简载：
御史中丞臣彊、守侍御史少史臣忠，昧死言，尚书奉御史大夫吉奏丞相相上酒泉太守武贤、敦煌太守快书，言二事，其一事，武贤前书穬麦皮芒厚，以廪当食者，小石三石少不足，丞相请郡当食廪穬麦者石加
Ⅰ91DXT0309③：221
简文言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言由于穬麦皮芒过厚，以小石三石标准廪食明显不够吃，故求增加粮食数量，而敦煌太守快所言之事由于简残不明。但我们根据御史大夫丙吉、酒泉太守辛武贤和敦煌太守快的任期可以推知，其所上书言事可能与神爵元年（前60）、二年间平羌乱有关。神爵元年的先零羌种叛乱情况在悬泉汉简中也有所反映。神爵元年先零羌种反叛，朝廷先派遣了赵充国任后将军平羌乱。时任酒泉太守的辛武贤上书提出郡兵带上三十日粮，在七月上旬从张掖、酒泉出兵合击在鲜水（今青海湖）的老弱羌人及虏略其畜产。宣帝采纳其意见，拜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并再下诏书责让赵充国不迅速出兵围剿罕羌，致内郡烦于转输粮草之费。又下令：“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
宣帝在诏书中特别提出：“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
要赵充国将兵西进鲜水，以呼应辛武贤，达到瓦解羌人的目标。赵充国抗旨不从，上书宣帝陈其合击罕羌之弊。赵充国六月二十八日上书，至七月五日就收到宣帝取消合击罕羌的计划，批准以赵充国的计划实施。
在此次平羌乱中，敦煌太守快是重要人物。除上简外，悬泉汉简中还有不少关于敦煌太守快在平羌乱前后的活动记载：
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甲戌，敦煌太守快、长史布施、丞德谓县、郡库：太守行县归，传车被具多敝，坐为论易□□□□□遣吏迎受输敝被具郡库，相与校计如律令。
Ⅰ91DXT0309③：236A
神爵二年（前59）三月，敦煌太守行县检查统计各县库传车破损情况，要求各县库将破损的传车送至郡库校计。此举当与神爵二年春天仍在进行的平羌战争有关。神爵元年秋至神爵二年五月前后，赵充国正以步兵屯田湟中，在此期间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赵充国之子赵卬正在率汉军与叛羌进行战斗。传车作为保证军事文书及时传达的重要交通工具，自然需要严格查验。
此外，悬泉汉简：
一封长史私印，诣广校候，趣令言羌人反状。
□在广至。闰月庚子昏时，受遮要御杨武行东
江趣令言羌反状。博望候言：羌王唐调言檄发兵，在澹水上。
Ⅱ90DXT0216②：80
也应是与镇压羌乱有关的简牍材料。该简是邮书记录，所传递邮书的内容与“言羌人反状”有关，可见应对应某次羌人叛乱。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认为该简反映的是元帝永光二年（前42）的陇西彡姐羌人反叛事件。
而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又认为此简“所记羌人起事，似当系于神爵元年（前61）闰四月”
。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认为该简“闰月”是神爵元年闰三月，简文内容与《汉书》卷69《赵充国传》羌人反叛时间为“神爵元年春”的记载相吻合。
三位学者观点不一，未知孰是。笔者认为，本简所反映的羌乱，似乎发生在敦煌当地。元帝永光二年（前42）陇西彡姐羌叛乱，不能蔓延至此。神爵年间先零羌在湟水上游发动叛乱，声势浩大，且有阳关西南琅何羌参与，与匈奴连谋，不排除有波及敦煌郡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也不能过高估计。传世文献所载羌乱，一般是声势浩大、造成深远影响者。而悬泉简中的这次叛乱，也可能并未被载入正史。在目前条件下，未必一定要将其与传世文献对照。我们凭其知道当时敦煌地区汉羌民族的冲突情况，就可以了。
据传世文献和河西简牍，元帝永光之后直到王莽时期，再未见大规模羌乱的爆发。究其原因，当与匈奴势力的急剧下降，汉王朝基本实现了对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区的有效管理有关。除了神爵年间羌乱外，悬泉汉简也有关于其他羌乱的材料，悬泉汉简有一则记载，值得我们注意：
年八月中，徙居博望万年亭儌外归菆谷，东与归何相近。去年九月中，驴掌子男芒封与归何弟封唐争言斗，封唐］［以股刀刺伤芒封二所。驴掌与弟嘉良等十余人共夺归何马卌匹、羊四百头。归何自言官，官为收得马廿匹、羊五十］［九头，以畀归何。余马羊以使者条相犯儌外在赦前不治、疑归何怨恚，诬言驴掌等谋反。羌人逐水草移徙
（Ⅱ90DXT0214①：124、Ⅱ90DXT0214①：26、Ⅱ90DXT0114③：440）
郝树声、张德芳认为这三枚简内容连贯，虽头尾残缺，但可以连读，当为一份文书的中间部分，可复原为一册，并命名之为《西汉羌人斗殴册》。
该简册记录了两部分羌人因争言而斗，夺取牲畜的事件，被夺牲畜一方（即归何）求官府为自己做主，汉朝地方政府裁决将部分被夺牲畜还给了他。由于未获得全部被夺牲畜，归何向汉廷告发夺牲畜者驴掌等谋反，汉廷怀疑归何是因怨恚而诬陷。这则材料虽不完整，但对我们了解汉羌关系非常有意义。据此材料，我们至少可以有以下认识：第一，如传世文献所载，羌人种落众多，但并不团结、统一，易于为汉廷分化瓦解、控制利用；第二，汉廷此时已对河西走廊羌人有管理之权，羌人内部纠纷不能自行解决而应由汉朝官府裁决；第三，汉朝重视对羌人管理，有专门的“使者”和“使者条”规范羌人活动；第四，汉廷在管理羌人、解决羌人纠纷中故意制造矛盾，使争议双方难以团结，如驴掌、嘉良等夺归何马四十匹、羊四百头，但官府仅为其收得马二十匹、羊五十九头，这样就使归何继续仇视驴掌，便于汉廷对他们的控制与掌握；第五，羌人内讧，有互相向汉廷告发对方谋反者，反映了羌人也知道汉廷对谋反行为严厉镇压的态度，汉人如此重视羌人反叛，可见在控制羌人未久的情况下，汉羌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总之，这枚简生动地描述了汉代已接受汉廷管理的羌人的生活状况和政治生态，反映了当时微妙的汉羌关系，很多细节可与《汉书·赵充国传》提到的“驭羌”策略对读，极具史料价值。
居延汉简中关于羌人的记载较零散，其中虽无直接镇压羌乱的记载，但有赏赐在镇压羌乱中牺牲者的文书：
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其印绂吏五万，又上子一人名尚书。卒长
奴婢二千，赐伤者各半之，皆以郡见钱给。长吏临致，以安百姓也。早取以见钱
267·19
此简反映了汉王朝为镇压羌人反叛，下发了一系列奖励措施。
通过传世文献和河西汉简可知，作为汉王朝西北部的一个颇有力量的种族，羌人是汉王朝处理西北民族关系，尤其是汉匈关系时极为重视的一支力量。
虽然居住在河西走廊周围的羌人部落，其语言生活习俗与汉人迥异，如《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建武九年（33）司徒掾班彪上书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但随着汉羌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组织的羌人还是大量归附汉朝。面对大量的归义羌众，神爵二年（前60），西汉王朝在平定羌乱后，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降羌。
