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当年在泰国中部乡村做田野调查时，房东家的五岁男孩皮卡遭到大人的训斥，他说“真想逃到丛林里去”，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泰国社会，“丛林”是一个深入人心的意象，它意味着支配性权力无法到达的边缘区域。

当泰国的统治精英确立起文明阶序的时候，丛林被认为是与城市和文明相对立的他者。在佛教方面，泰国的僧伽分为丛林僧人和村镇僧人，然而正统的佛教历史大多来自对村镇僧人的研究，较少涉及丛林僧人；村镇僧人留下了文字经典和纪念碑，而丛林僧人只留下传说。有学者通过研究近代进入曼谷地区的丛林僧人的历史，来说明尽管国家通过推行巴利文教育、经典研习和设立僧伽管理体系进行佛教整合，但是游离在制度外的丛林僧人凭借苦行实践而获得神圣性。 ^[15]

在泰国的佛教文明化历程中，丛林佛教与文明之间构成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冲突：一是以曼谷的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僧伽科层体系与边缘地区以地方性和圣僧崇拜为中心的僧伽体系之间的冲突，简单地说也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二是在宗教与政治的关联性方面，丛林佛教以及后来的佛教改革派对等级化的正统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并为后来的社会改革和替代性意识形态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关于丛林佛教的研究首先让我们认识到泰国佛教的多元化特点。提亚瓦尼琦（Tiyavanich）就近代泰人社会里的云游僧人做了非常出色的研究，认为：“对于今天见到的泰国佛教的单一模式的遵从既非传统的也非自然的，它是历史的产物。今天的等级制的和官僚化的国家僧伽体系，从暹罗各族群的文化历史来说，是异常的情况（aberration）。1902年的僧伽法令试图形塑各种文化和宗教传统，使之成为一个单一的、集权化的和一致的类型。这种标准化的佛教破坏了原有的传统，却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传统的’泰国佛教。” ^[16] 提亚瓦尼琦对于泰国云游冥想僧人的考察表明，泰国的佛教从一开始就是多元化的，僧人们在特殊情境下对于佛教的个性化理解是佛教得以传承的真正原因。

丛林僧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及其转变提醒我们，不要简单地将泰国佛教理解为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单一体系，而忽略了其中的多元、矛盾和断裂。丛林僧人与20世纪初以来建立的中央集权之间的冲突，将有助于我们从边缘的角度审视近代泰国社会的变迁。有学者着重分析了泰国东北部的丛林僧人在20世纪的遭遇，认为丛林僧人最终被国家收编意味着国家权力开始控制边缘省份，丛林僧人在自身的转变中也成为国家权力扩张的地方性基础。 ^[17] 鲍伊（Bowie）则另辟蹊径，将泰北圣僧祜巴西唯差（Khruubaa Srivichai）与曼谷中央王朝的冲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指出拉玛六世推崇的军国主义和严苛的服兵役条例限制了北部民众剃度出家的传统权利，并将国家权力扩展到对人力的控制方面，由此导致服兵役与剃度出家之间的矛盾。因为“非法剃度”而遭到起诉的祜巴西唯差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由1902年僧伽法令导致的僧伽内部的冲突，而是国家、僧伽与民众之间在服兵役这一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冲突。 ^[18]

如果说现代泰国佛教的文明化意味着建立起以曼谷中央集权为中心的僧伽体制，那么，丛林佛教的存在不仅对正统僧伽体制构成了挑战，而且也为酝酿现代佛教改革思想提供了土壤，或者说为现代泰国的意识形态更新提供了机会。从信众的角度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泰国社会出现了新现象——曼谷人对丛林僧人的敬仰，这表现为许多城市精英到遥远的丛林寺庙朝圣，参与冥想实践，以及对丛林僧人赐予的护身符表现出拜物教式的崇拜。坦拜尔认为，丛林僧人建构的社会生活领域与官方的僧伽制度及政治制度相对立，构成了边缘与中心的关系。他进而分析了“丛林僧人热”出现的原因，认为政治统治权力和保守宗教势力面临的合法性危机是上述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 ^[19]

此外，从佛教界精英的状况来看，倡导平等、民主和理性主义的现代佛教改革派吸收了丛林佛教中的思想元素，为泰国佛教在现代世界中重新定义自身的文明性创造了可能。20世纪早期，泰国佛教改革派的领袖佛使比丘曾两次到曼谷的寺庙深造，认识到正统僧伽体制中的权力控制与腐败之后，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丛林修行，并提出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新主张。他领导的佛教改革运动通过重新诠释佛教教义来表达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异议，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社会改革运动提供了思想资源，并逐步被主流社会接受。 ^[20] 以业为中心的佛教和婆罗门教为政治权力提供了合法性，相反，佛教改革派构成了反驳性力量，为寻求社会生活理性化的群体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支持。 ^[21] 可以说，作为泰国佛教文明化中的他者，丛林佛教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复兴以及现代佛教改革派的出现，成为维系佛教在泰国社会生活领域的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昔日的他者是文明转型的推动力。

作为远离国家权力中心的空间，丛林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成为泰国重要的社会运动场域，我称之为丛林社会。丛林社会先后受到共产主义、民主化思潮和公民政治运动的影响，并对国家意识形态、主流政治力量和经济发展模式发起了批判与挑战，推动了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转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括丛林佛教在内的丛林社会为当代泰国的文明化提供了新的方向。 uVFxmxXlcYMtTgI5vOLe65qHW3DN/QHgf4UcbPQdG5SCQiVREnMifRmwjLsY/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