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汉王朝对匈奴政策的转变

西汉初期，高祖刘邦在遭平城之围后，便采取刘敬的和亲之策，其后惠帝、吕后、文帝、景帝都遵循之，至武帝即位还“明和亲约束，厚遇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在这期间，除岁给匈奴各种物品外，还于高帝时、惠帝三年（前192）、文帝六年（前174）、景帝五年（前152）四次以宗室女为公主嫁与单于。和亲政策执行了60余年，汉武帝即位后则开始改变“和亲”方略，积极准备对匈战争，正如武帝所言：“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

关于汉王朝对匈战略的转变，学界一般认为是从武帝即位开始。造成态度转变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匈奴的侵扰、双方不平等外交关系对汉朝统治者造成了刺激，在国力强大后，汉王朝最终决定开展反击。这些观点立足传世文献，都有一定道理。但笔者认为，汉王朝反击匈奴，除了有安定边境、扭转不平等外交关系的意义外，还与大一统帝国抚化四夷等政治理念的影响有关。汉王朝虽然在对匈战略上曾发生变化，即由“和亲”转向战争，但使其臣服的态度至少在文帝之后是一以贯之的。

游牧民族本身不容易形成强大的统一政权，故先秦历史上，虽有猃狁、义渠等西戎、北狄部落侵扰华夏，但一直未出现强大的游牧帝国。匈奴作为一部落联合体出现于战国晚期，强盛于秦汉之际，应该说与汉族地区统一王朝的刺激有密切关联。据《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匈奴部族联合体的形成及强大，主要始于冒顿单于时期，此前秦王朝派遣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从文献记载来看，此战仅持续一年左右，却取得了“悉收河南地” ，设“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 的辉煌战果。观此战投入与收获，无论是与汉武帝经略匈奴，还是与秦始皇经营南越相比，其成功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当与匈奴此前受刺激不足，未形成强大集权有关。但秦对匈奴用兵，应加速了匈奴部落联合体的集权化。故汉初，在冒顿单于带领下，匈奴“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 、肤施，遂侵燕、代” ，臻于极盛。此时，匈奴对新建立的汉王朝采取咄咄逼人之势，曾“为书嫚吕后，不逊” 。《汉书》卷94上《匈奴传上》对此记载较为详细：

孝惠、高后时，冒顿浸骄，乃为书，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生于沮泽之中，长于平野牛马之域，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问季布，布曰：“哙可斩也。前陈豨反于代，汉兵三十二万，哙为上将军，时匈奴围高帝于平城，哙不能解围。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唫之声未绝，伤痍者甫起，而哙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且夷狄譬如禽兽，得其善言不足喜，恶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谒者张泽报书曰：“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以自污。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窃有御车二乘，马二驷，以奉常驾。”冒顿得书，复使使来谢曰：“未尝闻中国礼义，陛下幸而赦之。”因献马，遂和亲。

由此可见，由于秦末动乱造成的破坏，至少在吕后统治时期，汉朝在面对匈奴威胁时仍处于弱势、守势。此时双方存在军事力量差距，汉王朝为应对这种军事力量差距而采取了较嫌“屈辱”的和亲政策，但笔者认为军事力量的差距和和亲政策本身，并不能说明双方政治地位不平等。李大龙曾认真分析过《史记》《汉书》中有关汉初和亲的史料，从汉匈统治者以“兄弟”“昆弟”相称、来往书信称“书”不称“诏”，赠送物品称“遗”不称“赐”等角度证明了汉初汉匈“和亲约”从性质上并非不平等之约，“双方统治者的观念和实际联系的过程中并没有将对方视为自己藩属的现象”，和亲其实是“平等关系的反映”。

李先生的分析非常精彩。笔者认为，汉初的汉匈关系基础是平等，汉王朝的对匈政策受汉朝国力所限，是以守势为主，以获取和平发展环境为主要目的；匈奴的对汉政策，则以经济上的掠夺为主要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以“和亲”为纽带保持了20多年的和平状态。但这样的双边关系，不是汉王朝所乐于看到的，一方面“和亲”政策对于军事力量弱势一方有不小的心理压迫；另一方面，作为受“内诸夏而外夷狄”思想影响，并有着强烈“大一统”政治文化诉求的中原王朝，存在扭转汉匈形势、“攘夷”甚至臣服匈奴的政治动力。这一政治动力最终引起了汉王朝对匈政策的转变。关于这一转变，如前所述学界通常认为是发生在武帝时期，而笔者认为从汉王朝建立之初，汉王朝就有潜在的驱逐或征服匈奴的意识，这一意识在平城之围后受到了扼制，但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至少在文帝时期汉廷的对匈政策转变已逐渐露出端倪。

李大龙曾指出汉初和亲政策从目的性上来说“不是妥协的、屈辱的、缓和双方矛盾的政策，更不是企图通过联姻来建立一种罢战言和的政治关系的政策，而是一种凭借西汉经济、文化优势去臣服匈奴的进攻性政策” 。李大龙认为，汉初和亲政策首建于建信侯刘敬，其背景虽是汉王朝在平城遭遇失败，但其具体内容则具有攻击性。《史记》卷99《刘敬列传》载刘敬的和亲提议，主要有三点内容：（1）“以適长公主妻之”，将公主嫁与匈奴单于，这样做的结果是“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2）“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用财富、物品诱惑匈奴，使匈奴对汉在经济上产生依赖感；（3）“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在文化上同化匈奴。总之，汉王朝的“和亲”，“企图通过‘岁奉’在经济上控制匈奴，通过遣‘辩士’改变匈奴的风俗，以求在经济、文化上同化匈奴，最终不用通过战争手段就达到臣服匈奴的目的” 。笔者认为，李大龙对汉初和亲政策的分析非常精彩。由于汉匈在经济上实力差距悬殊，故即使是在汉初百废待兴、匈奴军事实力强大的背景下，匈奴也不可能对汉王朝保持绝对优势，因此汉初二者的关系是平等的，而非不平等。匈奴并没有与汉王朝建立不平等关系的战略目的，相反统一意识高涨的汉王朝，即使在军事行动受匈奴压制的情况下，仍幻想臣服匈奴。《史记》卷99《刘敬列传》载：