西汉中后期，时有羌豪反叛，西汉王朝每次镇压之后即采取措施安抚归顺的羌人，他们被称作“归义羌人”，汉朝政府对归义羌人采取羁縻统治。悬泉置出土有记录敦煌郡归义羌人的简册《归义羌人名籍册》及其他散简，它们的出土具有重大意义，使我们知道在敦煌郡也居住有归义羌人。这些归义羌人由政府登记在册，证明汉代敦煌郡、酒泉郡对归附朝廷的羌人实施了有效管理。悬泉汉简载：
归义聊臧耶茈种羌男子东怜
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唐尧
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蹏当
归义垒卜茈种羌男子封芒
归义
良种羌男子落蹏
右
良种五人
Ⅱ90DXT0214①：1-6
上述六简为一完整简册，郝树声、张德芳名之为《汉敦煌归义羌人名籍》。
东怜、唐尧、蹏当、封芒、落蹏，为羌人名。聊臧耶茈种、聊卑为茈种、垒卜茈种，均为羌人种落名。此简最后统计标题计“
良种五人”，则上简中的聊臧耶茈种、聊卑为茈种、垒卜茈种应该同属于盖良种。可能盖良种是大种，而聊臧耶茈种、聊卑为茈种、垒卜茈种则为盖良种下所分之小种。《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汉桓帝延熹二年（159）“烧当八种寇陇右”，被护羌校尉段颎所败。这里的烧当种羌，至少有八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自成一个分支，故称“烧当八种”。简中“
良种羌男子落蹏”中的落蹏本人属于盖良种这一大种，故仅称“
良种”。西汉朝廷为归义羌人制定名籍，既反映了羌人归义、臣服汉王朝的史实，也是汉王朝对其加强管理的体现。
归义垒渠蹏种羌男子奴葛
Ⅱ90DXT0114②：180
归义聊
良种羌男子芒东
Ⅱ90DXT0114②：181
归义垒甬种羌男子潘朐
Ⅱ90DXT0114③：423
归义垒卜茈种羌男子狼颠
Ⅱ90DXT0114③：459
上述四枚简也是归义羌人名籍，由于编绳朽坏而错乱。其中，垒渠蹏种、聊盖良种、垒甬种、垒卜茈种皆为羌人种落名。仅从悬泉汉简的部分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羌人种落众多，至少有刘危种、垒羌龙耶种、盖良种（聊臧耶茈种、聊卑为茈种、垒卜茈种）、垒渠蹏种、聊盖良种、垒甬种等。
此外，悬泉汉简中亦有如下记载：
酒泉归义垒羌龙耶种男子毄芒自言：今年九月中□
Ⅱ90DXT0214②：195
垒羌龙耶种，羌人种名。毄芒，羌人名。归义，指归顺于西汉王朝的羌人。
归义敦隗种留良等辞曰：以诏书冬十月入徼，就草常居广至。
ⅡT0114②：194
归义羌人每年冬十月入塞而居，在敦煌郡广至县境内可能有较固定驻地，这既反映了汉王朝对其管理的加强，也反映了羌人归义汉廷的动机和原因。羌人经济生产方式受季节影响较大，冬天可能需要到自然条件更好的地区越冬，汉王朝经略河西后占据了河西走廊上大量适合游牧民族过冬的地区，因此，为重新获取在这些地区越冬的权利，羌人种落不得不选择归附汉廷。
归义羌人有“王”对其种落进行统治。如甘青地区出土的“汉羌王印”“归义羌侯印”，是汉朝对羌人实行羁縻政策的明证。悬泉汉简载：
归义
羌王使者男子，初元五年七月
馀输皆奉献诣，仁行长史事
乘传，当舍传舍
Ⅴ92DXT1210④：3
该简上下皆残，从残存简文来看当是“归义聊羌王”遣使奉献乘传的记录，其中“归义聊羌王”应是元帝时归顺于朝廷的聊羌王。
出粟一石，马五匹。送羌王索卢掾东，元始五年十一月癸丑，县泉置佐马嘉付敦煌御任昌。
Ⅱ90DXT0113①：4
该简所记羌王虽未言归义，但从简文来看，羌王由西汉官府负责迎送，提供沿途所需的粮食和马匹，可能也与“归义”有关。
归义的羌人，在汉王朝统治下生活，接受汉王朝的管理，并为汉王朝行政机构服务。据悬泉汉简，汉代敦煌郡有不少羌人在交通、驿置和亭等部门如悬泉置中担任御者、邮卒，从事杂役劳作。如悬泉汉简载：
入东绿纬书一封，敦煌长上诣公车。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日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即时使御羌行。
Ⅱ90DXT114②：165
御羌，即驾车马的羌人。
前述归义羌人简，反映了经过多年的征战、融合，至西汉后期，随着汉王朝在东亚政治秩序中绝对主导地位的建立及匈奴势力的衰落，汉廷基本实现了对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区羌人的控制。这些羌人归附汉廷，接受西汉地方行政系统和军事防御系统的管辖，与中原汉人移民一起，成为西汉王朝控制下的河西居民。
《史记》《汉书》中的西域，开始只是西部疆土之意，并不指代具体地区。并且最初主要用来指匈奴“西域”，即汉初受匈奴管辖的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地区。汉武帝征服河西、张骞两出西域之后，“西域”才开始逐渐指汉之西域，即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地区。更具体一点，狭义上的西域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区域，西汉时期对这一区域能够实施较有效的管理。广义西域，则主要是从经济、文化交通角度来说，只要是玉门关、阳关以西，汉王朝所了解的地区皆可谓之“西域”，也就是“丝绸之路”意义上的西域。传统学界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出发，一般较关注狭义的“西域”，但敦煌、悬泉等汉简出土后，我们发现汉王朝与广义“西域”通过丝绸之路确有很多经济文化交往，其内容也值得重视。
《汉书》卷96上《西域传序》：“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阸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这里的“西域”即狭义西域。
汉初，匈奴击走月氏占据河西走廊，并将西域诸国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而此时汉王朝虽对康居等个别西域国家有一定认知，但由于双方相距遥远，故关系并不密切。西域真正进入汉王朝统治者的视野之中，则是武帝初为抗衡匈奴欲联络大月氏之时。此后，张骞出使西域，虽未完成联合大月氏攻击匈奴的使命，却代表汉中央加强了与西域国家的联系、沟通。张骞返汉后，汉匈大战已爆发。元狩四年（前119），汉匈第一阶段大战告一段落，汉武帝发现，单凭汉之实力，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令匈奴臣服的战略目标，因此开始考虑联合乌孙等西域国家。当然汉王朝联合西域国家的战略目标，其实也是有过调整的。最开始汉王朝优先考虑的是“隔绝羌胡”的战略。元狩二年（前121）汉王朝已占据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既是中西交通的东西孔道，又是北胡、南羌联合接触的南北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由于河西走廊距中原过于遥远，汉王朝如直接统治，成本太高，故希望乌孙能够东返，重新居住在河西，亲汉抗匈，“隔绝羌胡”。元狩四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主要目的就是要劝乌孙东归，实现这一战略构想，但这次使命也未完成。最终汉武帝决定由汉王朝直接管理、郡县化河西。元鼎二年（前115），渡河置令居塞，汉王朝拉开了经营河西的帷幕。利用乌孙实现“隔绝羌胡”的战略虽未成功，但汉武帝并未放弃对西域、对乌孙的重视。不久，汉武帝就发现，即使不能劝说乌孙东归、“隔绝羌胡”，也可以尝试拉拢以乌孙为代表的西域诸国，联合对抗匈奴。这就是所谓“断匈奴右臂”战略。从此战略出发，汉王朝开始以河西走廊为基础，“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
