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关于西汉中后期的汉匈关系，学界一般以呼韩邪降汉为标志划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以战争为主要特征，后一阶段则以“塞北与中原的统一”为特点。
陈序经观察仔细，划分更为详细，有“匈奴开始为汉所败”“匈奴退居漠北，西汉用兵西域”“匈汉互相叛臣与降将”“匈奴内乱之始与四面受敌”“匈奴五单于争立的动乱时代”“匈奴初分两部，呼韩邪单于降汉称臣”“国内稳定，四境相安时期”等阶段。
李大龙也曾将西汉中后期汉匈关系的发展以甘露二年（前52）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武力征伐”为主要特点，第二阶段则是助呼韩邪单于统一匈奴后的羁縻统治政策。
如前所述，终西汉之世，汉王朝对匈的基本政策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都是以臣服匈奴为基本目的。只是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发生过变化。大体来说，汉武帝元光年间之后，主要采取的手段是战争。战争方式直接，如果进行顺利，进展会比较迅速，但存在的问题是成本过高，尤其是草原作战，对战马的依赖性很大。汉武帝即位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
，从经济基础方面来看已有了较好的保障，故汉武帝决定调整政策，对匈用兵。
关于从武帝之世到宣帝甘露年间的汉匈战争关系，李大龙也有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这一时期西汉王朝对匈奴虽然采取的是武力征伐为主的政策，但期间也曾休战而用劝降之策，而且前后武力征伐的方式和目的也略有不同。”
从元光二年（前133）到元狩四年（前119）是第一个以武力征伐为主的阶段，从元狩四年至元封六年（前105）则是休战阶段，西汉王朝的对匈政策开始以劝降为主，汉匈双方围绕“和”与“臣”在外交上展开交锋。从元封六年至甘露二年（前52）是西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第二个以武力征伐政策为主的阶段，这一阶段汉王朝的征伐政策以征和三年（前90）、甘露元年（前53）为界大体沿着“主动出击—非主动出击—助呼韩邪单于统一匈奴”的轨迹发展。
笔者认为，李大龙的分析比起以往的研究来说更加细致、精准，有很多观点值得重视。但如果利用出土简牍，结合传世文献，我们似乎也可以在李先生的大框架之内对汉匈近80年战争史中的某些细节予以进一步的分析与补充。
这80年中，汉王朝对匈奴的主体政策是连续的，就是以强大综合国力支撑下的武力迫使匈奴臣服。但受制于汉王朝国力的波动和国内政局的安定与否，汉王朝曾在武力为主的框架内间有调整，如辅以外交手段，拉拢西域、乌桓等。这80年中汉匈关系的变化，笔者认为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汉匈大规模战争期，从元朔元年（前128）至元狩四年（前119）；第二，战争中止，外交手段得到重视，双方积聚力量积极备战期，从元狩四年到太初三年（前102）；第三，汉王朝对匈奴施压，汉匈再次进入持续战争状态，从太初三年至天汉四年（前97）；第四，匈奴对汉王朝施压，汉王朝以守势为主，积蓄力量，从太始元年（前96）至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第五，汉王朝组织乌孙、乌桓各方面力量攻击匈奴时期，从元凤四年（前77）至宣帝神爵四年（前58）；第六，匈奴分裂，汉王朝支持呼韩邪单于，最终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亲自朝汉，从五凤元年（前57）至甘露三年（前51）。
元光年间汉匈关系破裂，双方互有征伐。从元朔元年（前128）开始，大规模战争拉开帷幕。其中元朔二年收复河南地之战、元狩二年霍去病两征河西、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联合北征，一般被认为是汉匈早期战争的三次大战。经过三次大战，汉王朝收复了河南地，控制了河西走廊，封狼居胥，将匈奴主力驱逐至漠北，“漠南无王庭”，应该说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向匈奴展示了实力。但客观来说，为了这三次大战，汉王朝付出的代价也是惊人的。汉武帝由于在军权上不信任其他人，而重用卫青、霍去病等外戚，这种选将方式对战争当有一定负面影响，至少加剧了战争消耗。除了战争消耗，对匈奴降众的赏赐、安置都对汉王朝财政造成了极大压力。如《汉书》卷55《霍去病传》载，元狩四年战事，“两军之出塞，塞阅官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万匹”。《史记》卷30《平准书》载：“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牵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解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可见在元狩四年之后，“县官大空”
