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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是生活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民族。尽管《汉书》和《后汉书》对羌族的历史有所记载，但非常粗略，尤其是对西汉时期羌族的记载，则更为零散。近世以来随着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我们对羌族的族源、分布、社会形态以及两汉时期汉羌关系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近百枚关于河西羌人的简牍，居延汉简中也有关于羌人的零星记录，都为研究西汉后期河西羌族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学界一般认为，甘青地区是古羌人的主要活动地区。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载，秦地“西至临洮羌中”。可见，至秦汉时期今甘肃甘南、临夏地区的羌人已归属中央政权。《汉书》卷96《西域传》载，天山南路诸国从东至西，都“南与婼羌接”，说明东自祁连山，西至昆仑山、帕米尔南面都是羌人的活动范围。
羌人种落众多，各部落互不统属，内部并未形成统一政权。据《后汉书》卷87《西羌传》记载，“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爰剑曾孙忍后时，“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羌人种落众多，据前后《汉书》记载就有四十九种之多：烧当、烧何、留何、先零、滇零、封养、封何、牢姐、东羌、岸尾、摩蟞、牢羌、累姐、彡姐、勒姐、卑湳、吾良、钟羌（钟存）、陇西种羌号良、当煎、号多、当阗、效功种、虔人种、全无种、沈氐、且冻、傅难种、巩唐、罕种、幵种、煎巩、黄羝、离湳、狐奴、零吾、鸟吾种、滇那、封僇、良多、句就种、参狼、牦牛、白马、大牂夷种、龙桥、薄申、唐旄、发羌。
当然，其实际数量当不止上举四十九种，悬泉汉简中就有许多为史籍所不载的居于河西地区的羌人种，如：
移护羌使者移刘危种南归责藏耶茈种零虞马一匹、黄金耳（珥）县（悬）青碧一，会月十五日，已言决。
Ⅱ0122①B：63
简中“南归”和“零虞”均为人名。刘危种、藏耶茈种为羌人种名。
羌人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些其他民族部落逐渐融入羌人社会，这些融入的部落亦称作羌。秦末汉初，匈奴联合乌孙驱走在河西走廊的月氏，迫使月氏大部西迁至大夏。其中有些小种和老弱者并没有西迁，他们仍在河西走廊地区游牧，有的则向南移徙到湟中地区生活，史称“湟中月氏胡”。《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领。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埶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
月氏中的一部分羸弱者向南迁移至诸羌生活的南山中，月氏人与诸羌互通婚姻，而且其生活饮食习惯语言交流逐渐与诸羌种相近。霍去病开湟中之时，月氏内附汉朝，与汉人杂居相处。融入诸羌的月氏慢慢形成七个大种，有数百户生活在张掖，被称作义从胡。月氏种有九千兵力，散居于湟中和令居（今甘肃省永登）。还有一部分迁到了塔里木盆地南缘直至葱岭一带，融入羌人社会，也被称作“羌种”。《魏略·西戎传》载：
燉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岭数千里，有月氏余种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
