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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汉简，是1907年以来在今敦煌、瓜州、玉门、肃州、金塔北部边塞烽燧遗址出土简牍的总称，因汉代敦煌郡出土简牍占大多数，故被学界概称为“敦煌汉简”。
近百年来，敦煌汉简有十余次集中发现，其中以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1979年甘肃省博物馆在马圈湾遗址和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悬泉置遗址的发现最为重要。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1901年第一次中亚考察时就曾发掘了新疆尼雅遗址，获得大量佉卢文、汉文文书。1906年4月，他开始了第二次中亚探险的旅程，于1907年在敦煌以北的疏勒河流域汉塞烽燧遗址中盗掘近3000枚简牍，拉开了敦煌汉晋简出土的大幕。这批简牍后交由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整理，1913年出版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一书，刊布了其中702枚汉文木简的照片。1914年流寓日本的中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根据沙畹提供的533枚简牍照片潜心研究，出版了《流沙坠简》这部中国近代简牍学的开山之作。2004年7月，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联合召开了“斯坦因未刊敦煌汉简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了《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未刊汉文简牍》，最终公布了未被斯坦因和沙畹刊布的2300余枚汉简。这样，在出土近百年之后，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方完整呈现在中国研究者面前。
1913年斯坦因开始第三次中亚探险，1914年3月来到敦煌汉塞遗址，对前次考察时遗漏的地段进行调查、发掘。此后，又来到安西（今瓜州）、玉门、金塔等地进行考察，共计获得简牍200多枚。这批简牍先交沙畹整理，沙畹逝世后，又转交其高足马伯乐。其时，中国学者张凤正受业于马伯乐，回国时带回了这批简牍的照片和出土编号。1931年，他将这批材料连同斯坦因第二次考察所获简牍的图版在国内刊布，并对文字进行了考释，撰成《汉晋西陲木简汇编》一书。而马伯乐《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一书，则在其去世十年后，于1953年由大英博物馆刊布。至1993年，郭锋所撰《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所获甘肃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未经马斯伯乐刊布的部分》又公布了马伯乐未刊布的4枚简牍。1920年周炳南在敦煌小方盘城外之沙滩中掘得汉代木简17枚，现藏敦煌研究院。1944年由当时的中央博物馆、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共同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赴甘肃河西地区进行考古调查。11月，成员夏鼐、阎文儒等人在敦煌小方盘城附近掘得木简76枚，现藏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其中较完整49枚的释文、照片可参看1948年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的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1998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编辑《居延汉简补编》一书，完整公布了76枚简的图版和释文。
1977年8月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在玉门市花海农场附近一座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木简、木觚、削衣93枚，无字素简12枚，主要是酒泉郡北部都尉下属机构的文书档案，现藏嘉峪关市长城博物馆，释文及部分照片已经公布。1979年6月，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即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前身）与敦煌县文化馆组成的汉代长城调查组，在敦煌县西北95千米，北距疏勒河8千米处的马圈湾发现了一座被斯坦因遗漏的烽燧遗址（编号D21）。之后文物队对此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共出土简牍1217枚，主要是西汉后期至新莽时期之物，现藏甘肃简牍博物馆。1981年敦煌西北57千米酥油土以北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汉简76枚，1986～1988年敦煌博物馆在文物普查中采集汉简137枚左右，1990年4月敦煌马迷兔西北11.6千米的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汉简41枚，1999年敦煌博物馆在小方盘城获木简300余枚，皆藏于敦煌博物馆。此外，1990～1998年，安西县（今瓜州）在文物普查中采集简近百枚，藏于瓜州县博物馆。近百年来，敦煌汉晋简多次出土，其中相当一部分保存在国外，对我们综合利用敦煌简牍带来了不便。1949年后，部分学者尝试对其汇集整理。1984年，林梅村、李均明合编《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一书，收录并校订了斯坦因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和1944年夏鼐、阎文儒所获汉简之已刊部分。1990年，李均明、何双全合编《散见简牍合辑》则收录了1920年周炳南所得汉简、玉门花海汉简和敦煌酥油土汉简。