，汉王朝的经济压力已经非常之大，汉初积累60余年的财富，至此挥霍殆尽。我们发现元狩四年后，汉匈直接对抗暂时缓和，相反汉王朝的各项经济改革如盐铁官营、算缗告缗、币制改革，在此期间集中出台，显然与集中民间财富、重振国家力量有密切关联。军事关系暂缓之后，汉王朝一方面通过外交手段试图劝匈奴称臣，另一方面开始发展与西域和乌桓的关系，力图从东、西两方面制约匈奴。其中发展与西域关系以“断匈奴右臂”成为汉王朝的主要外交目标。元狩四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就以此为历史背景。
由于汉匈双方的目的差距过于悬殊，汉王朝不会放弃臣服匈奴的理想，匈奴也不会甘心对汉降服。因此汉王朝与匈奴间的使节谈判注定不会有结果。
经过杀鸡取卵式的对民间财富掠夺，汉王朝的经济实力在元鼎年间得到补充，但为满足汉武帝封禅的理想，元鼎之后汉王朝用兵的主要方向在闽越、南越、朝鲜，未与匈奴再开启大规模战端。元封元年（前110），封禅泰山前，汉武帝又把目光转向自己最大的对手——匈奴：
诏曰：“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矣。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亟来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为。”匈奴詟焉。
这一举动，显然是汉武帝希望在封禅泰山前能得到匈奴“臣服”的一次尝试，但这一尝试未得到匈奴回应，最终失败。而汉武帝亲临前线，却未下决心在封禅前对匈奴用兵，也说明此前汉匈战争给汉王朝留下的印象绝非仅是成功与辉煌。
封禅泰山之后，汉武帝更加注重从西域角度打开经略匈奴的缺口，开始不断对西域展开外交，甚至军事攻势。其中最主要的战争就是李广利大宛之役，为保证这次战争顺利进行，防止匈奴乘机对汉用兵，太初三年（前102），汉武帝“遣光禄勋徐自为筑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卢朐，游击将军韩说将兵屯之。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汉王朝的这种举动，引起匈奴的强烈警觉，双方又开战端。当年，“匈奴入定襄、云中，杀略数千人，行坏光禄诸亭障。又入张掖、酒泉，杀都尉”
，战争从东线蔓延至西线。此阶段汉王朝的国力已远远不能与此前相比，之所以还要经营西域、进攻匈奴，应与汉武帝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彻底解决匈奴问题的目标有关。《资治通鉴》“征和二年”条载：
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罪。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此条为追述，虽置于“征和二年”下，但此事发生的时间一定在元封五年（前106）卫青去世之前。很可能即在元封年间或此前不久。
汉武帝对卫青和卫太子说得很清楚，他希望能够自“当其劳”，而“以逸遗”后世。太初之后，汉匈再起战端，即是汉武帝这一思想的体现。《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载：“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是岁，太初四年也。”汉武帝在大宛之役胜利后，重申与匈奴恩怨，并罗列高帝、高后受困、受辱于匈奴的事例，高举《春秋》经义，“欲遂困胡”，显然是对匈政策的重大调整。
此后，天汉二年（前99）与四年，汉王朝在贰师将军李广利带领下与匈奴展开激战，但都没有取得重大战果。此时，汉王朝内部财政危机加剧，各地民变四起，统治阶层内部也有深刻矛盾。天汉年间的战争对汉王朝来说，已是勉力支撑。天汉四年对匈战争，汉王朝“发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