可见，西域和敦煌之南的祁连山间有数量不少的月氏余种在此生活，他们多与当地的羌人种落生活，而融入羌人社会中，被称作“羌”。这些生活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南北的月氏羌种归附汉王朝后，在汉朝平羌乱等军事行动中常见他们的身影。如《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宣帝诏令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由“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
。其时酒泉侯冯奉世手下就有小月氏兵数千。居延汉简387.1号简载，“□小月氏柳羌人”，表明小月氏与羌人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羌人生产方式以游牧为主，《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
羌人以牧羊为业，故称羌。《后汉书》卷87《西羌传》说赐支羌人，“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宣帝时，先零种豪曰：“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悬泉汉简载：
羌人逐水草移徙
Ⅱ90DXT0114③：440
指出居于河西敦煌地区的羌人当时是以畜牧为主要经济生产方式。羌人虽以游牧为主，但也从事农业生产。《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神爵元年（前61）六月宣帝斥赵充国书：“羌人当获麦，已远其妻子，精兵万人欲为酒泉、敦煌寇。”
汉初，匈奴强大，冒顿单于“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
，应该是匈奴在驱逐月氏、占有河西后，臣服了河西走廊南部的部分羌人。之后不久，可能部分羌人不愿接受匈奴统治，有投向汉王朝者。《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
汉武帝时，汉匈战争爆发。由于羌人与匈奴在生产方式上较为接近，此前的经济、生活联系较为密切，故汉王朝也加强了对羌人的提防。“隔绝羌胡”，使匈奴与羌人不能轻易联合，成为汉王朝的重要战略目标。元狩二年（前121），汉军占领河西走廊，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修筑长城要塞，置郡列关，打通西域，移民屯戍，一部分目的就在于使北边匈奴与南边羌人、月氏隔绝不通。《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汉王朝“西置酒泉郡以鬲绝胡与羌通之路”。《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
《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汉书》卷6《武帝纪》载：“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枹罕。匈奴入五原，杀太守。”居青海的先零羌与河湟地区的封养牢姐种化仇而结盟，窜通匈奴，合兵十余万，进攻西汉的令居、安故，围困枹罕。匈奴则从北呼应，寇略五原，杀太守。《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西汉王朝派将军李息将兵十万人最终平定了此次羌、匈奴联合叛乱，并占据了羌人世居的湟中，叛羌逃至西海、盐池地区。由此可见，羌、匈奴勾结确实能对汉王朝造成较大的威胁。
《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匈奴使人至小月氏，传告诸羌曰：‘汉贰师将军众十余万人降匈奴。羌人为汉事苦。张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击居之。’以此观匈奴欲与羌合，非一世也。”在汉武帝晚期，羌与匈奴仍尝试互通消息，联合反汉。
