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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南依祁连，北接大漠，新疆东部连接河西走廊、蒙古高原、天山、阿尔泰山系和塔克拉玛干沙漠，作为联系中西交通的孔道和种族交融汇聚的枢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在汉通西域前，河西走廊西部地区与新疆东部联系密切，基本同属于一大地理单元，种族间交流频繁。
据考古发现，河西走廊地区史前即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区明水乡霍勒扎德盖一带就曾发现过3件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打制石器。
此后，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河湟地区文化也都曾影响河西地区的文化面貌，尤其是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在河西地区有较多遗存，分布范围较广。而进入青铜时代后，河西地区以四坝文化、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最具特色。四坝文化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中西部，存续年代约为公元前20至前17世纪，大概与中原的夏王朝时代相当。从出土器物来看，当地民众生活虽受北方草原影响，但确已具备一定程度的农业经济模式。沙井和骟马文化基本与中原的周代接近，一东一西，共同构成了河西走廊青铜时代晚期文化。沙井文化集中分布在民勤、永昌一带，相比于齐家文化、四坝文化，畜牧业更加发达，与北方草原民族关系密切。骟马文化则主要分布于玉门、敦煌等河西走廊西部地区。在相当于中原地区战国至汉初的时间范围内，在河西北部的古休屠泽一带仍分布有处于铁器时代的沙井文化。
由此可知，在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控制河西之前，沙井文化、骟马文化的主人应是河西地区的主要居民。
《史记》卷27《天官书》载，中国“西北则胡、貉、月氏诸衣旃裘引弓之民”。《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匈奴“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同传又载，匈奴破月氏后，定楼兰、乌孙、呼揭。由此可知，秦汉之际到西汉前期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主要居民是月氏、乌孙和羌人。
《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载：“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而“乌孙本与大月氏共在敦煌间”。
且同书卷61《张骞传》也称：“（乌孙）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因此，在秦汉之际，大月氏与乌孙居地相近，皆在“敦煌、祁连间”。然关于大月氏生活的“敦煌、祁连间”的具体所指，学界则争论较大，至少从唐人颜师古、司马贞、张守节始，学界就有分歧。有认为“祁连山”即河西走廊南山，敦煌即汉代敦煌郡者，也有认为今天的祁连山在汉代被称为“南山”，新疆东天山才是汉代的祁连山，
而敦煌则是“敦薨”异称，是《山海经·北山经》中的“敦薨山”和《水经注》中“出焉耆之山”的“敦薨之水”，即今罗布泊一带。
笔者认为，无论是汉代的敦煌郡，还是“敦薨山”“敦薨水”，其地理位置相差并不算大，对我们判断大月氏、乌孙的早期方位并无太大影响。
关键还在于对汉代祁连山地望的判断。如果祁连山主要指东天山，那么“敦煌、祁连间”主要即在今天的甘肃西部到新疆东部一带，其东境勉强可至今敦煌、马鬃山一带，但应不包括酒泉、张掖以东的地区。如果祁连山主要指河西走廊南山，那么“敦煌、祁连间”的地域范围就将大为扩充，不仅包括与“敦薨”有关的罗布泊、东天山等新疆东部地区，也可向东延伸至河西走廊东部。
“祁连”是音译词，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中称“天”为“祁连”，颜师古曾指出：“匈奴谓天为祁连。祁音巨夷反。今鲜卑语尚然。”
汉代文献中常见“祁连”“祁连山”地名，其中“祁连”当即来源于北方游牧民族“天”的音译。笔者认为，匈奴等族种族复杂、地域辽阔，因此匈奴人所说的“祁连山”（即高耸入天之山）应该也不止一处，从《史记》《汉书》的记载来看，河西走廊南部之“南山”和蒙古草原的燕然山，甚至包括新疆东天山在内的其他高山在汉代都有被称为“祁连山”的可能。河西走廊南山在汉代可被称为“祁连山”，除了可征诸《史记》《汉书》，还被《魏书》《西河旧事》等早期文献和近出悬泉汉简所证明。《魏书》卷102《西域传》追述康国历史，称：“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恒故地，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其中“昭武”即汉代的昭武县，其位于“祁连山北”，则只能是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西河旧事》载祁连山“在张掖、酒泉二界上，东西二百余里，南北百里”，位于张掖、酒泉界上的祁连山显系河西走廊南山。