，应该说是抱了极大期望，希望能以此战解决匈奴问题，但结果却是无功而返。第二年，武帝改元“太始”，应劭曰：“言荡涤天下，与民更始，故以冠元。”
其中与民“更始”，应有暂时停止战争、休养生息之意。然而尽管汉廷有停战之意，但太始之后，在汉王朝疲态尽显的情势下，匈奴却开始主动挑战，汉王朝不得不奋力应战。征和二年（前91）九月，巫蛊之祸后不到两个月，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征和三年春正月，匈奴又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
。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组织反击。该年三月，“贰师将军广利将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四万骑出酒泉。成至浚稽山，与虏战，多斩首。通至天山，虏引去，因降车师。皆引兵还。广利败，降匈奴”
。汉王朝在对匈战争中再次遭遇严重挫折。关于这次战争起因，除了反击匈奴的需要外，汉武帝在《轮台诏》中，还曾指出：
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匄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
武帝形象描述了匈奴挑衅之景象，其实这正反映了太始之后，汉王朝欲休息而匈奴主动挑战的境况。
学界很重视汉武帝后元年间的轮台罪己诏，部分学者认为该诏代表了汉武帝晚年由进取向“守文”的政策转变，并对昭帝朝的对匈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也有学者认为《轮台诏》充其量是对征和三年军事行动教训的反思，非但不代表政策转向，甚至是在“为重新征战而预作准备”
。辛德勇认为，不但武帝不存在政策转向，昭帝时期也没有政策转向，“汉武帝临终前精心安排的托孤诸臣，不管是霍光，还是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这些人，后来实际上都是在继续执行汉武帝一以贯之的施政方针，看不出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所说的路线转变”
。笔者认为，如辛德勇所说武昭时期并不存在由进取向“守文”的历史转变，非但武帝和昭帝前期没有政策转变，即使是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和霍光之间也只有权力之争，而无路线之争。但路线没有变化，并不代表某一时段的具体政策不发生变化。如前所述，为休养生息、重聚力量，武帝可能在太始元年（前96）就暂时停止了对匈的进攻，后元年间《轮台诏》只是此政策的延续。该诏强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并要求“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养马”，因此该诏是强化了太始元年的休息政策，正如班固所说，“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而非对匈基本路线的转变。休养生息的目的是积聚力量，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
昭帝即位后，一方面休养生息的任务很重，另一方面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异常尖锐，因此未对匈奴大规模用兵。这一时期，汉匈双方都在战和之间徘徊。汉王朝是以“和”赢取重振军备的时间，匈奴则是对恢复汉初“和亲”状态抱有幻想。故在此阶段，匈奴小规模的骚扰虽然不断，但汉王朝秉持积极防御策略，积极应对匈奴入侵。因此，在双方摩擦中能保持一定胜算，逐渐扭转武帝后期以来对匈奴的颓势。当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
。
元凤四年（前77）正月，昭帝加冠，经过多年的雌伏，汉王朝国力重振。此年前后，在霍光主导下，对外关系又开始发生重大调整。先是，元凤三年（前78），汉兵至辽东攻击匈奴，因匈奴已去而大举攻击乌桓。元凤四年，傅介子斩楼兰王。宣帝本始二年（前72），汉王朝联合乌孙，五将军主动出击匈奴。这一段时间汉王朝对匈政策强硬，对羌和对西域政策也非常积极，这既与汉王朝国力的提升有关，也和气候变迁、匈奴内部矛盾尖锐力量严重削弱有关。关于昭宣之际，汉王朝对匈奴态度的变化，在汉简中也有体现，就是汉匈边塞战争的增多。居延汉简载：
本始元年九月庚子，虏可九十骑入甲渠止北隧，略得卒一人，盗取官三石弩一、稿矢十二、牛一、衣物去。城司马宜昌将骑百八十二人从都尉追。