宣帝时期，羌人大规模反汉之前，也尝试与匈奴联合。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赵充国听闻此消息后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势不能独造此计，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约。到秋马肥，变必起矣。”并建议汉王朝派遣“使者行边兵豫为备，敕视诸羌，毋令解仇，以发觉其谋”
，防止羌人与匈奴的进一步结合。赵充国曾经判断，丧失河西之后的匈奴沟通羌人的路线：“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
该路线就是绕行今新疆东部，从罗布泊东行，进入祁连山区，与羌人沟通。为防止羌人与匈奴利用这一交通路线沟通，汉王朝在祁连山北部设鄣塞、烽燧，敦煌阳关都尉、张掖属国都尉至少有一部分职能当与此有关。在此后神爵年间，镇压羌乱的过程中，赵充国仍十分担心匈奴与羌的结合，担心汉羌在河西走廊南部和河湟地区交战的同时，匈奴人会配合羌人从武威县、张掖日勒等北塞入侵河西。
汉王朝为防止羌人与匈奴交通的可能性，在占有河西、设立四郡之后，仍然采取了军事上设鄣塞候望、行政上派使者巡视等多种方式，以防止羌胡结合。可见，对汉王朝来说，在汉匈关系作为考量与其他民族关系基础的情况下，“隔绝羌胡”已成为汉王朝处理汉羌关系的基本准则。
汉王朝在对匈战争取得优势后，也加强了对河湟地区的控制。但从汉景帝时期至新莽末，诸羌豪与中央政权摩擦不断，曾多次反叛，寇略汉西北边郡县。其中较大规模的反叛有如下几次。第一次是在景帝时，《汉书》卷54《李广传》载李广任陇西太守时，“羌尝反，吾诱降者八百余人，诈而同日杀之，至今恨独此耳”。第二次是武帝元鼎五年（前112）之叛。第三次是在神爵元年（前60）的先零羌种叛乱。汉朝派义渠安国巡行边境，义渠安国采取镇压羌人政策，致诸降羌及归义羌侯杨玉等又恐又怒，于是他们胁迫小羌种，攻汉塞，杀长吏。安国退守令居，并上报朝廷。情势危急之下，时已年迈的赵充国主动向宣帝请缨，赵充国至金城后，对当时的战局做出了正确的判断，顶住朝廷中反对派压力，采取一系列措施，最终在神爵二年（前59）平定羌乱，胜利班师。随后，西汉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投降的羌人。在此次与先零羌豪的征战中，配合赵充国军事行动的主要将领还有赵充国之子中郎将赵卬、酒泉太守破羌将军辛武贤、侍中乐成侯强弩将军许延寿、敦煌太守快等。第四次是在元帝永光二年（前42），陇西的彡姐等七种羌反叛，寇陇西，汉朝派遣右将军冯奉世击破诸羌种，诸羌种归顺西汉。自彡姐羌归顺西汉之后数十年，诸羌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行为。《汉书》卷69《辛庆忌传》载：“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将迫近“胡”的地区与迫近“羌”的地区同时并称，可见羌人的强烈反叛精神。
关于西汉中后期羌人反叛的情况，除史籍有所记载外，悬泉汉简中也有反映。在属西汉宣帝时期的悬泉汉简中既有小月氏种的狼何羌贡献汉朝的记录，又有汉王朝讨伐羌人的记载。
敦煌太守快使守属充国送牢羌、□□羌侯人十二。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琅何羌□君彊藏奉献，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二乘传。十一月辛未皆罢。为驾。当舍传舍，从者如律令。
Ⅰ90DXT0210③：6
讨羌人入徼盗发数移。
Ⅱ90DXT0215④：7
《汉书》卷69《赵充国传》载：“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在阳关西南……’”简文“琅何羌”即《汉书·赵充国传》中的“狼何”羌。该羌元康、神爵年间曾通使匈奴，欲从匈奴借兵攻敦煌诸地，断西汉通西域之路，以配合先零诸羌反叛。而至简文的时期，琅何羌已经臣服汉朝，遣使贡献。