悬泉汉简载：
仓松去
鸟六十五里，
鸟去小张掖六十里，小张掖去姑臧六十七里，姑臧去显美七十五里
池去
得五十四里，
得去昭武六十二里，昭武去祁连置六十一里，祁连置去表是七十里
玉门去沙头九十九里，沙头去乾齐八十五里，乾齐去渊泉五十八里。
右酒泉郡县置十一，六百九十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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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简记录了西汉中后期河西走廊地区邮路里程，其中祁连置在昭武和表是之间。《汉书·地理志》载，昭武属张掖郡，表是属酒泉郡。据李并成研究，今临泽县鸭暖乡昭武村东北黑河岸边古城即为汉昭武县城，今酒泉市肃州区屯升乡沙山村北15千米的新墩子古城即为汉表是县城。如此，则汉昭武、表是二县皆在今张掖市西北，分别是汉代张掖郡西界线和酒泉郡东界线，
而位于两者之间的祁连置之得名显然应与其南部依偎的祁连山有关。由这些史例可知，汉代河西走廊南山确实可被称为“祁连山”，部分学者认为河西走廊南山在汉代称“南山”不称“祁连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同样需指出的是，汉代文献中的“祁连山”虽多指河西走廊“南山”，但在某些场合下仍可指其他地区。《艺文类聚》卷59《武部》引班固《窦将军北征颂》称，窦宪“遂逾涿邪，跨祁连，籍□庭，蹈就疆”，而根据永元元年（89）窦宪北征行军路线，该“祁连”当指匈奴中地名，有学者认为就是匈奴之燕然山。
此外，汉宣帝时，五将军伐匈奴，田广明被任命为“祁连将军”，由五将军中的蒲类将军赵充国攻击目标是匈奴蒲类海可知当时“将军”封号与其主攻地区有关，田广明既以“祁连将军”为号，则其攻击目标应为匈奴“祁连山”地区。
据《汉书》之《匈奴传》《田广明传》，田广明行军路线出西河，经受降城，出塞千六百余里，且东天山蒲类海已有蒲类将军赵充国主攻，因此此处的“祁连”肯定不是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或新疆东天山，而应是匈奴中之另一祁连山，很可能仍是蒙古草原上的燕然山。
汉代文献中，“祁连山”所指有较大争议的是元狩二年（前121）夏霍去病西征途经之“祁连”。《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载，元狩二年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里，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
颜师古认为此“祁连山”实为今东天山而非河西走廊南部的“祁连山”，颜氏注《汉书》卷55《霍去病传》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明确指出霍去病所至“祁连山”即“天山”，就是今新疆东部的“东天山”而非河西走廊南山。如果与元狩二年春霍去病的另一次军事行动结合起来考察的话，颜说似有一定道理。元狩二年春，霍去病西征，“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首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
显然走的是河西走廊，“过焉支山千余里”，当已进入今酒泉界。如果夏天“祁连山”这一军事目标与春天进攻目标一致是河西走廊的话，且不说出北地、过居延距离河西走廊越来越远，即使是考虑到军事路线多选择熟悉线路而言，似乎也不应这样行军，因此此处“祁连山”可能不是河西走廊南山。但需注意的是，如严格依据文献所载该次军事行动的路线，颜说也并非无懈可击。按正常行军路线，霍去病经居延西进过今马鬃山再向西则可抵新疆东天山，因此“祁连山”确如颜师古所说可能指东天山。但《汉书》卷55《霍去病传》又载汉武帝犒赏霍去病“票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鱳得”，则指出居延、小月氏、祁连山在一条交通线上，且最后战果是“扬武乎鱳得”。居延，大致在今天的黑河下游，基本无争议，关键是对“小月氏”的理解。《汉书》卷96《西域传》载：“大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余众保南山，遂号小月氏。”则小月氏似乎主要生活在河西走廊南山，再联系汉代“
得”县位于今张掖市甘州区的事实，故此次作战也有霍去病至居延后沿黑河南下，至酒泉、张掖郡之祁连山，经过小月氏人地区，而决战于今祁连山之
得的可能。