57·29
本始元年（前73），匈奴骑兵入甲渠塞河南道上不侵部止北隧略得士卒、兵器、衣物，既反映了匈奴连遭打击后物资的紧缺，更反映了当时双方边境上的紧张气氛。匈奴骑兵掳掠后退还，居延都尉亲自率军追赶，仅其下城司马就率骑兵182人，可见汉王朝对匈奴此次入侵的重视。居延都尉的这种态度应与大环境的变化——汉王朝决定对匈奴大举用兵的形势有关。
此外，居延汉简271·9号简载“本始二年闰月乙亥虏可七九骑入卅井辟非”，记载了本始二年（前72）闰八月匈奴骑兵进入卅井辟非隧被候望戍卒发现之事。本始二年八月的时间，恰与五将军出击匈奴的时间一致，不排除是匈奴趁汉兵大出之际，欲入侵汉塞。客观来说，居延汉简中直接关于汉匈交战的简数量不多，有纪年者更是寥寥无几，然而在居延汉简连续出现有“本始元年”“本始二年”纪年的汉匈对抗简，看来并非偶然，而应是这一时期汉匈关系极度紧张的真实体现。
此外，敦煌马圈湾出土汉简载：
六月甲戌，玉门候丞予之谓西塞候长可得，将侯侯长福、将□候长□等记到，课
望府檄惊备多，虏党来重正甚数，毋令吏卒离署，持七月府记将卒禀，毋忽，臧记令可课。
483A
西塞以记遣
483B
记载了“多虏入塞”，进犯敦煌玉门边塞的情况。该简没有具体年月，但马圈湾汉简主要是西汉中后期和新莽简，因此其反映的军情不排除与宣帝前期汉匈间紧张形势有关。
在汉王朝的强大压力下，神爵二年（前60）匈奴虚闾权渠单于死后，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派使者告知郑吉，于是郑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
。当时随日逐王降汉的匈奴部众有12000人，小王12人，接收日逐王的是驻西域的郑吉，日逐王在郑吉的护领下到达长安，受封归德侯。日逐王降汉对西汉王朝管控西域诸国起了很大作用。“吉既破车师，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自吉始焉。”
西域都护府正式建立，而匈奴在日逐王降汉后，便废除了设在西域的管理机构——僮仆都尉。1987～1989敦煌汉代烽燧采集简：
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丑，县泉厩佐广德敢言之，爰书：厩御、千乘里畸利谨告曰：所葆养传马一匹，骓，牡，左剽，入坐肥，齿二岁，高六尺一寸，□头，送日逐王来至冥安，病亡。即马起张乃始冷定，杂诊。马死，身完，毋兵刃、木索迹，病死审，证之。它如爰书。敢言之。
1301
这是一份调查传马死亡原因的文书。其中传马恰是匈奴王降汉后，送日逐王所用，该文书发于“神爵二年十一月癸卯朔乙丑”，与传世文献记载相符。悬泉汉简《案问助御禀食悬泉事册》：
广至移十一月谷薄（簿），出粟六斗三升，以食县（悬）泉厩佐广德所将助御效谷广利里郭市等七人，送日逐王，往来］［三食，食三升。桉（案）广德所将御□禀食县（悬）泉而出食，解何？
I90DXT0309③：167-168
是关于迎送日逐王者廪食的记录，记录了悬泉厩佐迎送日逐王路过广至时提供膳食的情况。上述两简是日逐王降汉时途经敦煌的真实记录，是研究中原与西域关系和汉朝大一统局面形成的重要物证，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匈奴日逐王降汉，直接促成了西域都护府的建立，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竟以这种形式反映在边塞简牍中，让人不得不感叹西北汉简内容的丰富多彩。胡平生《匈奴日逐王归汉新资料》一文对悬泉汉简揭露的日逐王降汉史实多有发挥，
可以参考。
五凤元年（前57），匈奴彻底分裂，五单于争立，不少贵族投降汉廷。《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呼韩邪单于左大将乌厉屈与父呼遬累乌厉温敦皆见匈奴乱，率其众数万人南降汉。封乌厉屈为新城侯，乌厉温敦为义阳侯。”记载了当时匈奴贵族降汉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动乱，五单于之乱最终演变为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两大势力的对立。悬泉汉简载：
初元四年十月庚戌，居延都尉调、丞博敢告酒泉
VT1211③：72A
贤王别去自立为郅支单于，人民六万余人今移
VT1211③：72B
斩驱屠台。愿留弓、闾车、马、牛□□
VT1211③：72C