闻羌人买谷民间，持出塞甚众。长史废不为意，未有坐者，务禁防之。
Ⅱ90DXT0215②：39
该简记载了羌人在汉边郡民间大量购买谷物后出塞的情况。汉王朝担心羌人聚谷为乱故下发通告要严厉制止。
悬泉汉简载：
御史中丞臣彊、守侍御史少史臣忠，昧死言，尚书奉御史大夫吉奏丞相相上酒泉太守武贤、敦煌太守快书，言二事，其一事，武贤前书穬麦皮芒厚，以廪当食者，小石三石少不足，丞相请郡当食廪穬麦者石加
Ⅰ91DXT0309③：221
简文言酒泉太守辛武贤上书言由于穬麦皮芒过厚，以小石三石标准廪食明显不够吃，故求增加粮食数量，而敦煌太守快所言之事由于简残不明。但我们根据御史大夫丙吉、酒泉太守辛武贤和敦煌太守快的任期可以推知，其所上书言事可能与神爵元年（前60）、二年间平羌乱有关。神爵元年的先零羌种叛乱情况在悬泉汉简中也有所反映。神爵元年先零羌种反叛，朝廷先派遣了赵充国任后将军平羌乱。时任酒泉太守的辛武贤上书提出郡兵带上三十日粮，在七月上旬从张掖、酒泉出兵合击在鲜水（今青海湖）的老弱羌人及虏略其畜产。宣帝采纳其意见，拜辛武贤为破羌将军、乐成侯许延寿为强弩将军，并再下诏书责让赵充国不迅速出兵围剿罕羌，致内郡烦于转输粮草之费。又下令：“破羌将军武贤将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将二千人，长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将婼、月氏兵四千人，亡虑万二千人。赍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击罕羌，入鲜水北句廉上。”
宣帝在诏书中特别提出：“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战者吉，弗敢战者凶。”
要赵充国将兵西进鲜水，以呼应辛武贤，达到瓦解羌人的目标。赵充国抗旨不从，上书宣帝陈其合击罕羌之弊。赵充国六月二十八日上书，至七月五日就收到宣帝取消合击罕羌的计划，批准以赵充国的计划实施。
在此次平羌乱中，敦煌太守快是重要人物。除上简外，悬泉汉简中还有不少关于敦煌太守快在平羌乱前后的活动记载：
神爵二年三月丙午朔甲戌，敦煌太守快、长史布施、丞德谓县、郡库：太守行县归，传车被具多敝，坐为论易□□□□□遣吏迎受输敝被具郡库，相与校计如律令。
Ⅰ91DXT0309③：236A
神爵二年（前59）三月，敦煌太守行县检查统计各县库传车破损情况，要求各县库将破损的传车送至郡库校计。此举当与神爵二年春天仍在进行的平羌战争有关。神爵元年秋至神爵二年五月前后，赵充国正以步兵屯田湟中，在此期间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赵充国之子赵卬正在率汉军与叛羌进行战斗。传车作为保证军事文书及时传达的重要交通工具，自然需要严格查验。
此外，悬泉汉简：
一封长史私印，诣广校候，趣令言羌人反状。
□在广至。闰月庚子昏时，受遮要御杨武行东
江趣令言羌反状。博望候言：羌王唐调言檄发兵，在澹水上。
Ⅱ90DXT0216②：80
也应是与镇压羌乱有关的简牍材料。该简是邮书记录，所传递邮书的内容与“言羌人反状”有关，可见应对应某次羌人叛乱。张德芳《悬泉汉简羌族资料辑考》认为该简反映的是元帝永光二年（前42）的陇西彡姐羌人反叛事件。
而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又认为此简“所记羌人起事，似当系于神爵元年（前61）闰四月”
。汪桂海《从出土资料谈汉代羌族史的两个问题》认为该简“闰月”是神爵元年闰三月，简文内容与《汉书》卷69《赵充国传》羌人反叛时间为“神爵元年春”的记载相吻合。
三位学者观点不一，未知孰是。笔者认为，本简所反映的羌乱，似乎发生在敦煌当地。元帝永光二年（前42）陇西彡姐羌叛乱，不能蔓延至此。神爵年间先零羌在湟水上游发动叛乱，声势浩大，且有阳关西南琅何羌参与，与匈奴连谋，不排除有波及敦煌郡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也不能过高估计。传世文献所载羌乱，一般是声势浩大、造成深远影响者。而悬泉简中的这次叛乱，也可能并未被载入正史。在目前条件下，未必一定要将其与传世文献对照。我们凭其知道当时敦煌地区汉羌民族的冲突情况，就可以了。