，积极开展与西域各国的关系。
西汉中期，西域有36国。主要沿南道、北道两交通线分布，如《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所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其中南道诸国分布在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主要包括鄯善、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再向西可通大夏、大月氏、安息、难兜、罽宾等国，南道诸国南面今昆仑山中，还有婼羌、小宛、戎卢、渠勒、子合、西夜、依耐、无雷等国。北道诸国分布在天山脚下，大部分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北道开始也应经过楼兰（即鄯善），由楼兰至渠犁、尉犁、焉耆、危须、轮台（又称“仑头”）、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疏勒等国，向西可至捐毒、休循、大宛、康居诸国，北道经龟兹、温宿可至乌孙国都赤谷城。此外，东天山地区有与匈奴临近的车师六国，这六国可经天山峡谷孔道与危须、焉耆等国交通，会入北道。可能也有道路可沿天山北麓向西循今伊犁河谷进入乌孙。西汉后期，随着车师前后国地位的重要，可能已逐渐开拓出由车师勾连玉门关的道路。此外，南道莎车与北道疏勒有道路连通，因此也可以说南北两道会于疏勒。西域各国的地理、交通大体如此。而生产方式大体可分为两种，北部地区以乌孙为代表，应主要是游牧生产方式，军队较多，战斗力强，所谓“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民刚恶，贪狼无信，多寇盗，最为强国”
者。南北两道诸国则主要是城邦国家，以绿洲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与匈奴、乌孙异俗”
，由于绿洲面积有限，故国家规模较小，虽繁荣富庶，但作为个体国家实力较弱，相对来说龟兹、莎车、于阗、楼兰（鄯善）、焉耆可勉强称得上小国中的“大国”。汉初，匈奴势力进入西域，各绿洲小国无力对抗，“故皆役属匈奴”
。而乌孙由于军事强大、距匈奴较远，且游牧经济与匈奴同质，对匈奴来说经济意义不大，故游离于匈奴统治。虽曾“服匈奴”，但“后盛大，取羁属，不肯往朝会”，具有一定独立性。匈奴为控制西域城邦诸国，安排日逐王居西边实施统治，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匈奴控制西域的官员既称“都尉”，则当是受汉制影响所设官职，而以“僮仆”为名，则反映了匈奴以“僮仆”视西域诸国，压迫、奴役的性质。焉耆、危须、尉犁诸地在北道边缘，靠近天山山谷，是匈奴在西域统治的核心地区。天山山脉横亘西域中部，其庞大山体可起到阻碍南北交通的作用。今新疆境内西有天山，东部楼兰一带则有白龙堆、戈壁滩阻碍。在河西归属匈奴时，匈奴既可利用河西控制楼兰，威胁西域东部南北两道国家，又可以东天山为基地，渗透车师，掌握吐鲁番盆地绿洲，进而控制天山峡口的焉耆、危须、尉犁诸国。并利用楼兰、焉耆、危须、尉犁等国而掌控、剥削整个西域。但汉王朝占有河西走廊后，匈奴控制楼兰只能依靠蒲类、车师等东天山国家，因此在楼兰等西域东部地区的控制能力大为下降，也大大降低了其对西域南道诸国的羁縻控制程度。对楼兰控制力的下降，可能促使匈奴更加重视东天山地区和焉耆、危须、尉犁等天山峡口国。焉耆盆地农业繁荣，经济价值巨大；地当联系东、北天山的孔道，已成为匈奴联系西域的核心区域，交通、军事价值巨大，因此匈奴“僮仆都尉”才会置于此处。在失去对楼兰的绝对控制后，除了“焉耆、危须、尉犁”外，匈奴更重视的当是其在西域的大后方——位于今吐鲁番盆地的车师诸国。以上西域地区的地理、经济形势是我们理解汉匈争夺下的“西域”的基础。
西汉中期后，汉王朝势力从河西走廊进入西域。这样在西域东部和北部，就分别存在匈奴、西汉两大对立政权。西汉主要是从东部渗透西域，匈奴则主要是以焉耆、危须、尉犁为突破口，由北向南渗透西域。可以说，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的西域政治，即是汉匈之争映射下的投影。至少对汉王朝来说，西域政策的核心无疑是服务于汉匈关系。汉朝降服匈奴之前，要争取西域诸国以联合打击、压迫匈奴势力；汉朝降服匈奴之后，则要利用西域孤立匈奴，使其不能死灰复燃。
汉王朝西域政策的立足点在于匈奴，正如扬雄所说：“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费岁以大万计者，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
由于西域各国生产方式、实力、地理位置、军事价值，及与匈奴关系程度千差万别，汉王朝对西域各国的重视程度，显然也有较大差异。总体来说，在对西域各国的态度上，汉王朝一直重视乌孙的军事实力，比较重视楼兰（鄯善）、尉犁、焉耆、车师等地的军事意义，为保证汉、乌交通的畅通，汉朝也对龟兹、温宿等国有一定关注。至于其他各国，可能在汉王朝的西域战略中并无特别的意义。
在武昭时期的西域经略中，虽然爆发过大宛之役这样的长距离、大规模战争，但其意义主要在于宣扬国威、震动西域，打开汉王朝在西域地区的外交困境。大宛之役并不能说明，汉王朝经营西域的重点是悬隔万里的大宛，相反乌孙、楼兰、车师等国才是当时西域战略中的重中之重。其中乌孙是潜在的可以合作、制衡匈奴的重要力量，而楼兰、车师作为汉和匈奴经营西域的交通中枢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由于天山东端和北麓仍为匈奴所控制，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者不得不自楼兰沿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北麓西走，或自楼兰沿今孔雀河到渠犁后，沿天山南麓西走。楼兰、车师二国摄于匈奴力量，又苦于接待，故经常拦劫西汉使者。因此，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派赵破奴虏楼兰王，击破车师，列亭障至玉门，进一步加强了河西走廊与西域东部的联系。太初元年（前104）至四年，西汉发动大宛之役，此后，西域各国纷纷遣使进贡或遣子为质，西汉使者也不断西行诸国，宣扬汉威，寻求珍奇之物。同时，西汉王朝设使者校尉，在渠犁、轮台一带屯田积谷，供应往来使者。昭帝即位后，又遣将刺杀亲匈奴的楼兰王安归，立亲汉的尉屠耆为王，并改楼兰国名为“鄯善”。由于鄯善附汉，沿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北麓向西的道路（西域南道）从此畅通。可以说武昭时期，汉王朝西域战略中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控制了鄯善，确立了对西域南道诸国的影响力。
西域各国中，汉王朝最为重视乌孙。虽然张骞劝乌孙返回河西走廊未果，但汉王朝并未放弃对乌孙的争取。元封年间，汉宗室女江都公主细君嫁至乌孙，以为昆莫猎骄靡右夫人。所谓“以公主妻乌孙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国”
