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在泰语里采用了英译词siwilai，在19世纪中叶被引介到泰国，那个时代的统治者曼谷王朝四世王蒙固（1851-1868年在位）开始关注文明，他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半文明半野蛮的，并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进程。 ^[1] 文明代表了对由崇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所引领的现代价值的追求。可以说，泰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就是一个以西方国家为参照来不断寻求文明化的过程。

历史学家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曾指出：“文明没有确定的本质，这一概念是关系性的。” ^[2] 现代泰国的文明程度可通过地理学话语来理解，精英们生产出关于文明的空间概念框架，从森林、村落、城市到欧洲，分别代表了文明的不同程度。泰国被放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来定位，它的文明气质通过内部的他者——城市之外的山民和乡民——得以建构。 ^[3]

我们可以认为，在泰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文明是在双重关系中确立起来的：一方面是外部关系，在作为整体与欧洲进行对比的时候，泰国是野蛮的；另一方面则是内部关系，泰国内部的蛮荒之地相对于村落，村落相对于城市又是野蛮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统治精英看来，欧洲处在文明链的顶端，在由欧洲主导的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自身的文明程度；与此同时，以欧洲文明为参照，国家内部可以再区分出野蛮与文明。因此，如果说文明是关系性的，那么这一关系性同时具有内外交互的特点：对泰国与西方文明的关系的理解在泰国内部促成了新的分类和文明化实践。

文明对泰文化的冲击及其激发的回响构成了泰国追求现代性道路上的变奏曲，泰文化的内涵由此发生了改变，泰文化也凭借这些改变维系了自身的存在。如果我们把文明看成是外在的，那么文明对泰文化的冲击必然在泰文化内部催生出异质性，即他者。他者的产生有两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泰国的统治精英主动对泰文化中的关键因素进行再分类，把其中一个部分定义为文明的，把另一部分定义为野蛮的他者，从而构建出文明的阶序，并为精英统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第二种途径则要激烈得多，文明带来的异质性对泰文化中的保守因素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甚至对泰国统治精英所定义的文明构成了破坏性力量，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较为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社会阵痛以及由此产生的深刻变革。内部的和外部的他者如何转变为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泰国社会不断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构成了泰文化自我更新的推动力和泰国社会的活力之源。当文明带来的异质性被整合为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时，我称之为文明化，这是永不完结的过程。

本书将聚焦泰国社会的主导性宗教——南传佛教，试图展示佛教的文明化是如何在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层面展开的。南传佛教是古代佛教王国政体的构成要素和泰族民众信仰的核心，在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泰国社会一方面要强化南传佛教作为泰文化特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又需要确证南传佛教在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位置，从这两个方面来适应现代性进程。在处理佛教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时，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乃至个体生命的各个层面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调适，并带来了一系列社会变迁。下面将先讨论19世纪后期以来暹罗从古代王国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政体的文明化，这是理解佛教文明化的重要起点，然后再从国家、社会与个体层面来分别论述佛教文明化的实现路径。我们将看到国家、社会与个体的文明化实践有不同的策略和方向，三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当代泰国社会变迁的合力。 B/F3ac/iliZNQs8GWfjhkC15G3hwXOP8u8i/Ym93RuBcarkVug6dWdhBx3o7L2x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