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泰国丛林佛教复兴相伴随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个体为中心的修行运动的兴起。有学者认为，佛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宗教个体主义”。所谓“宗教个体主义”是指，个体信仰者无须中介，能够自我承担对于命运的首要责任，拥有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进行自我救赎的权利和义务。宗教个体主义包含了两个进一步的重要观念：灵魂平等和宗教自我审查。 ^[22] 关于宗教个体主义的观点存在一个重要问题，即对佛教采取了一种本质主义的理解，忽视了佛教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成性。

从柬埔寨、缅甸和泰国等南传佛教国家的情况来看，以个体为中心的修行运动都与传统政体勐的转变相关，在柬埔寨和缅甸体现为在殖民主义的冲击下王权的式微，在泰国则体现为民主政治对于社会等级观念的挑战。在传统政体勐当中，王城是宇宙的中心，国王作为道德典范既是佛法的护卫者，又是世俗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所有的城市都是机体

国王就是头脑

是机体的头领

如果说国王是机体的头脑，那么臣民则相当于机体的其他部分，这与泰国文化中的身体隐喻是一致的——头最高贵，而脚最低贱。有学者提出用“社会机体”（social body）的概念来分析泰国佛教社会的伦理实践，提出社会机体就是由个体组成的有机体，各个组成部分在其中的地位由社会等级制的规则来决定，不同社会群体所承担的社会角色都应服从于社会机体的功能需要，只有某些个人能够扮演社会机体的“脸面”，并领导它的方向。 ^[23] 社会机体的概念对于其他南传佛教社会也是适用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机体观当中所体现的政治权威意识和社会等级规则都是与勐这一传统佛教政体直接相关的。那么，19世纪以来，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和传统政体的转变，社会机体观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当殖民主义进入南传佛教国家，以王权为中心的佛教政体衰落，以国王为头领的社会机体观不得不发生转变，这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为了对抗殖民主义而兴起了激进的、倡导平等主义的大众修行运动；二是殖民者与佛教改革派合谋，使得提升个体道德成为佛教现代化的着力点。在缅甸，英国殖民者在1885年废除了王权，试图将之建构为理性化的官僚制国家。由于作为佛教护卫者的王权不复存在，缅甸的佛教领袖试图通过净化信众来挽救佛教衰落的趋势，以内观禅法为核心、带有平等主义和激进主义色彩的大众内观修行运动得以蓬勃发展，其中以马哈希尊者（Mahasi Sayadaw，1904-1982）和禅修导师葛印卡（Satya NarayanGoenka，1924-2013）的影响最大，都市里的内观修行中心史无前例地成为非常重要的宗教机构。 ^[24] 在20世纪初的柬埔寨，法国殖民者为了减少越南千禧年运动对柬埔寨的影响，与柬埔寨的知识群体一起大力推动佛教理性化，佛教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以国王和僧伽为中心的政体的道德性，而转变为个体自我的道德发展。 ^[25]

泰国的情形有所不同。泰国没有直接遭受殖民统治，王权得以延续并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传统政体体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民主理念的传播和深入人心，对于社会等级制的反思和批判在不同领域表现出来，而强调个体自主性和平等观念的修行运动逐步发展。在泰国，大众派最高寺院玛哈泰寺的住持披摩纳塔木法师（Phra Phimolatham，1903-1989）积极借鉴了缅甸马哈希尊者的内观方法，创立了多个内观修行中心。由于当时的沙立政府担心内观修行中心产生的政治影响，披摩纳塔木在1963年被捕并被剥夺僧籍，但是大众派的内观修行中心仍然流行开来。 ^[26] 事实上，泰国的内观修行运动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流派众多，其中既包括来自缅甸的内观流派，也包括以泰国丛林僧人为代表的内观流派，以及在新佛教改革运动中涌现的内观流派。这些不同流派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在于，强调个体能够在导师的指导下通过自身的努力循序渐进，破除我执，在当下获得涅槃。

在等级化的社会机体观当中，特权和权威的有限分配逻辑与功德观念结合在一起：人们在社会机体当中所处的尊卑地位取决于他们前世的功德，这一价值观将不平等的权力和资源分配合理化。 ^[27] 与超越功德观念、赋予个体在当下解脱的价值优先性相对应的，是对于个体化的社会机体的想象。以个体为中心的修行实践与民主、平等和理性等现代价值观念结合起来，因此可以被称为个体的文明化。在泰国，受到良好现代教育的中产阶层总是处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交锋的前沿，他们深刻地感受到维系自我认同与接纳现代文明之间的张力，而修行为他们提供了融合二者的新路径。

