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暹罗”从来不是古代泰人的自称，而是中国史籍中对于泰族以及泰人建立的王国的称呼。宋元时期，中国史籍记载了今天湄南河中游的暹国和湄南河下游的罗斛国。元大德年间（1297-1307）刻印的《南海志》一书中曾明确指出暹国是以“速孤底”（今天泰国北部的城市素可泰）为中心的。暹（siam）原为梵文名词，最初应当是印度人对湄南河流域中部和北部地区以及该地区的泰族人的称呼，这个词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黑色或黝黑的皮肤，二是指黄金或者金黄色。13世纪，素可泰王国消灭了湄南河下游以华富里为中心的罗斛国，然而，直到明代初年，我国依然认为这一区域的国家是由“暹罗”和“罗斛”合并而成的，称之为“暹罗斛”或者“暹罗”。1296年，周达观随同元朝使节前往真腊（今柬埔寨地区），他后来在《真腊风土记》中称真腊西边的邻邦素可泰王国为“暹罗”，称那里的居民为“暹人”，这是中国史籍上第一次用“暹罗”来称呼今天泰国区域的国家。此后，“暹罗斛”和“暹罗”两种称呼并用了一段时间，大概从15世纪开始才单称“暹罗”，并一直延续下来。16世纪之后来到东南亚的西方殖民者也称呼泰人的国家为“暹”，而泰人称呼自己的国家为“勐泰”，“勐”（muang）指的是“以一座城市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国家”。直到1826年签订《布尔尼条约》和1855年签订《泰英友好通商条约》（《鲍林条约》）时，泰国政府仍然使用“勐泰”的自称。但是英国殖民者把“暹”这一他称强加给泰国。1856年在批准《泰英友好通商条约》时，泰国政府第一次用“暹国”（Siam或Sayam）代替“勐泰”来称呼自己的国家。此后，暹国变成了泰国自己使用的国名。

19世纪中后期以来，英法两大殖民帝国迫使暹罗王国不断明确国家的边界，从以朝贡关系为特点的“勐”转变为以边界关系为特点的现代意义上的“国”（prathet），或者说民族国家。prathet这个词的原义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区域，或者说没有任何特定范围、人口或者力量的区域。然而，在1900年出版的由西方人撰写的《暹罗地理学》中，prathet被定义为不同民族生活的地球表面的各部分，而泰国人生活的地方被叫作Sayam-prathet（暹国）。

1932年，一群留洋归来的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并迫使曼谷王朝七世王（1925-1935年在位）接受君主立宪制，泰国的王权政体真正开始了现代化转型。1939年6月24日，推行国家主义的銮披汶（Phibun）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关于“国民条例”的政府通告，通告称国家的名称应与种族的确切名称和泰族人民的喜好相一致，因此采用“泰”（Thai）作为泰语、民族和国籍的名称，确立国家的泰语名称为泰国（Prathed Thai），英语名称为Thailand。这一改名事件背后透露的大泰族主义意识形态也曾引起当时学界与政界的高度关注。 二战后，“泰国”国号作为泛泰主义的产物受到质疑，1945年泰国复名“暹国”。1948年銮披汶再次成为首相，他领导的政府在1949年再度将国家改名为“泰国”，沿用至今。

从“勐”（muang）向“国”（prathed）的转变是西方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模式直接影响下政体的文明化过程，这也是我们理解当代泰国社会的重要基点。我们先来看看传统王国政体“勐”的特点。勐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政体概念。勐在一般意义上指城市以及以城市为中心建立的政治单位，或者说，处在最高统治者保护之下的地区。在东南亚研究中，学者们分别用“典范中心观”（doctrine of the exemplary center）和“星系政体”（galactic polity）等概念来描述勐或与勐类似的传统政体的特点。

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权力中心不同的是，勐更多的是“典范中心观”的体现，即王室和首都不过是“超自然秩序的一个微观宇宙和政治秩序的物化载体”，王室的仪式生活成为社会秩序的范例。 也就是说，勐的生命力不在于明确而固定的疆界，而在于权力中心的道德影响力和感召力。 ^[4] 因此，作为都城的勐应当是神灵栖居和护佑的福地，是宇宙的中心，并将繁荣和财富传送到周边。 ^[5]

勐对其附属地区并不构成直接的政治控制，在这种松散的政治结构当中，始终存在典范国家仪式的向心力与国家结构的离心力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一方面，由这个或那个君主领导的公众庆典的确具有凝聚效果。另一方面，政权又具有内在的分散性和分化性特征，这一政体可看作一种由数十个独立、半独立和准独立的统治者组成的分立性社会制度，或，如果你愿意如此称呼的话，权力体系。” 勐体现的是等级化的政治权威，并与周边的其他政权构成朝贡关系。“在这种前现代政体中，一个国家的主权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排他性的。它是多重的和共享的——既属于它自己的统治者，又属于其最高领土——这并不是分割性的主权，而是一种等级式的主权。”