该简虽是初元四年（前45）之简，但文书中回顾了郅支单于的崛起之路，称其为“贤王别去自立为郅支单于，人民六万余人”，这段内容可与《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呼韩邪单于兄左贤王呼屠吾斯亦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的记载参看，ⅤT1211③：72B号简“贤”前显然当为“左”字。
分裂后的匈奴，各级贵族纷纷降汉。汉匈力量的校量迅速转向汉王朝一边。甘露元年（前53），呼韩邪单于南移近塞，遣子朝汉。同时郅支单于为获得汉朝支持，也遣子朝汉。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更是亲自诣阙朝汉，向宣帝称臣。从汉初白登之围至此整整150年，历代西汉皇帝“怀集四夷”、迫使匈奴称臣的宏伟蓝图最终得以实现。此时，距离武帝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之谋，也已过去了80多年。
甘露三年（前51），呼韩邪单于朝汉，象征着汉匈关系新阶段的开始。从此之后，直到西汉灭亡，汉匈关系以建昭三年（前36）郅支单于之死又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汉王朝支持呼韩邪单于抗衡郅支单于，虽然呼韩邪单于已降汉，但由于三方利益独自存在，互相之间仍保留微妙关系，第二阶段则是匈奴依附汉朝、真正作为汉之藩属的阶段。
由于郅支单于仍占有单于庭，故呼韩邪单于降汉后，先是保塞而居。甘露四年，在呼韩邪单于已朝汉后，郅支单于仍遣使朝汉，希望西汉能重新考虑与他的关系。此次尝试失败后，郅支单于开始向西发展，灭坚昆、丁令、乌揭，给乌孙以强大压力。元帝初年，呼韩邪单于北还，而郅支单于远去康居。此后，可能原属郅支单于但距离康居较远的一些匈奴小王，也开始投降西汉。悬泉汉简载：
出粟五斗二升，以食安远侯副卫司马遣假千人尊所将送匈奴归义抪类王使十一人，质子三人，凡十三人，人一食四升。东。
ⅡT0115④：39
该简是送匈奴归义抪类王使及质子的假千人尊的廪食记录，由于假千人尊是安远侯副卫司马所遣，则该简的时代当在郑吉任西域都护、封安远侯之后，且必在郑吉卸任西域都护之前，也就是在神爵三年（前59）至元帝初年。其中“匈奴归义抪类王”当即《汉书·西域传》中的“蒲类王”。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至元帝时，复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是时匈奴东蒲类王兹力支将人众千七百余人降都护，都护分车师后王之西为乌贪訾离地以处之。”在日逐王降汉之后，占据西域军事重地车师后部蒲类海地区的匈奴抪类王再次降汉，标志着汉王朝对西域核心地区的完全掌控，“五争车师”至此可以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本简补充了这一史实细节，价值巨大。
呼韩邪和郅支单于分裂后，虽然汉王朝坚定地支持呼韩邪单于，但汉、匈之间的互相猜忌仍然存在。韩昌、张猛护卫呼韩邪单于及与呼韩邪单于立约，汉廷因谷吉事责问呼韩邪单于，都是双方仍互存戒心的表现。居延汉简载：
候者言，有虏兵匊其惊□
初元五年四月辛亥，下
227·5
该简出自甲渠候官A8遗址，记载了甲渠塞候望戍卒在初元五年（前44）四月发现“虏兵”的情况，其中“虏兵”显然指呼韩邪单于之匈奴部队。可见，呼韩邪单于北返后，虽臣服汉朝，但汉匈之间仍互相防备、存在戒心，正如李大龙所说：“匈奴呼韩邪单于成为西汉的藩属，但在西汉王朝内部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防范心理。”
建昭三年（前36），郅支单于被汉廷消灭，呼韩邪单于成为匈奴唯一的合法统治者。从此之后，作为汉王朝藩属的不再是一部分匈奴，而是匈奴全部，汉匈关系进入新阶段。关于郅支单于灭亡，据《汉书》卷70《陈汤传》等传世文献记载，是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矫诏，组织西域各国军队，最终攻灭郅支单于。其间似乎呼韩邪单于完全不知情，但通过河西汉简，我们可以发现事情的经过可能要比我们所知的复杂得多。日本学者大庭脩曾复原一部变事书册残篇：
肩水候官令史，
得敬老里公乘，粪土臣憙，昧死再拜，上言变事书
387·12，562·17
十二月乙酉，广地候
407·2，562·9
□檄曰，甲申，候卒望见塞外东北
407·3，564·13
火四所，大如积薪，去塞百余里，臣憙愚
403·19，433·40，564·28
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
387·19，562·27
就屠与匈奴呼韩单于谋
562·4
夷狄贪而不仁，怀侠二心，请为
387·7，564·15
郅支为名，未知其变
387·24，387·25
塞外诸节谷呼韩单于
387·17，407·14