综上所述，自19世纪中叶以来，泰国从传统的佛教王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寻求文明化的过程。泰国一方面面临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不得不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又迫切地需要确立自己的文化优越感。佛教成了现代泰国创造自身文明性的重要领域，其文明化过程同时在国家、社会与个人三个层面展开。从国家层面来看，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泰国佛教的制度格局是在民族国家建构的历程中形成的，它试图确定佛教内部以及佛教与其他信仰之间的等级关系。我们可以说信仰领域的文明本质上是通过关系来建构的，佛教的文明性需要通过树立佛教内外的他者来确证。

从社会领域来看，被国家制度化的正统佛教时刻面临以地方性为根基的多元佛教的挑战，丛林佛教作为他者的意义在于，为塑造新型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辟了空间，也为意识形态的更新提供了新的机会。最后也最重要的是，信徒作为实践者也在经历文明化的过程，这体现为对于个体生命的现世价值和平等主义理念的承认，其与佛教国家化所确立的等级主义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在本书后面的具体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在泰国佛教文明化这一案例当中，国家、社会与个人的文明化路径和方向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社会现实，并共同决定了泰文明的呈现方式。

本书将围绕当代泰国宗教与社会变迁中的若干议题展开研究，展示佛教文明化的历史进程，并对作为泰国正统佛教之他者的神灵信仰、丛林僧人、佛教改革派以及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宗教实践进行探讨，同时也对泰国国家内部最醒目的族群和宗教的他者——马来族穆斯林的社会裂变及冲突进行分析。总的来说，全书将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考察泰国宗教中的他者与文明的关系，并构成了研究框架。（1）宗教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双重建构：19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统治者试图确立正统佛教在意识形态上的优势地位，这伴随着对于他者——民间信仰、佛教异端和马来穆斯林的规训（第一章和第二章）。（2）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宗教改革与社会运动：作为异端的佛教改革派、丛林僧人和其他社会力量一道倡导平等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政治参与的要求挑战政治服从，并质疑和抵抗国家资本主义，公民权利得到伸张（第三章和第四章）。（3）全球化语境中的宗教个体化：在当代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语境下，泰国都市社会兴起了以身体技术为中心的修行运动，曾经被视作异端的“人人皆可涅槃”的宗教理念被都市主流社会广为接纳，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个体化趋势（第五章和第六章）。最后的结语部分将对全书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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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nichakul，Thongchai，“The Quest for ‘Siwilai’：A Geographical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al Thinking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ia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9，No.3 （Aug.，2000），p.530.

[2] Winichakul，Thongchai，“The Quest for ‘Siwilai’：A Geographical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al Thinking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ia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9，No.3 （Aug.，2000），p.529.

[3] Winichakul，Thongchai，“The Quest for ‘Siwilai’：A Geographical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al Thinking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iam”，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59，No.3 （Aug.，2000），pp.534-537.

[4] Tambiah，S.J.， 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A Study of Bud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125.

[5] Johnson，Andrew Alan， Ghosts of the New City：Spirits，Urbanity，and the Ruins of Progress in Chiang Mai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4，pp.40-41.

[6] Tambiah，S.J.， 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A Study of Bud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111-113，p.125.

[7] Tambiah，S.J.， 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A Study of Bud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190-199.

[8] Herzfeld，Michael， Siege of the Spirits：Community and Polity in Bangkok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6.

[9] 参见Johnson，Andrew Alan， Ghosts of the New City：Spirits，Urbanity，and the Ruins of Progress in Chiang Mai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4。该书展示了当代清迈的仪式专家和城市规划师如何通过对兰纳文化的运用来重新激发勐的生命力。

[10] Tambiah，S.J.， 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A Study of Bud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162，p.189，p.517.

[11] Tambiah，S.J.， World Conqueror and World Renouncer：A Study of Buddhism and Polity in Thailand against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23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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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Tambiah，S.J.， Buddhismand the Spirit Cultsin North-East Thailan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366；Keyes，Charles F.， Thailand：Buddhist Kingdom as Modern Nation-State ，Boulder：Westview Press，1987，pp.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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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Aulino，Felicity，“Perceiving the Social Body：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on Ethical Practice in Buddhist Thailand”， Journal of Religious Ethics ，Vol.42 （3），2014，pp.433-434. 5fiFUgv6XPY7YK4u2PByW9gq2lcW3GxLXvAu3eIQ3c4YNgSRn9q9W8MJ2poEpG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