据传世文献和河西简牍，元帝永光之后直到王莽时期，再未见大规模羌乱的爆发。究其原因，当与匈奴势力的急剧下降，汉王朝基本实现了对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区的有效管理有关。除了神爵年间羌乱外，悬泉汉简也有关于其他羌乱的材料，悬泉汉简有一则记载，值得我们注意：
年八月中，徙居博望万年亭儌外归菆谷，东与归何相近。去年九月中，驴掌子男芒封与归何弟封唐争言斗，封唐］［以股刀刺伤芒封二所。驴掌与弟嘉良等十余人共夺归何马卌匹、羊四百头。归何自言官，官为收得马廿匹、羊五十］［九头，以畀归何。余马羊以使者条相犯儌外在赦前不治、疑归何怨恚，诬言驴掌等谋反。羌人逐水草移徙
（Ⅱ90DXT0214①：124、Ⅱ90DXT0214①：26、Ⅱ90DXT0114③：440）
郝树声、张德芳认为这三枚简内容连贯，虽头尾残缺，但可以连读，当为一份文书的中间部分，可复原为一册，并命名之为《西汉羌人斗殴册》。
该简册记录了两部分羌人因争言而斗，夺取牲畜的事件，被夺牲畜一方（即归何）求官府为自己做主，汉朝地方政府裁决将部分被夺牲畜还给了他。由于未获得全部被夺牲畜，归何向汉廷告发夺牲畜者驴掌等谋反，汉廷怀疑归何是因怨恚而诬陷。这则材料虽不完整，但对我们了解汉羌关系非常有意义。据此材料，我们至少可以有以下认识：第一，如传世文献所载，羌人种落众多，但并不团结、统一，易于为汉廷分化瓦解、控制利用；第二，汉廷此时已对河西走廊羌人有管理之权，羌人内部纠纷不能自行解决而应由汉朝官府裁决；第三，汉朝重视对羌人管理，有专门的“使者”和“使者条”规范羌人活动；第四，汉廷在管理羌人、解决羌人纠纷中故意制造矛盾，使争议双方难以团结，如驴掌、嘉良等夺归何马四十匹、羊四百头，但官府仅为其收得马二十匹、羊五十九头，这样就使归何继续仇视驴掌，便于汉廷对他们的控制与掌握；第五，羌人内讧，有互相向汉廷告发对方谋反者，反映了羌人也知道汉廷对谋反行为严厉镇压的态度，汉人如此重视羌人反叛，可见在控制羌人未久的情况下，汉羌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总之，这枚简生动地描述了汉代已接受汉廷管理的羌人的生活状况和政治生态，反映了当时微妙的汉羌关系，很多细节可与《汉书·赵充国传》提到的“驭羌”策略对读，极具史料价值。
居延汉简中关于羌人的记载较零散，其中虽无直接镇压羌乱的记载，但有赏赐在镇压羌乱中牺牲者的文书：
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其印绂吏五万，又上子一人名尚书。卒长
奴婢二千，赐伤者各半之，皆以郡见钱给。长吏临致，以安百姓也。早取以见钱
267·19
此简反映了汉王朝为镇压羌人反叛，下发了一系列奖励措施。
通过传世文献和河西汉简可知，作为汉王朝西北部的一个颇有力量的种族，羌人是汉王朝处理西北民族关系，尤其是汉匈关系时极为重视的一支力量。
虽然居住在河西走廊周围的羌人部落，其语言生活习俗与汉人迥异，如《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建武九年（33）司徒掾班彪上书言“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但随着汉羌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组织的羌人还是大量归附汉朝。面对大量的归义羌众，神爵二年（前60），西汉王朝在平定羌乱后，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降羌。
西汉中后期，时有羌豪反叛，西汉王朝每次镇压之后即采取措施安抚归顺的羌人，他们被称作“归义羌人”，汉朝政府对归义羌人采取羁縻统治。悬泉置出土有记录敦煌郡归义羌人的简册《归义羌人名籍册》及其他散简，它们的出土具有重大意义，使我们知道在敦煌郡也居住有归义羌人。这些归义羌人由政府登记在册，证明汉代敦煌郡、酒泉郡对归附朝廷的羌人实施了有效管理。悬泉汉简载：