。同时，匈奴也不愿失去乌孙，而以女嫁给昆莫，为左夫人。乌孙昆莫猎骄靡娶细君公主后，因年事已高，又使其孙军须靡以公主为妻。不久，军须靡立为昆莫。后细君公主去世，汉又以楚王之女解忧为公主嫁于军须靡。军须靡死后，解忧公主按乌孙国俗嫁给继位的肥王翁归靡。在西汉与周边国家的交往史上，唯有汉初曾嫁公主于匈奴单于，而中期之后中断与匈奴和亲，却连续以两位公主和亲乌孙，可见乌孙在西汉统治者心目中的分量。应该说，武昭时期，汉王朝由于势力所限，尚不能深入西域腹地，但已将乌孙作为一支潜在联盟力量而予以笼络。据《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乌孙》所载，细君公主嫁给昆莫猎骄靡，“昆莫年老，欲使其孙岑陬尚公主。公主不听，上书言状，天子报曰：‘从其国俗，欲与乌孙共灭胡。’”可见武帝时即有利用乌孙以灭胡的宏伟蓝图。至宣帝时期，乌孙终于在汉王朝的西域经略中占据重要地位，帮助汉王朝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甚至“共灭胡”的战略构想。
元凤四年（前77）之后，汉王朝对匈政策转向强硬，开始积极开拓、经营西域。昭帝末宣帝初，匈奴侵犯乌孙，乌孙昆莫和公主一再上书告急。宣帝遣五将军和乌孙联兵夹击匈奴，大获全胜。其中常惠监领之乌孙兵战果尤丰，战后常惠被封为长罗侯。此后，乌孙完全倒向西汉一边，成为汉的盟国。元康二年（前64），乌孙为进一步加强与汉的联系，防止匈奴反扑，拟立汉之外孙元贵靡为嗣，并请求“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畔绝匈奴”
。汉宣帝答应了此次和亲，“以乌孙主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
，神爵二年（前60）遣之赴乌孙，并派出以长罗侯光禄大夫常惠为首的使团。但和亲队伍尚未出塞，乌孙昆弥翁归靡去世，岑陬子泥靡代为昆弥（即狂王），而元贵靡未立。随着乌孙内政发生重大变故，常惠上书：“愿留少主敦煌，惠驰至乌孙责让不立元贵靡为昆弥，还迎少主。”
希望尽力挽回局面，使和亲能顺利进行，但大鸿胪萧望之以为：“乌孙持两端，难约结。前公主在乌孙四十余年，恩爱不亲密，边竟未得安，此已事之验也。今少主以元贵靡不立而还，信无负于夷狄，中国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将兴，其原起此。”
宣帝最终接受萧望之意见，停止了这次和亲行动。
狂王泥靡即位后，“复尚楚主解忧”
，仍与汉保持和亲关系。之后，汉乌关系中连续发生解忧公主与汉使谋杀狂王、乌就屠刺杀狂王自立为昆弥等事，解忧公主、冯夫人、长罗侯常惠、西域都护郑吉、破羌将军辛武贤，或从外交，或用军事，最终稳定了乌孙局面。甘露元年（前53），汉乘平定乌孙内乱之机将其国一分为二，立解忧子元贵靡为大昆弥，立匈奴女所生子乌就屠为小昆弥，使“长罗侯惠将三校屯赤谷，因为分别其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
，汉乌关系得以正常发展。此后，乌孙大小昆弥均受西域都护领护，没有大变，但大小昆弥时有斗争，为管理带来不少困难，所谓“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
。哀帝元寿二年（前1），乌孙大昆弥伊秩靡与匈奴单于并朝汉，象征着汉王朝国力的鼎盛。
汉乌关系是汉王朝经营西域战略的重中之重，不但在《汉书》卷96《西域传》中有详细记载，在出土汉简中也有相当多相关内容。尤其是宣帝时期，解忧公主、长罗侯常惠、冯夫人、破羌将军辛武贤的相关活动在悬泉汉简中都有记录。张德芳《〈长罗侯费用簿〉及长罗侯与乌孙关系考略》，袁延胜《也谈〈过长罗侯费用薄〉的史实》《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何海龙《从悬泉汉简谈西汉与乌孙的关系》，李炳泉《甘延寿任西域使职年代考——兼及冯嫽在册封乌孙两昆弥事件中的活动》，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等著述都利用敦煌汉简、悬泉汉简对汉乌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如少主和亲、常惠五出西域、大小昆弥分治、解忧公主归汉、赤谷城屯田、孙建诛卑爰疐、段会宗甘延寿等西域都护活动等问题进行了考证，获得了很多新的认识，大大促进了汉乌关系史研究。
如悬泉汉简《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Ⅰ90DXT0112：③61-78）是神爵元年悬泉置招待长罗侯军吏的记录，张德芳先生认为长罗侯此次经过悬泉置去西域目的是至乌孙为元贵靡和少主的和亲迎聘礼，
袁延胜则认为其目的是至西域屯田、加强对西域的控制，以应对元康神爵之际匈奴与西羌联合对汉廷造成的压力。
虽然这一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但新史料的出土无疑加深了我们对相关史事的认识，提出了新的问题。
虽然元康五年（即神爵元年，前61）长罗侯常惠率军吏出西域的目的，我们尚不能断定一定与少主和元贵靡的和亲有关。但悬泉汉简确有与此次和亲有关的材料。
县泉置度侍少主长罗侯用吏。
Ⅱ90DXT0214②：298
其中“侍少主长罗侯”恰可与《汉书·西域传》长罗侯常惠送少夫公主和亲事对读。甘露年间，大小昆弥分治事是乌孙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是汉乌关系史上的大事，关于其过程，《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中有详细记载：
初，肥王翁归靡胡妇子乌就屠，狂王伤时惊，与诸翖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故众归之。后遂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汉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冯夫人）为乌孙右大将妻，右大将与乌就屠相爱，都护郑吉使冯夫人说乌就屠，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乌就屠恐，曰：“愿得小号。”宣帝征冯夫人，自问状。遣谒者竺次、期门甘廷寿为副，送冯夫人。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破羌将军不出塞还。
然而，悬泉汉简的出土为我们认识此事提供了很多新材料，也促使了学者的进一步思考。悬泉汉简载：
上书二封。其一封长罗侯，一乌孙公主。甘露二年二月辛未日夕时受平望译骑当富，悬泉译骑朱定付万年译骑。
Ⅱ90DXT0113③：65
使乌孙长罗侯惠遣斥候恭，上书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甘露二年二月甲戌，敦煌骑司马充行大守事，库令贺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当舍传舍，如律令。
V92DXT1311③：315
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鱼离置啬夫禹移县泉置，遣佐光持传马十匹，为冯夫人柱，廪穬麦小卅二石七斗，又茭廿五石二钧。令写券墨移书到，受薄入，三月报，毋令缪，如律令。
Ⅱ90DXT0115③：96
甘露二年四月庚申朔丁丑，乐官令充敢言之：诏书以骑马助传马，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军吏远者至敦煌郡。军吏晨夜行，吏御逐马前后不相及，马罢亟，或道弃，逐索未得，谨遣骑士张世等以物色逐各如牒，唯府告部、县、官、旁郡，有得此马者以与世等。敢言之。
V92DXT1311④：82