总之，汉代“祁连山”并不专指一山，除了可指河西走廊南山外，还可指今蒙古国境内的燕然山。当然由于河西走廊南山距中原地区较近，因此在汉人文献史籍中更多指代的应是河西走廊南山。至于指后来被称为“天山”“白山”的新疆东天山，则似乎不见于汉代文献。故笔者认为，“敦煌、祁连间”之“祁连”不可能是东天山，而应是河西走廊南山。至于“敦煌、祁连间”的核心地区，就应指祁连山与“敦煌”之间的地区，具体当指东至河西走廊东部，南至河西走廊南山，西到新疆东部的广大区域，既包括汉代敦煌郡以东的祁连山地区，也包括汉代敦煌郡及其西部的“敦薨”水流域。《西河旧事》讲到汉武威郡置姑臧城的来源，称：“姑藏城，秦月氏戎所据，匈奴谓之盖藏城，语讹为姑藏也。”可见汉初月氏人的势力范围是可以延伸到河西走廊东部的今武威地区的。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劝说乌孙东居“故地”，此“故地”据《史记·大宛列传》即匈奴浑邪王地。这些材料，也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了月氏、乌孙生活的“敦煌、祁连之间”确实应包括河西走廊中东部的地区在内。
西汉初年之前的月氏、乌孙应主要生活在此区域，他们活动的考古文化表现可能就是前述骟马文化和沙井文化。多数学者认为，沙井文化的主人就是战国时期的月氏，骟马文化则与乌孙关系密切。197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位于金昌双湾乡的三角城沙井文化遗址，发掘者也认为沙井文化就是月氏文化。
戴春阳称：“史籍所载月氏在河西地区活动的时间，驻牧的区域和文化属性正与上述沙井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特征以及活动时限相吻合，因此可以认为沙井文化是古代月氏在河西驻牧时期的文化遗存。”
高荣也说：“分布于河西走廊东西部的沙井文化和骟马文化就是月氏和乌孙活动的遗存。”
而目前考古在甘肃西北马鬃山地区发现和新疆东部东天山北麓巴里坤县境内的岳公台—西黑沟遗址文化相近的文化面貌，也说明月氏人的活动区域可能已达今甘肃西北部和新疆东部。余太山称：“其地东起今祁连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尔泰山东麓；极盛时其势力范围在东方到达河套内外，在西方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应在它控制之下。”
应该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除了月氏、乌孙外，秦汉之际居于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的还有羌人、氐人、各种戎人及包括塞种人、焉支人等白色人种在内的西域各国人。据王宗维研究，仅河西走廊地区，除月氏、乌孙外还分布有居于祁连山和弱水流域的羌人，由黄河东边迁徙而来的居延（即朐衍）和义渠戎、焉支人、卢水胡、猪野人、敦薨人、龙勒人、氐人、塞种人和一些匈奴部落。
这些种族中，羌人数量较多、地域分布较广，种落复杂。《说文解字》称“羌”为“西戎牧羊人”。关于其在秦汉之际的活动区域，《后汉书·西羌传》称：“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
羌人种落众多，但一直未形成统一的政权组织，故力量较为分散。而西域地区塞人建立的各城邦、绿洲国家，由于军事力量薄弱，距离匈奴和中原腹地较远，故在汉初的东亚民族舞台上也未留下太多印记。唯大月氏和乌孙是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的强国。尤其是月氏，可能在先秦时期就已与中原地区建立过某种政治、经济联系，《逸周书·王会解》中有“禺氏”，《穆天子传》中有“禺知”（“禺氏”），一般认为“禺知”和“禺氏”就是后来“月氏”音译的不同写法。
乌孙、月氏以游牧作为主要生产方式，势力较为强大。但二者在秦汉之际和汉初都遭到了外部势力的严重打击，势力受挫，为匈奴的西进创造了条件。
乌孙“不田作种树，随畜逐水草，与匈奴同俗”
，“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髭鬓，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
。在秦汉之际，遭遇了一次严重打击。《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张骞在匈奴中所得传闻：
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匈奴攻杀其父，而昆莫生，弃于野。乌嗛肉蜚其上，狼往乳之。单于怪以为神，而收长之。及壮，使将兵，数有功，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域。
如此，则乌孙为匈奴攻破。然《汉书》卷61《张骞传》同样记载张骞在匈奴中所得传闻，则是：
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大月氏攻杀难兜靡，夺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为求食，还，见狼乳之，又乌衔肉翔其旁，以为神，遂持归匈奴，单于爱养之。及壮，以其父民众与昆莫，使将兵，数有功。
破乌孙者又为大月氏。《史记》《汉书》关于此事的史源一致，内容却不同，显然当有一误。笔者认为，根据文献所记月氏、乌孙、匈奴、中原的地理关系，以及汉初的匈奴与月氏、乌孙关系，尤其是从后来匈奴羽翼昆莫的记载来看，破乌孙者似乎当以大月氏为是。乌孙被破后，丧失独立地位，人民亡走匈奴，成为匈奴之附庸。
消灭乌孙、杀“难兜靡，夺其地”之后，已基本占据河西走廊全部地区的月氏势力更为强大，与逐渐向西进取的匈奴矛盾开始尖锐。匈奴冒顿单于为太子时曾为质于月氏，既说明了月氏的强大，也说明二者之间较为紧张的外交关系。双方的竞争，以军事组织能力更强大的匈奴的胜利告终。至少在汉文帝前元四年（前176）前，匈奴已击灭月氏，“老上单于杀月氏，以其头为饮器，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