往来技表是乐
387·16
小月氏柳羌人
387·1
愚戆触讳忘言顿首
387·22，407·4
这份简册残断严重，准确文意已无法知晓，但大体应该与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乌就屠有关。乌就屠是乌孙肥王翁归靡胡妇子，母家为匈奴人，后虽受汉廷册封为乌孙小昆弥，但由于其母家身份，并不为汉廷信任。《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载：
（郅支单于）闻汉出兵谷助呼韩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欲与并力，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见呼韩邪为汉所拥，郅支亡虏，欲攻之以称汉，乃杀郅支使，持头送都护在所，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见乌孙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击乌孙，破之。
可见在宣元之际，汉廷已明确支持呼韩邪单于后，乌就屠为“称汉”目的，即与呼韩邪单于合作，并曾攻击郅支单于。但呼韩邪单于在郅支单于被消灭后，曾上书言曰：“常愿谒见天子，诚以郅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俱来击臣，以故未得至汉。”
又称对郅支单于与乌孙联合攻击自己的可能性一直担忧。三者关系颇耐人寻味。而从前述变事书引用的诏书可知，乌孙小昆弥乌就屠与匈奴呼韩单于曾以“郅支为名”共同进行过某种活动，笔者认为不排除有《汉书》卷94下《匈奴传下》所载乌就屠与郅支单于互攻之事的可能。即使不是此次军事活动，也当与此相距时间不远。因为元帝初年郅支单于西迁康居后，无论是乌就屠，还是呼韩邪可能都没有能力组织如此长距离的军师远征。乌就屠与呼韩邪都已向汉称臣，但两者针对郅支单于的军事行动，仍为汉廷所怀疑，所谓“夷狄贪而不仁，怀侠二心”“郅支为名，未知其变”。汉简提到的汉廷之怀疑，恰可与传世文献中关于乌就屠、呼韩邪单于、郅支单于三者间的复杂关系相印证。正是汉廷与乌就屠、呼韩邪单于之间的猜疑，可能才给了郅支单于西迁康居的机会，使其又存在将近15年，直至陈汤、甘延寿矫诏将其攻灭。可以说，这份汉简册书为我们理解宣元之际的汉匈关系有重要价值。
郅支单于被陈汤、甘延寿消灭，悬首稿街，对呼韩邪单于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不但在竟宁元年（前33）再次诣阙朝觐，并娶王昭君与汉和亲，还上书汉廷：“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汉元帝下有司商议，议者皆以为便。唯郎中侯应提出反对意见：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以罢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
侯应反对撤除候望亭障，罢备塞戍卒，从示夷狄大利、防止属国降民背叛、防止汉人越塞逃亡、汉羌关系、匈奴复叛可能性等角度分析了在匈奴降汉后仍要保留鄣塞戍卒的必要性，最终为汉元帝采纳。居延、敦煌汉简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简牍是侯应上书后到西汉灭亡前之简。在这些简中，我们可以发现汉匈边塞仍保持有完善的日迹、候望系统，这显然与侯应上书发挥了效用有关。可以说，如果没有侯应的上书，今天所见居延、敦煌等西北汉简中至少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侯应反对撤销边境鄣塞的理由，从居延汉简看确实也是成立的。如他提出边塞不仅有防御匈奴进攻的作用，也有防止汉人外逃的作用，从居延汉简来看，确是真知灼见。汉简关于天田日迹的记录，多有“毋阑越塞天田出入迹”之语，很多学者认为天田就是用来观察敌人踪迹的沙地。其实，如匈奴大队人马入侵，天田又能发挥什么作用？相反天田主要是防止汉人外逃，一旦外逃，人马会在天田上留下痕迹，帮助追捕。“阑越塞”之“阑”本就是“无符传出入”
之意，显然是针对汉人所说。近些年有些学者已注意到了边塞长城的“内防意义”，如黄永美、徐卫民《西汉西北地区长城内防功能初探》一文对此问题有深入讨论，
可以参看。
郅支单于被消灭后，呼韩邪单于彻底臣服汉朝，此后40余年，匈奴作为汉朝藩属，再没有对汉王朝用兵。从汉简来看，这一时期双方也进入了和平交往的阶段，没有匈奴等胡虏入寇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