此记录可与《汉书》“冯夫人锦车持节，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皆赐印绶”的记载参看。Ⅱ90DXT0115③：96号简即为鱼离、悬泉置送冯夫人返回乌孙的传车记录，说明甘露二年（前52）二月庚申朔丙戌（二十七日）使者冯夫人正在赶赴乌孙的路上。袁延胜根据上述简牍，指出辛武贤任破羌将军至敦煌、汉廷分立大小昆弥事不在清代学者指出的甘露元年，而应在甘露二年。
笔者认为，V92DXT1311④：82号简载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等西去事属于追述，并不能据此肯定辛武贤任破羌将军不在甘露元年。相反，Ⅱ90DXT0115③：96号简载冯夫人在长安见过宣帝领受分治乌孙令后，返回乌孙经过悬泉置的时间是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二十七日）。此前，冯夫人已完成了受都护郑吉指令劝降乌就屠、由乌孙至长安面见皇帝、接受皇帝指令、返至敦煌等事，这一番事务，尤其是由乌孙往返长安，所费时日很可能超过两个月。而冯夫人在第一次劝降乌就屠时，就曾语以“汉兵方出，必见灭，不如降”
，且当时汉已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遣使者案行表，穿卑鞮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庐仓以讨之”
。因此，笔者认为辛武贤任破羌将军出军敦煌一定在甘露元年（前53），徐松在此点上并无错误。悬泉V92DXT1311④：82号简只是追述了此前军情紧急，各方使者奔走道路时曾抛弃了很多马匹，直到甘露二年四月军情渐息之后，敦煌地方才腾出手来追逐被抛弃马匹，而非甘露二年四月破羌将军才途经敦煌。且据《汉书》记载，冯夫人和破羌将军、穿渠校尉并未同时出发，V92DXT1311④：82号简却写“送破羌将军、穿渠校尉、使者冯夫人”，也说明这不是一次送使行为，而是对多次送使行为遗失马匹情况的总述。当然，尽管徐松在辛武贤任破羌将军事的时间判定上并无错误，但其认为大小昆弥分立也在甘露元年，现在看来确实是站不住脚的。既然Ⅱ90DXT0115③：96号简载甘露二年二月庚申朔丙戌（二十七日）使者冯夫人还在赶赴乌孙的路上，则乌就屠接受宣帝诏令、大小昆弥分治自当在甘露二年二月之后，因此此事当发生在甘露二年。
悬泉Ⅱ90DXT0113③：65号简指出，在乌孙危机爆发时或此后不久，长罗侯常惠就来到了乌孙，并积极参与了对此事的处理，恰可为《汉书》“诏乌就屠诣长罗侯赤谷城”的记载作注脚。Ⅱ90DXT0113③：65号简还指出，就在冯夫人返回乌孙的同时，乌孙公主和常惠都在向皇帝上书。据悬泉V92DXT1311③：315号简，在上次上书半个月后，常惠又派属下赴行在所面见皇帝，由此可见当时乌孙情况的紧张程度。
悬泉汉简以其特有的形式，为我们补充了乌孙大小昆弥分立时，汉王朝的反应，其中许多生动细节，补充了《汉书》记载的不足，纠正了清人考证的失误。此外，悬泉汉简中还有关于常惠赤谷城屯田、解忧公主返汉，以及西汉后期汉乌交往的许多材料，如：
甘露三年十月辛亥朔，渊泉丞贺移广至、鱼离、县泉、遮要、龙勒，厩啬夫昌持传马送公主以下过，禀穬麦各如牒，今写券墨移书到，受薄入，十一月报，毋令缪，如律令。
Ⅱ90DXT0114③：522
就是解忧公主返汉时，敦煌地区迎送招待的记录，可与《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公主上书言年老土思，愿得归骸骨，葬汉地。天子闵而迎之，公主与乌孙男女三人俱来至京师。是岁，甘露三年也”的记载对读。
除了重视与乌孙的关系外，宣帝时期还特别重视对车师的争夺。如前所述，在丧失楼兰后，车师已成为匈奴控制西域的最后据点。因此汉匈在车师的争夺异常激烈，有所谓“五争车师”。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天汉二年（前99）、征和四年（前89）曾三次进攻车师，反映了汉廷对车师军事价值的重视。天汉二年之役，由于车师得到匈奴之援，汉兵不利。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渠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诸国兵共围车师，车师王降服，臣属汉”
，汉王朝取得一定优势。但昭帝时，匈奴再次反扑，“复使四千骑田车师”
，也屯田车师，与汉争夺。宣帝继位后，五将军同伐匈奴，匈奴“车师田者惊去，车师复通于汉”
。但不久车师又建立了亲匈政权，“与匈奴结婚姻，教匈奴遮汉道通乌孙者”
。地节二年（前68），汉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师将免刑罪人屯田渠犁，积蓄粮谷，准备再次与匈奴展开对车师的争夺。当年秋，汉军进攻车师，破交河城，但由于粮草不足，汉军撤出，归田渠犁。第二年，郑吉等再次进攻车师，车师王先降后逃，汉王朝令郑吉“还田渠犁及车师，益积谷以安西国，侵匈奴”
。郑吉先是令三百人屯田车师，主力屯田渠犁，然匈奴以为“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
，因此进攻汉王朝安置在车师的屯田者。郑吉为应对此情况，“尽将渠犁田士千五百人往田”
。由于此地对匈奴太过重要，匈奴不断派兵侵扰此地，势在必得。郑吉上书：“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
汉廷面对此困境，元康二年（前64）决定罢车师田者，郑吉返回渠犁。元康四年，汉立车师故太子军宿为王，“尽徙车师国民令居渠犁，遂以车师故地与匈奴。车师王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
，以迁民徙地的方式解决车师问题，将车师土地弃于匈奴。由于此前匈奴已“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
，故至此车师正式分裂。一部分东迁依附匈奴，应即后来的车师后国，一部分南迁至渠犁依附汉朝，可能就是后来的车师前国。由此可见，由于车师对匈奴的重要军事、交通意义，在汉匈力量对比未发生重大变化之前，汉王朝要完全占有车师难度极大。
悬泉汉简中有汉、匈争夺车师的记载：
元康元年十月乙巳，前将军臣增、大仆臣延年，承制诏侍御史曰：将田车师军候强将士诣田所，为驾二封轺传，载从者一人。传第二百卅
御史大夫吉下扶风厩，承书以次为驾，当居传舍。如律令。
ⅡT0214③：45
元康元年（前65）十月，正是匈奴攻击郑吉车师屯田士的关键时刻，大概在此时，郑吉上书汉廷，要求“益田卒”。《汉书》载，公卿议论决定“罢车师田者”，然而该简却记录了皇帝下诏“将田车师军候强将士诣田所”，与《汉书》所载不同。推测汉廷在接到郑吉要求“益田卒”的上奏后，确实曾增益田卒，但由于匈奴争夺车师的决心很大，所增田卒不能解决问题，故最终决定放弃车师屯田。《汉书》只记载了最后结果，而未及其详细经过。悬泉汉简的出土，补充了《汉书》失载的内容，让我们认识到了汉王朝为保卫车师屯田所做的努力，有益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车师在汉、匈西域之争中的重要意义。
车师居民内迁后，一直臣服汉朝，与汉王朝保持了良好的关系，悬泉汉简载：
五凤四年六月丙寅，使主客散骑光禄大夫田扶韦制诏御史曰：使云中太守安国、故□未央仓龙□卫司马苏□武彊，使送车师王、乌孙诸国客，与军候周充国载先俱，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御史大夫延年□□□□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Ⅱ0113③：122A