1991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一书正式出版。不仅公布了马圈湾汉简的发掘报告及全部简牍照片和释文，还收录有斯坦因第二、第三次中亚考察和1944年夏鼐、阎文儒所获汉简之已刊部分，1920年周炳南所得、玉门花海、敦煌酥油土、敦煌博物馆1986～1988年采集所得全部简牍的释文和其中大部分简牍的照片，是今天研究敦煌汉晋简牍最全面、最权威的资料。
敦煌汉简最大规模的出土，当属1990～1992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发掘的悬泉汉简。“置”即邮驿。应劭《风俗通义》：“汉改邮为置。置者，度其远近之间置之也。”《广雅·释诂四》：“置，驿也。”《汉书·文帝纪》：“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颜师古注曰：“置者，置传驿之所，因名置也。”悬泉置遗址位于敦煌市以东64千米处，位于丝绸之路的交通孔道上，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出土物最多的一处汉魏驿置机构。该遗址共出土木简35000多枚，有字简23000多枚。其中最早纪年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最晚为汉安帝永初元年（107），以西汉后期简为多。这批简牍按内容可分为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爰书、簿籍、符传、历谱、术数、医方、古籍残篇。它们或可补史籍之阙载，或可正史载之讹误，拓宽了汉代邮驿制度、汉羌关系和中西交通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对进一步深入研究两汉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交通、民族、文化、习俗等至为重要。悬泉汉简的出土，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文物》2000年第5期发表了《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和何双全所撰《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对悬泉汉简的出土情况及主要内容做了介绍。由于悬泉汉简数量巨大，故整理工作尚未完全结束，全部简牍的公布尚需时日。2001年胡平生、张德芳合著《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一书，收录了诏书、律令、司法文书与政治类、经济地理类、使节往来与周边关系类、典籍文化类、四时月令诏条类等重要文献272件。2009年郝树声、张德芳出版《悬泉汉简研究》一书，除专题研究外，还披露并汇释了部分简牍、帛书材料，其中包括12件较完整的簿籍文书。
敦煌汉简，尤其是马圈湾、悬泉置出土汉简，丰富了我们对汉代边疆军事屯戍和河西历史地理的认识。与作为军事重镇的居延相比，敦煌除起到“隔绝羌胡”的军事作用外，还具有交通要道的特殊地位，其简牍不仅代表了边塞防御制度的一般概况，更较多地反映了中原王朝与羌族及西域各国的关系，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实情，为我们探索汉代的民族关系、中西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有特殊意义。除了一般反映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及汉王朝西北民族管理的资料外，马圈湾汉简中有100余枚较为完整的新莽时期进军西域的奏记抄件，是研究新莽与西域战争的重要史料。酥油土汉简“击匈奴降者赏令”是捕斩匈奴购赏令的具体条文，对研究汉匈关系和边疆防御有重要价值。至于悬泉汉简本身即出土于中西交通咽喉悬泉置遗址中，其中有关羌族和西域诸国的史料更为丰富。据统计，悬泉汉简中有近百枚关于羌人活动和羌汉关系的简牍，涉及汉王朝管理羌人的数种职官、制度，大都不见于两《汉书》的记载。《汉敦煌归义羌人名籍》《西汉羌人斗殴册》等简册的出土，反映了活跃在河西的羌人种落与羌人的关系，及汉政府对羌人的实际管理情况，补充了正史的记载。在汉代，悬泉置的主要职能是接待汉王朝与西域各国互派之使者，因而悬泉简中保留了大量西域各国使者途经悬泉置的有关记录，是研究丝路贸易和汉与西域关系的珍贵资料。据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一书统计，悬泉汉简中直接反映汉与西域国家使者往来的简文有500多条，所涉及的西域国家有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大宛、莎车、疏勒、乌孙、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垒、渠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罽宾、乌弋山离、大月氏、康居、祭越、折垣等国。几乎汉与西域诸国交往中的重要环节，在悬泉汉简中都有反映，尤其是汉与西域大国乌孙、康居的交往，在简中更为常见。《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等完整简册，记载了长罗侯常惠、解忧公主、冯夫人、破羌将军辛武贤处理乌孙内乱、公主和亲等问题时途经悬泉置的情况。《康居王使者册》反映了西域各国与汉王朝朝贡贸易、经济文化交往的生动细节。《神爵二年悬泉厩佐迎送日逐王廪食册》是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后，汉王朝迎接其至长安，途经悬泉置时的廪食记录。匈奴日逐王降汉是汉王朝西域都护设立的前提，此简册对西域都护、汉匈关系的研究都会有重要推动作用。悬泉汉简中相当多的涉及汉、车师、匈奴交往的资料，对我们了解汉、匈奴、车师相互间的交往、斗争，匈奴的西域政策也同样有重要意义。此外，悬泉简中有不少有关汉代西北各族文化、经济交流的简牍，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会有较大裨益，如“浮屠简”等资料已引起学界关于佛教东传等问题的再认识，意义巨大。
河西简牍，除居延、敦煌汉简中有较集中的汉代西北民族关系史资料外，武威、永昌水泉子等地出土简牍中也有间接反映汉代西北民族关系的材料，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