。月氏西徙，匈奴占据河西走廊。
大月氏被匈奴击破后，除一些残余部落作为“小月氏”留在了祁连山中，大部分民众则在故王夫人的带领下离开故土，向西发展，先是“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停留在了今新疆伊犁河西北部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境内。
大月氏西迁后，匈奴采取了扶持乌孙的政策，将昆莫之父难兜靡的民众给予昆莫，“使将兵，数有功”，并最终令其作为匈奴藩属“长守于西域”。此后，昆莫势力强大，又逐渐脱离匈奴。《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载：“昆莫收养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数万，习攻战。单于死，昆莫乃率其众远徙，中立，不肯朝会匈奴。匈奴遣奇兵击，不胜，以为神而远之，因羁属之，不大攻。”关于“昆莫乃率其众远徙”，《汉书》卷96下《乌孙传》所述更为详细：“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由此可知，大月氏被匈奴击破后西迁，“破走塞王”，占据了塞王所在的伊犁河西北地区。而受匈奴羽翼的乌孙则为复仇及独立发展，继续追击大月氏，最终大月氏又离开塞王之地继续向西南方向迁徙，攻击并臣属大夏，“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余里妫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市。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余万”
。臣属大夏后的大月氏最终定居在今阿富汗及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成为中亚强国。而乌孙在驱逐大月氏后，则迁至塞王故地，在伊犁河西北地区逐渐发展为西域强国。至此，定居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凭借自身实力以及远离匈奴核心地区的地缘优势，逐渐脱离与匈奴的臣属关系，“中立”起来。匈奴对此不满发兵进攻，但未能成功，只能与其保持“羁属”关系。
综上，在公元前2世纪初期，随着匈奴势力的强大（当然匈奴势力的强大，应有中原地区统一帝国形成对其造成压力这一动力驱动），引发了河西走廊和新疆、中亚地区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军事行为和民族迁徙。匈奴扶持乌孙打击大月氏，大月氏破乌孙后又被匈奴所破，西迁破塞王，导致塞王南徙县度。不久，乌孙又追击大月氏，大月氏被迫再南迁，臣属大夏后，成为中亚强国。而乌孙留居塞王故地，保持其游牧经济，最终发展为西域地区的军事强国。伴随着对乌孙的利用和对大月氏的军事胜利，匈奴势力大为扩充，迅速控制了河西走廊全境和新疆东北部。并通过其强大军事实力，一方面“羁属”乌孙，影响力渗透进入新疆西北部和今哈萨克斯坦一带；另一方面则在河西走廊、新疆东北部分设诸王，在同化当地部分部落的同时，也率领匈奴部落联合体的各个组织进入河西走廊及新疆东北部，完成了对此地区的实际控制。并以对乌孙的“羁属”和对河西走廊的控制为基础，开始对西域城邦诸国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当时，匈奴休屠王、浑邪王驻牧河西，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使领西域，常居焉耆、危须、尉犁间，赋税诸国，取富给焉”
，匈奴对西北地区的控制，进一步加剧了对汉王朝的威胁。
可以说，匈奴西进，月氏、乌孙西徙，造成了河西走廊和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政治军事形势的极大变动。就汉匈关系来说，匈奴薄弱的游牧经济得到了河西走廊畜牧经济和西域诸城邦国家绿洲农业经济的补充，奠定了其在以后几十年中与汉王朝对抗的经济基础。就西域内部来说，匈奴势力的渗透，最终使西域各国，尤其是北道诸国被纳入匈奴主导的政治秩序中，内政、外交、经济受到匈奴霸权的控制、影响。对汉朝廷来说，匈奴势力先期进入河西、控制西域，对抵御、反击匈奴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阻碍，汉王朝在与匈奴对抗中处于不利地位。但匈奴势力先期进入西域和月氏、乌孙等河西走廊国家西徙，也极大促进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政权间的认识、交往，并且随着日后汉匈对抗的升级，汉王朝的视野将不可避免地被匈奴人、月氏人、乌孙人吸引至西域地区，为以后东西交通丝绸之路的开辟同样奠定了基础。此外，与匈奴已有离心倾向的强大的乌孙政权在西域北部的存在，同样也为汉王朝此后对匈战略、西域战略留下了重要的棋子。可以说，公元前2世纪中期的西域政治、军事格局，就如一安排妥当的舞台，只等汉王朝、匈奴这些主角粉墨登场，纵横捭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