记录了乌孙、车师等国与汉通使、友好交往的情况。《汉书》卷19下《百官公卿表下》载，五凤三年（前55）“六月辛酉，西河太守杜延年为御史大夫。三年以病赐安车驷马免”。故简中御史大夫“延年”为杜延年。简中的车师王则应是驻于渠犁附近车师王军宿，或其后人。
此后，汉在车师屯田，并自元帝初元元年（前48）起，置戊己校尉，主管屯田事宜。
西汉王朝为对抗匈奴，从武帝开始经略西域，其间与匈奴在西域展开激烈争夺，汉匈互有得失胜负。至宣帝时期，汉王朝基本确立了在西域的优势，设置西域都护，加强了对西域南北道诸国的管理和对境内丝绸之路的保障。此后直至王莽天凤三年（16）兵败西域，西汉王朝一直对西域保持有强大的控制力。
在西汉王朝100多年对西域的经略过程中，汉朝或为屯田，或为屯戍，或为军事，或为政治，在西域地区设置了一系列军事、屯田、行政机构，如西域都护、使西域副校尉、伊循都尉、戊己校尉等等。关于这些机构的吏员设置、执掌秩别，传世文献虽有记载，但往往比较粗疏，甚或有史料自相矛盾处，如学界围绕戊校尉与己校尉等问题，具讼多年而难以达成共识。但随着20世纪敦煌汉简、罗布淖尔汉简、马圈湾汉简，尤其是悬泉汉简的出土，我们对汉王朝所设西域各机构的设置、运转都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学界在戊己校尉、西域都护、伊循都尉等官职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可以说，西北汉简的出土不仅对汉王朝与西域关系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史料，更揭示了汉王朝对西域管理的细节。1931年斯坦因在尼雅遗址曾发掘过一枚书有“汉精绝王承书从”的木简，这种文句是典型的下行文书，其在尼雅出土，说明了汉王朝利用文书管理精绝国的细节。简中直称精绝国统治者为“汉精绝王”，应该反映了西域都护府设置后，汉王朝强化对西域国家管理的情况。
对于西域都护及屯田、屯戍各系统的管理、运行情况，本书后续相关章节还会有详细论述，故在此不赘。仅以关于伊循都尉的简例，做一例证。悬泉汉简载：
甘露三年四月甲寅朔庚辰，金城太守贤、丞文，谓过所县、道官，遣浩亹亭长桼（漆）贺，以诏书送施刑伊循。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
Ⅱ0114④：338
简文中的“施刑”为罪徒，是伊循城屯田的主要劳动力。“伊循”即“伊循城”，西汉王朝曾在伊循城屯田。《汉书》卷96《西域传》载，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诛杀楼兰王后，楼兰在汉质子尉屠耆归国为王，临行前称：“身在汉久，今归，单弱，而前王有子在，恐为所杀。国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愿汉遣将屯田积谷，令臣得依其威重。”汉王朝接受其请求，“于是汉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抚之。其后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
。据此可知，伊循城其地肥美，宜于屯田积谷。汉朝最初遣司马一人、吏士四十人至伊循城屯田。后来随着汉朝在伊循城屯田规模的扩大，汉朝于宣帝地节二年（前68）或地节三年间设置了伊循都尉。
悬泉汉简出土后，我们知道该“都尉”全称实为“敦煌伊循都尉”：
敦煌伊循都尉臣大仓上书一封。甘露四年六月庚子上
Ⅱ90DXT0216③：111
简文称“敦煌伊循都尉”表明伊循都尉受敦煌太守节制。
《史记·大宛列传》称张骞有凿空西域之功。近代以来，自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后，人们更是经常把丝绸之路开辟的贡献与汉人张骞联系起来。但客观来说，秦汉传世文献中关于中原王朝与广义“西域”上的国家在丝绸之路上进行友好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的记载，却是凤毛麟角。这种史料局限，导致大家往往更关注汉王朝经略“狭义”西域之史实，而忽略丝绸之路上汉王朝与广义“西域”国家的经贸、文化交往。甚至不少学者认为，汉王朝的西域政策完全是以军事、政治为目的，并没有开辟丝绸之路、加强与西方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然而20世纪敦煌、新疆汉简，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悬泉汉简的出土，则部分改变了这一认识。
悬泉汉简中有大量汉王朝与大月氏、康居等西域国家经济、文化交往的记录，据郝树声、张德芳统计，“悬泉汉简中，有关西域方面的资料500多条”
。这些材料描绘了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东、西方国家以经济为目的交往的细节，对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其中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使大家清晰地认识到：开辟、保障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国家进行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即使不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核心目的，也是汉王朝经营西域的重要目的之一。两汉时期，汉王朝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各国，尤其是中亚、西亚国家间存在以朝贡贸易形式为主导的经济文化交往现象。
关于悬泉汉简反映的中外经济文化交往现象，学界已倾注了极大的兴趣。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一书，及郝树声《简论敦煌悬泉汉简〈康居王使者册〉及西汉与康居的关系》《汉简中的大宛和康居——丝绸之路与中西交往研究的新资料》，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楼兰（鄯善）同汉朝的关系》《悬泉汉简中若干西域资料考论》《西北汉简中的丝绸之路》，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袁延胜《悬泉汉简所见康居与西汉的关系》，刘春雨《从悬泉汉简中的使者看西域与内地的关系》等文已有极丰硕的研究成果。
本书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王朝与一些典型国家的交往，予以论述。
楼兰（鄯善）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是汉王朝出西域的第一站。自从元凤四年（前77）之后，一直与汉王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既是汉王朝经略西域的基地，又是丝绸之路中西交通的孔道。悬泉汉简载：
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
Ⅱ90DXT0115②：47
此简出自敦煌悬泉置，简末“敦”字后残泐，据简意所阙当是敦煌郡或敦煌效谷县的官长发文至悬泉置，要求悬泉置做好接待楼兰王及随行二百六十人的相关事宜。简文言“东”则表明楼兰王一行是将入汉境。据《汉书》卷96《西域传》载，元凤四年（前77）大将军霍光遣傅介子斩楼兰王尝归，立质子尉屠耆为王，更其国名为鄯善。此简言“楼兰王”可知简载此次楼兰王入汉当在元凤四年前。