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为不能。顾为奈何？”

从这段话可以发现，刘邦的想法是“服”匈奴，令匈奴称臣。西汉一建立，刘邦即组织三十万军队出兵平城，显然是要重现秦始皇在匈奴的成功。但结果却是兵败平城，遭白登七日之围。但即使是在“武服”幻想破灭的情况下，仍热烈盼望匈奴单于“子孙为臣”。刘敬的战略“利用了西汉王朝在经济、文化上的长处和匈奴游牧经济、文化的短处”，“是一种较和平性的缓慢发挥作用的且很难抵御的进攻政策” ，也获得了一些成效，如中行说在匈奴极力反对匈奴重汉“缯絮”、受汉风俗影响，就是为了降低汉王朝和亲政策中“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使辩士风谕以礼节”策略的影响。

但和亲政策力图从文化、经济角度控制匈奴，毕竟不如战争征服直接，其效果缓慢也逐渐超出了西汉统治者的耐力。故汉文帝时尝试改变对匈政策。史称汉文帝“无为而治”，但其实汉王朝改礼乐、兴太平的很多做法都始于文帝，除了手段、个性不同外，在政治理想上，文帝和武帝差别不大。《史记》卷10《孝文帝纪》载，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

五月，匈奴入北地，居河南为寇。帝初幸甘泉。六月，帝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颍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

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余日。

济北王兴居闻帝之代，欲往击胡，乃反，发兵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遣棘蒲侯陈武为大将军，将十万往击之。

可见，汉文帝即位后不久，就准备放弃和亲方略，大举与匈奴开战。究其原因，恐怕不仅是匈奴“为寇”这么简单，而当与皇帝臣服四夷的思想有关。贾谊《新书·匈奴》称：“今汉帝中国也，宜以厚德怀服四夷，举明义，博示远方，则舟车之所至，人迹之所及，莫不为畜，又且孰敢 怒然不承帝意。” 显然是对汉文帝心理揣测后的判断。当然，由于内部诸侯王的离心力，汉文帝进攻匈奴的计划不得已终止。并且由此事，汉文帝认识到在汉王朝内部诸侯王问题未解决前，匈奴问题不可能被真正解决。此后，汉文帝对待匈奴方略又回到了和平角度。除了继续实行“和亲”政策外，贾谊还向汉文帝提出了外交和“三表五饵”等各式方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汉文帝采纳。贾谊在《新书》之《势卑》《匈奴》和《治安策》中，都曾对比汉匈实力。《新书》卷4《匈奴》称：“匈奴控弦大率六万骑，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户口三十万耳，未及汉千石大县也。而敢岁言侵盗，屡欲亢礼，妨害帝义，甚非道也。”将匈奴民众比作汉之大县。王子今先生认为，贾谊的统计可能偏低，甚至过于乐观了。 且不论贾谊对匈奴实力的分析是否客观，至少作为对匈战略的参与者，贾谊对制服匈奴则相当乐观，甚至考虑了匈奴降附后，安置匈奴人以备月氏的可能。这些也都反映了在文帝时期，汉匈力量对比，绝不是匈奴强汉弱，而是汉强匈奴弱。汉王朝未大举进攻匈奴，而徘徊在战争与和平手段之间，一则与文帝的谨慎有关，更多的则是国内诸侯离心倾向对汉中央王朝的制约。

汉景帝镇压七国之乱，彻底解除了同姓诸侯王问题。景帝后元三年（前141），16岁的汉武帝即位，求治心切，对“怀服四夷”充满幻想。观武帝初期之贤良对策，我们可以发现汉武帝对大一统的追求异常强烈。汉武帝经常策问贤良，如元光五年（前130）五月，诏贤良：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虖，何施而臻此与！

很显然，怎么做到“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德及鸟兽，教通四海”，像前贤一样做到“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已成为青年汉武帝的最高理想。当时汉王朝国力鼎盛，而和亲方略既嫌软弱，又长期不见成效。在这种客观局面和青年汉武帝“求治”理念的影响下，汉王朝最终决定采取战争手段解决匈奴问题，实现真正的大一统理想。第二年，汉武帝便发动马邑之谋，汉匈关系发展进入了新阶段。

汉武帝即位以来，开始在外交、军事、养马、财政、将领选择培养等各方面为攻击匈奴积极准备。元光六年（前129），“匈奴入上谷，杀掠吏民”，汉武帝强硬反击，虽未获胜，但武帝下诏曰：“夷狄无义，所从来久。间者匈奴数寇边境，故遣将抚师。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虏之方入，将吏新会，上下未辑，代郡将军敖、雁门将军广所任不肖，校尉又背义妄行，弃军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将率之过也；教令宣明，不能尽力，士卒之罪也。将军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于士卒，二者并行，非仁圣之心。朕闵众庶陷害，欲刷耻改行，复奉正义，厥路亡繇。其赦雁门、代郡军士不循法者。”该诏书先以“夷狄”斥责匈奴，后称要为军士“刷耻改行，复奉正义”留下道路，不啻向中外宣布了对匈战略的重大调整，宣告了从此之后汉匈关系将进入持续战争状态，直到“日月所烛，莫不率俾”盛世景象的重新到来。 XVBjWR42F3nyx5EwJdiA1A0lk+9scnszcaETAnfHNzcgqdJwRWlZEBm3L32VImF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