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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龚浩群的博士论文经过修改后以《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为题纳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走进世界·海外民族志大系”出版。今年，她将出版自己做泰国研究的第二本书《佛与他者：当代泰国宗教与社会研究》。这距她深入泰国乡村开展一年的人类学田野作业已经十六年了。
国际上通常把人类学博士生的田野作业视为人类学学者的成年礼。浩群的这个成年礼具有独特的学科史意义。浩群不是中国高校第一个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却是中国高校以国外社会一年田野作业为基础完成民族志论文并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今天，海外民族志在年轻一代学人中渐成风气，而浩群就是那个开风气之先的女侠。
浩群是2001年秋季入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她报考的是周星教授，因为周老师到日本爱知大学任教，她转由我指导。她愿意经受规范的人类学训练，不再选择国内的某个乡村或民族村寨做调查，而是选择去泰国。在那时，这是一个大胆得有些冒失的决定。在国内做调查，很像一种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到国外做调查，是需要进行充分准备的冒险：如果不是到英语国家，就需要学习当地人的语言；要办理签证，就需要有合作机构提供邀请信；要准备防疫证明；要准备外币；要准备医疗保险……好在浩群是一个运气好的人（或者说我们谨慎挑选国家，挑对了），事后证明她诸事顺遂。今天回想起来，我仍然是深吸一口气，深感庆幸。如果她不是这么顺利，我们后续的海外民族志计划真不知道是否会坚持下来。我们请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泰国语专业的傅增有老师帮助她学习语言，并请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教授帮助办理入境的法律手续。浩群有学习语言的天分，经过一年的田野调查，她在泰国曲乡时能够大胆地使用泰语与当地人交流。我不懂泰语，但是她从泰国回来给我们唱泰语歌曲，听起来像是对自己的泰语很自信的样子。当时的博士生学制是三年，如果学生不学习新的语言，只做六个月的实地调查，一般都是能够按期毕业的。但是浩群走了一条新路，要额外花费很多时间，她居然也只延期半年答辩。她在2004年12月答辩的时候，我们为她组织了一个阵容十分强大的答辩委员会，郑杭生老师、杨圣敏老师、马戎老师、景军老师、郭于华老师、王建民老师、麻国庆老师等七位学科领袖和代表性学者为她把关，也是为她加冕。
浩群博士毕业后到中山大学在周大鸣老师指导下完成了博士后研究，之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工作。其实，在这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翁乃群教授（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室主任）和罗红光教授（社会学研究所文化人类学室主任）也都曾欢迎她到自己麾下工作。在亚太所工作期间，她申请到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访学的机会，她利用这个便利在大波士顿地区的“水镇”继续做她的民族志研究，进行了一年的参与观察。2011年包智明老师负责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的筹建，看重她作为新起的海外民族志头雁的角色，把她挖到这个中心。这是一个非常有利于她发展的学术平台，她有条件继续开展第二波泰国研究，她陆续在泰国曼谷等地做都市人类学的调查。其间她安排了一年时间到荷兰莱顿的国际亚洲研究所访学，又见识了欧洲社会的一个样本。
浩群第一波做的是泰国乡村调查，第二波主要做的是泰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观察。在我看来，她的第一本书写了泰国基层的社会生活，所关心的是泰国政治，而这本书侧重写泰国城市中产人群的精神生活，所关心的是泰国文明。反过来说，浩群研究泰国政治、泰国文明，完全是以一个人类学学者的视角与方法。她不是“论”政治或文明，而是通过经验事实“呈现”政治、文明。民族志文本一定要建构一个整体的对象，浩群的第一本书将曲乡的社会生活作为“经验”的同一个空间来构成整体；第二本书用举例的方式呈现经验故事，但是利用“国家与社会”的叙事框架和泰国文明的线索共同构成了对象的整体性。从主要通过白描呈现第一种整体性到通过多种概念工具的使用建构第二种整体性，浩群能够更自由地驾驭民族志文本。
《佛与他者》在经验层次介绍了泰国中产阶级都市生活的种种现象，但是她真正讲述的是以佛教为载体的泰国文明的现代（化）故事。泰国从传统的勐到现代君主立宪国家的化蝶过程是以保持政治认同的一致性和文明传承的连续性为条件的，非西方国家能够走这一发展路径是很难得的。西方国家通过向外征服、扩张而不断获得增量，国家自身是主动者，在结构上就保证了它们以主动、自在的心态吸纳外部世界的资源成全自身。但是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历史的宿命上就是被动的，因为被动，就难以明智地选择，就不断地因为“错误”的选择而累积异质性因素，形成由各种矛盾叠加而驱动的不由自主的历史，后人回首时都是不断折腾的辛酸和悲情。泰国是幸运的，不曾被西方殖民占领，而更值得庆幸的是泰国选择了坚守佛教文明的现代化。
佛教在泰国是一种总体性事实的存在，也就是一种无所不在，让各种存在具有意义、得到解释的存在，经过百年的风风雨雨，泰国吸纳了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外来要素，在现代性指标上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佛教仍然还称得上是一种总体性事实，可以把各种外来的异质性统合在一起，融合为一体。佛教文明的成功传承，为国家和公众提供了稳定的意义体系。最为重要的是，泰国守住佛教文明，就守住了自己面对世界的主动地位。国人有共同的佛教语言，多么异质的外来“他者”“他性”都总能被化生为熟，通过让他者说话、和他者对话，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被转化为我与你的关系，从而维系了公共生活的活力。此书中细述了一个特别有力量的例子：泰国有一个重集体和等级的传统，似乎与新来的个人主义和平等观念殊难相容，但是用“人人皆可涅槃”的共同语言表达，就仍然是合传统的。
浩群的泰国研究，从博士论文到最新的成果，在见识、学术上都更上一层楼。她从扎根乡村到深入都市，从描述日常生活到讲述“文明”的故事，从基层社会的结构描述到国家的历史进程，既具有强烈的经典民族志意识，也能够处理国家、文明、历史这些宏大主题。这是当今一个好的人类学家所具有的真才实学。
中国的人类学因为海外民族志的兴起而走上发展的正途。中国的社会科学因为这种新定位的人类学而弥补了上百年以来的囿于国内实地调查的缺陷。区域国别研究在设计上是弥补中国社会科学缺陷的抓手，但是，没有足够的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支撑作用，区域国别研究的设想是必然落空的。放在这样的大势中来看，我们方能评估浩群以及她所代表的年轻的中国人类学学者的学术价值和时代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