出粟一斗六升，以食鄯善王、王赐妻使者犬苏者等二人，人再食，食四升，西。
Ⅰ90DXT116②：41
此简为悬泉置接待鄯善王及王赐妻使者的记录。鄯善王及王赐妻使者从中原返回鄯善国时途经悬泉置，置按规定出粟一斗六升，供鄯善王一行人两次饮食，每人食用了四升粟。简文既称“鄯善王”则此简必在元凤四年后。简文中“王赐妻”值得注意。《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元凤四年，大将军霍光白遣平乐监傅介子往刺其王。……介子遂斩王尝归首……乃立尉屠耆为王，更名其国为鄯善，为刻印章，赐以宫女为夫人，备车骑辎重，丞相将军率百官送至横门外，祖而遣之。”尉屠耆归国为王，汉朝以宫女为其夫人。简文所载的“王赐妻”很可能亦是汉朝所赐宫女为其妻。汉王朝通过赐宫女为鄯善王妻的方式加强了对鄯善这一丝绸之路要冲的控制。
大宛是西域大国，由于其境距汉较远，故其与汉王朝交往的目的与抗拒应具有一致性。《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大宛国，王治贵山城，去长安万二千五百五十里。户六万，口三十万，胜兵六万人。副王、辅国王各一人。东至都护治所四千三十一里，北至康居卑阗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与康居、南与大月氏接，土地风气物类民俗与大月氏、安息同。……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大宛因盛产“天马”，故曾得到汉武帝的特殊关注。太初四年（前101），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得汗血宝马。此后，大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悬泉汉简中有一枚简记录了大宛王遣使献天马，汉廷派遣专人到敦煌郡迎接贡使和天马的情况：
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使户籍民迎天马敦煌郡，为驾一乘传，载奴一人。御史大夫广明下右扶风，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
Ⅱ90DXT0115④：37
这是御史大夫田广明颁发使者传信在悬泉置的抄件。“为驾一乘传”是朝廷官员出使所用规格比较高的传车。元平元年为公元前74年，距太初四年（前101）李广利再伐大宛已过了20多年，由本简可知，在20多年的时间里，大宛和汉王朝始终保持着贡使往来的关系，大宛一直践行岁献马二匹的约定。参照此简，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武帝时期大宛之役的意义所在。
大宛除贡献天马外，悬泉汉简记载表明，还贡献有骆驼：
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悬）泉置
Ⅱ90DXT0214②：53
如果说贡献天马是遵照约定外，那么本简关于贡献“橐他”的记录，很可能是一般的朝贡贸易。
两汉时期的大宛是古代中国最早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悬泉汉简中有10多支记载汉朝遣使至大宛，以及大宛贵人、使者前来汉朝通好朝贡时在悬泉置留下的记录，为研究汉朝与中亚地区友好交往的历史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与文献的相关证据，极为珍贵。张德芳先生《敦煌悬泉汉简中的“大宛”简以及汉朝与大宛的关系考述》
一文曾对悬泉汉简中的“大宛”简进行过详细考证，可以参看。
汉通西域的契机，即是寻找大月氏以联合对抗匈奴。虽然汉王朝的军事目的未得实现，但双方的和平交往此后得以维系。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西使，派副使到达大月氏。后数岁，张骞所遣至大夏、大月氏等国的副使与诸西域国使者俱来中原，“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自此以后，大月氏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着使贡关系。《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大月氏徙大夏之后，大夏与大月氏一起发展与汉王朝的友好关系。《汉书》卷61《李广利传》称：“匈奴为害久矣，今虽徙幕北，与旁国谋共要绝大月氏使，遮杀中郎将江、故雁门守攘。”匈奴与西域其他国家在半道上阻绝大月氏使者入汉朝贡，可见在汉匈之争中，由于大月氏与匈奴的历史恩怨，大月氏基本是站在汉王朝立场上的。
《汉书》卷96《西域传》关于大月氏的记载，主要集中于其早期历史、与匈奴的恩怨上，关于其后来与汉王朝的交往，则着墨甚少。斯坦因第四次中亚考察，曾在尼雅遗址发现汉简，其中一枚载：
大宛王使羡左大月氏［使］上所（以下字迹漫漶）
所寇，［愿］得汉使者，［进奉］，故及言（以下字迹漫漶）
林梅村曾对该简考证，认为其应与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冯奉世出使大宛事有关，反映了西域都护设置前，汉王朝与大宛、大月氏等国交往的情况。虽然，当时汉王朝与大月氏、大宛等国的交往受到（匈奴）所寇的严重影响，但使节避近就远，绕路南道，
将这种交往持续下去，更反映了双方交往意愿之强烈。
悬泉汉简中有17条关于大月氏的记载，
反映了两汉时期大月氏与汉王朝频繁的外交关系。本书择要简述如下。
神爵二年四月戊戌，大司马车骑将军臣□承制诏请□：大月氏、乌孙长□凡□□□富候臣或与斥候利邦国、侯君、侯国、假长□□□中乐安世归义□□□□□□□□□。为驾二封轺传，十人共□，二人共载。御史大夫□下扶风厩，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十月□。
Ⅰ91DXT0309③：59
据《汉书·宣帝纪》和《百官公卿表》可知，简中“大司马车骑将军”当为韩增，而御史大夫当为丙吉。
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翖候使者万若、山副使苏赣皆奉献言事，诣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永光元年四月壬寅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长史章、仓长光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驾，当传舍，如律令。四月丙午过东。
Ⅴ92DXT1210③：132A
初元二年七月戊辰，使□□□□者□□□中郎丞谨承制诏侍御史□□□大月氏□□□臣副意与
候□敞赵□□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御史□□□□下扶风厩，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四月丙寅过东。
Ⅴ92DXT1210③：132B