归义聊臧耶茈种羌男子东怜
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唐尧
归义聊卑为茈种羌男子蹏当
归义垒卜茈种羌男子封芒
归义
良种羌男子落蹏
右
良种五人
Ⅱ90DXT0214①：1-6
上述六简为一完整简册，郝树声、张德芳名之为《汉敦煌归义羌人名籍》。
东怜、唐尧、蹏当、封芒、落蹏，为羌人名。聊臧耶茈种、聊卑为茈种、垒卜茈种，均为羌人种落名。此简最后统计标题计“
良种五人”，则上简中的聊臧耶茈种、聊卑为茈种、垒卜茈种应该同属于盖良种。可能盖良种是大种，而聊臧耶茈种、聊卑为茈种、垒卜茈种则为盖良种下所分之小种。《后汉书》卷87《西羌传》载，汉桓帝延熹二年（159）“烧当八种寇陇右”，被护羌校尉段颎所败。这里的烧当种羌，至少有八个部落组成。每个部落自成一个分支，故称“烧当八种”。简中“
良种羌男子落蹏”中的落蹏本人属于盖良种这一大种，故仅称“
良种”。西汉朝廷为归义羌人制定名籍，既反映了羌人归义、臣服汉王朝的史实，也是汉王朝对其加强管理的体现。
归义垒渠蹏种羌男子奴葛
Ⅱ90DXT0114②：180
归义聊
良种羌男子芒东
Ⅱ90DXT0114②：181
归义垒甬种羌男子潘朐
Ⅱ90DXT0114③：423
归义垒卜茈种羌男子狼颠
Ⅱ90DXT0114③：459
上述四枚简也是归义羌人名籍，由于编绳朽坏而错乱。其中，垒渠蹏种、聊盖良种、垒甬种、垒卜茈种皆为羌人种落名。仅从悬泉汉简的部分记载中，我们就可以知道，羌人种落众多，至少有刘危种、垒羌龙耶种、盖良种（聊臧耶茈种、聊卑为茈种、垒卜茈种）、垒渠蹏种、聊盖良种、垒甬种等。
此外，悬泉汉简中亦有如下记载：
酒泉归义垒羌龙耶种男子毄芒自言：今年九月中□
Ⅱ90DXT0214②：195
垒羌龙耶种，羌人种名。毄芒，羌人名。归义，指归顺于西汉王朝的羌人。
归义敦隗种留良等辞曰：以诏书冬十月入徼，就草常居广至。
ⅡT0114②：194
归义羌人每年冬十月入塞而居，在敦煌郡广至县境内可能有较固定驻地，这既反映了汉王朝对其管理的加强，也反映了羌人归义汉廷的动机和原因。羌人经济生产方式受季节影响较大，冬天可能需要到自然条件更好的地区越冬，汉王朝经略河西后占据了河西走廊上大量适合游牧民族过冬的地区，因此，为重新获取在这些地区越冬的权利，羌人种落不得不选择归附汉廷。
归义羌人有“王”对其种落进行统治。如甘青地区出土的“汉羌王印”“归义羌侯印”，是汉朝对羌人实行羁縻政策的明证。悬泉汉简载：
归义
羌王使者男子，初元五年七月
馀输皆奉献诣，仁行长史事
乘传，当舍传舍
Ⅴ92DXT1210④：3
该简上下皆残，从残存简文来看当是“归义聊羌王”遣使奉献乘传的记录，其中“归义聊羌王”应是元帝时归顺于朝廷的聊羌王。
出粟一石，马五匹。送羌王索卢掾东，元始五年十一月癸丑，县泉置佐马嘉付敦煌御任昌。
Ⅱ90DXT0113①：4
该简所记羌王虽未言归义，但从简文来看，羌王由西汉官府负责迎送，提供沿途所需的粮食和马匹，可能也与“归义”有关。
归义的羌人，在汉王朝统治下生活，接受汉王朝的管理，并为汉王朝行政机构服务。据悬泉汉简，汉代敦煌郡有不少羌人在交通、驿置和亭等部门如悬泉置中担任御者、邮卒，从事杂役劳作。如悬泉汉简载：
入东绿纬书一封，敦煌长上诣公车。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日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即时使御羌行。
Ⅱ90DXT114②：165
御羌，即驾车马的羌人。
前述归义羌人简，反映了经过多年的征战、融合，至西汉后期，随着汉王朝在东亚政治秩序中绝对主导地位的建立及匈奴势力的衰落，汉廷基本实现了对河西走廊和河湟地区羌人的控制。这些羌人归附汉廷，接受西汉地方行政系统和军事防御系统的管辖，与中原汉人移民一起，成为西汉王朝控制下的河西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