坦拜尔则用“星系政体”来概括泰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即政治的中心是国王的首都及其直接控制的地区，周围省份由国王指派王子或官吏掌管，这些省份又被相对独立的朝贡团体包围。分散的星座单位不断复制，直到构成村父-村民之间的庇护关系。星系政体在常态下是虚弱的，而在特殊时期如战争时期是强大的。王国的向心力不是通过权力和控制达成的，而是通过具有表演效应的仪式性制度来实现的。 ^[6]

19世纪以来，泰国从勐向国的政体转变过程体现出以下方面的特点：一是王国内部确立起中央对地方的权力控制；二是王国从无确定边界的等级式主权转变为有确定边界的分割性主权；三是王权的神圣性得以延续和转化；四是勐的多元化存在与国的一体化要求之间形成了内在矛盾。

西方殖民主义的到来，尤其是1855年泰国与英国签订《鲍林条约》成为泰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英国强加的自由贸易条款直接导致了泰国王室在关税方面的损失；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带来了大米出口贸易的激增，泰国王室通过新的税收手段掌握了经济资源，并为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行政改革或国家机器的现代化提供了财政基础。1893年至1915年开展的地方行政改革并没有将传统的星系政体转变为完全集中的官僚政体，而是产生了以世袭官僚为特征的辐射政体（radial polity），亦即中央通过代理——贵族家庭的世袭统治来控制地方，但是司法、税收和警察部门的人员由中央政府委派。在辐射政体中，权力中心对周边有更强大的控制功能，不容忍其他中心的存在，但也没有给予周边有效的权力或者把它们充分整合到参与性的政治过程中来。在殖民主义的冲击下，从星系政体向辐射政体的转变促成了王权的强化和有限的现代化，这体现为与王权相关的仪式的精致化以及中央权力在地方的有效展开。 ^[7]

面对西方殖民国家的扩张，暹罗王室不得不转变过去以勐为中心的政体观念，并采用西方制图技术来确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导致了国家感在空间维度上的演变。通猜·威尼差恭使用“地缘机体”（geo-body）的概念来描述“形塑国家空间感的领土性技术如何产生作用”，他认为空间知识的替代影响了创造国家感的社会制度和实践的形成。 当泰国作为一个具有明确疆界的政治实体固化下来，泰民族（Chat-Thai）也随之诞生。在从勐向国转变的过程中，最显著的符号学联结和转变是chat或“民族”本身的概念。从词源学来说，chat最初是佛教词汇，指的是个人或族类的出生或轮回，例如chatna（来世）、chatphrai（生来就是农奴），chatkasat（生来就是国王）。大概在19世纪末，chat开始指共享一种文化共同性的民众，尤其是处于君主统治下的人民共同体——民族，而且chat和prathet常常合成为一个词prathetchat，用来表明将空间与共同体认同意识结合在一起的民族国家。 泰民族的概念试图塑造出与民族国家的地理边界相匹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群体范畴。

王权在从勐向国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积极维系了自身的存在，这是泰国政体文明化过程中的重要特点。“当地缘机体替代了前现代的、没有界限的、等级化的王国，皇家机体就以另一种方式展现出来。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皇家机体。……国王的广大机体如今成了蓝色星球上的一小块拼图，而不再是整个宇宙的中心或者印度教-佛教宇宙学中的南方大陆。但是，正是在那种符号学转变中，皇权的神圣也同时被转到了地缘机体之中。” 神圣王权的持续存在使得勐与国之间的界限有些模糊不清，与传统政体相关的“典范中心观”和庇护关系在新的语境中被不断再造，国王被认为是民族国家的首脑、护卫者和道德典范，忠于国王成为忠于国家的同义词，是泰性（Thainess）的构成要素。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并没有完全将“勐”从人们的观念和社会现实中抹去。即使在今天，泰国人仍同时使用“勐泰”和“泰国”来指称自己的国家。 勐与国这两种不同政体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相互纠缠被认为是理解当代泰国政治动力的重要方面。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勐仍然是重要的空间观念。赫兹菲尔德（Herzfeld）通过民族志研究展示了曼谷老城中心的市民在抗拆迁的过程中，如何通过强调社区是勐的一部分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抵抗政府强权。 ^[8] 另一方面，历史上勐的多中心格局与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要求之间构成了内在矛盾。例如泰北历史上以清迈城为中心形成的兰纳（Lanna）王国直到19世纪末期才被并入暹罗。直到今天，清迈的城里人仍称自己所说的地方话为勐话（Kham-muang），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清迈城才是所有一切的中心，而曼谷不过是遥远的外在于勐的存在。20世纪以来在泰北兴起的宗教运动、政治运动和近年来的地方文化复兴 ^[9] 都需要在勐与国的紧张关系中来理解。 pIoEiFLFF7GOXYs8qeG/+aHtuxvQpooZ3cMaUOZs1ORyVg5W7dc8MU+LO29kwC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