本简正反两面书写。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简中正面所书为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大月氏双靡翖侯使者、山国副使者入汉的记录。敦煌太守、长史和仓长联合署名发文要求悬泉置等机构按要求接送。背面简文残泐，从残文来看，是初元二年七月戊辰，朝廷派人护送大月氏使者回国，要求各地方机构按要求做好接待工作，其中“御史□□□□”可据《汉书》卷19下《百官公卿表下》补为“御史大夫万年”。《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大夏本无大君长，城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故月氏徙来，皆臣畜之，共禀汉使者。有五翖侯：一曰休密翖侯，治和墨城，去都护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八百二里；二曰双靡翖侯，治双靡城，去都护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阳关七千七百八十二里；三曰贵霜翖侯，治护澡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阳关七千九百八十二里；四曰肸顿翖侯，治薄茅城，去都护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阳关八千二百二里；五曰高附翖侯，治高附城，去都护六千四十一里，去阳关九千二百八十三里。凡五翖侯，皆属大月氏。”大夏有五翖侯，自大月氏迁至大夏后，五翖侯皆臣畜之。简文记载的“双靡翖侯”即《西域传》中的“双靡翖侯”，是五翖侯之一。尽管此时已臣属于大月氏，但从简文记载来看，他们也可以与汉王朝保持朝贡关系。
关于大月氏内容的简牍出土，弥补了传世文献的不足，丰富了我们对西汉时期大月氏与中原王朝的交往情况的认识。
除了鄯善、康居、大月氏等在《汉书·西域传》中有详细记载的国家外，一些在《西域传》中很少记载的西域小国在悬泉汉简中也有体现，这更彰显了悬泉汉简极高的史料价值。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载：“山国，王去长安七千一百七十里。户四百五十，口五千，胜兵千人。辅国侯、左右将、左右都尉、译长各一人。西至尉犁二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须二百六十里，东南与鄯善、且末接。山出铁，民山居，寄田籴谷于焉耆、危须。”是距离尉犁、焉耆、危须很近的小国。颜师古曰认为：“此国山居，故名山国也。”
悬泉汉简：
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翖候使者万若、山副使苏赣皆奉献言事，诣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永光元年四月壬寅朔壬寅，敦煌太守千秋、长史章、仓长光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驾，当传舍，如律令。四月丙午过东。
Ⅴ92DXT1210③：132A
简文“山副使”应即“山国副使者”之省称。作为一个仅有五千居民的西域小国，《汉书》中没有山国与汉王朝交往的记录，此简保留了两国间遣使往来的情况，可补史载之阙。
悬泉汉简所记录的西域国家中，有些不见于《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记载，其有可能是为史书失载的国家，但也不排除与《汉书》所载某国异名同实的可能。
其一只以食折垣王一人师使者
只以食钩盾使者迎师子
以食使者弋君
Ⅱ90DXT0214S：55
该简是悬泉置招待折垣王和过往使节的饮食记录。从简文可知，“折垣”为西域之国，但该国并没有出现在《汉书》中。简中“钩盾”属少府，为掌管皇家苑囿的机构。《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少府”条下载：“又中书谒者、黄门、钩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七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钩盾五丞两尉。”颜师古曰：“钩盾主近苑囿。”“钩盾”一职在后汉亦存，如《续汉书·百官志》载：“钩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诸近池苑囿游观之处。”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赞曰：“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汉书》记载西域的乌弋山离国，“地暑热莽平……而有桃拔、师子、犀牛”。文中的“师子”即上引简文中的“师子”，今写作“狮子”。史籍所见，西域诸国向中原王朝进献狮子的时间最早在章帝年间，《后汉书》卷3《章帝纪》载，章和元年（87），“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卷4《和帝纪》载，永元元年（89），“安息国遣使献师子、扶拔”。卷6《顺帝纪》载，阳嘉二年（134），“疏勒国献师子、封牛”。该简无明确纪年，考虑到悬泉置所出简牍多为西汉后期，所以上引简文的时代亦当属于西汉后期。这样，悬泉汉简的记载表明，早在西汉后期，西域国家就已经向中原王朝贡献狮子诸物了。但同时我们亦应看到，简文所记载的钩盾使者所迎狮子是否即为折垣王所献则尚需更多证据来证明。
祭越也见于悬泉汉简：
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并√叶贺所送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
Ⅱ90DXT0113②：24
该简所记为悬泉置接待莎车、罽宾和祭越使者四人的记录。祭越，不见于《汉书·西域传》，和“折垣”一样为我们所未知的一西域国，但根据简文，似乎可判断其与汉的交通，当和莎车、罽宾处于一条通道上。
罗帅《悬泉汉简所见折垣与祭越二国考》曾根据上述悬泉汉简内容，结合传世文献，利用语源学的方法，对折垣与祭越的地望进行了推断，认为折垣为《汉书·西域传》所载之乌弋山离，是对该国别名Zarangiana或首都Zarin的译称；祭越则是《汉书·西域传》里的子合（西夜），即古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地理志》里提到的Sizyges。
其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否准确，还有待于相关材料的进一步发现。
悬泉汉简涉及的国家有“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等24国”
和一些不见于传世文献的国家，其出土必将对丝绸之路史研究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尖锐。儒家学说在政治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后，今文经学“易姓受命”“天人感应”“五德终始”等观念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外戚王莽先由摄皇帝，最终在始建国元年（9）成为真皇帝，并开始了针对西汉后期社会矛盾的大刀阔斧的改革。
中原王朝的改朝换代，王莽的改革，对民族关系也造成了深远影响，西汉后期比较平静的汉匈关系、汉羌关系和汉王朝与西域关系都骤起波澜。最终，经过王莽15年的统治，西汉中后期奠定的良好的周边政治环境被破坏殆尽。王莽的民族政策对此后民族关系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汉时期民族交往的开展。20世纪以来，居延、敦煌汉简中有较多关于王莽时期民族关系的材料，为我们解读这方面的史实、总结经验教训，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