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使比丘（1906-1993）是当代泰国佛教改革派中最重要的领袖人物。2006年5月28日，在佛使比丘百年诞辰之际，《曼谷邮报》（ Bangkok Post ）刊载纪念文章，称“佛使比丘在重塑泰国佛教并使之适应现代世界方面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13] 。在论述佛使比丘的佛学思想之前，先让我们来了解佛使比丘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思想经历。

佛使比丘原名尔（Ngerm），于1906年出生于泰国南部素叻他尼府猜耶县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父亲为华裔。在二十岁那年，他按照暹罗社会的习俗出家，取法号“因陀般诺”（Indapanno，意思为“大智慧”），不久后他对学习佛法和宣讲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8年，他来到曼谷的帕图孔卡寺（Pathum Khongkha）求学，但没有找到理想的老师。他不满于寺院刻板的教育方式和戒律松弛的风气，于两个月后返回家乡。1929年他成为当地一所寺庙的佛学院教师。他的家人希望他重新到曼谷学习，以获得更高的佛学学位。迫于家庭的压力，佛使比丘于1930年再次来到曼谷，年底通过巴利语三级考试，取得大比丘（Phra Maha）的资格。但是他的兴趣超出了巴利文与典籍学习的范围，他学习了科学、摄像、无线电等。他自学三藏教典（Tipitaka），认为前人对经书的注释与经书的原义相差甚远，他的理解与正统的解释极为不同。1931年，佛使比丘没有通过巴利语四级考试。

1931年底，佛使比丘写信给他的弟弟法使居士，决心离开一度认为适合停留的曼谷，并表明这将是最后一次在曼谷修学。他在信中说：“我希望找到一个远离外在与内在干扰的修行场所，让我详细验证曾经学过的佛法课题，并且希望对佛法多些了解。……从今以后，我将不再随波逐流，我要远离世俗寻求清净，并跟随最近才刚发现的圣人足迹而行。” ^[14]

与弟弟达成共识之后，佛使比丘于1931年底回到家乡，独自栖居在森林中一所被废弃的寺庙里，称之为“解脱自在园”（Suan Mokkhabalarama），这是他试图在僧伽等级制度的体系之外进行佛教改革的开始。他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如果我没记错，我是在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二日左右搬进去的，同年六月，泰国政体由完全的君主政体变为半君主的民主政治，所以解脱自在园的创始日期刚好可以用一句很短的话来牢记：它‘与政治体系变革同一年’。我们认为这个巧合对我们搬进新的地方是一个好征兆，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因缘全力修正、改进许多事情。” 他在佛前发誓：“我誓以今生献给佛陀。我是佛陀的侍者，佛陀是我的主人。因此，我更名为‘佛使’（Buddhadasa）。”

从1932年5月开始，佛使比丘在园内独自悟道长达两年，直到1938年另一位僧人来到这里。此后，他在森林中成立了禅坐中心，并终生致力于向大众推广禅修。从1933年开始，佛使比丘和弟弟法使居士开始出版季刊《佛教》（ Buddhasasana ），这是当时曼谷以外的唯一一份佛教刊物，并很快因为新观念、可读性和洞见赢得了声誉。佛使比丘还成立“法施社”（后来的法施基金会）以帮助人们正确地理解佛法的原则。

佛使比丘是一位学者型僧人。他提倡回到佛法的源头，通过研修巴利文佛教典籍来认识佛法的本来面目，破除在佛法流传过程中掺杂的外道思想。他本人编译了一系列巴利文经典，例如《世尊传》《佛说四念住经》《佛说四圣谛》等。1937年，暹罗著名的佛教大学——蒙固佛教大学将《世尊传》列为教科书，这也显示了佛使比丘对于法宗派的影响。同时，佛使比丘并不局限于南传佛教的传统，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向北传佛教和其他宗教学习。他从1937年开始翻译北传佛教经典；从1942年开始，佛使比丘主办的《佛教》刊物开始刊登有关北传佛教的文章；1947年，他将《六祖坛经》翻译为泰文，而且在他的各种论著中屡屡引用北传佛教中“空”的观念。佛使比丘甚至还学习《圣经》，以佛教的眼光来解读基督教经典，宣扬宗教之间的共同精神。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学习态度，使他能够突破传统南传佛教教义的解释框架，创造性地引入了新的思想元素。

除了研习和实践，佛使比丘还投入大量精力教授佛法。他的见解通过讲座和广播讲话等形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40年，佛使比丘在曼谷佛法学会（后改名泰国佛教总会）发表演讲“进入佛道的方法”。从演讲中可以看到佛使比丘成熟的教导风格的主要特点。他的演讲语言平易、理性、清晰，没有繁文褥词。他不绕圈子，集中探讨法，试图显示任何普通人都能够自学和实践真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佛使比丘继续在佛法协会发表了名为“和平：实现佛法的成果”（1942）、“佛法与和平”（1946）、“佛法与民主的精神”（1947）和“佛法道路中的障碍”（1948）等演讲。通过这些演讲，佛使比丘已经被牢牢地树立为一个创造性的、不惮于表达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观点的自由思想家。 ^[15]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佛使比丘频繁在知识阶层中宣扬佛法。例如1956年他在法律工作者学会开示“佛教的核心”，演讲后来结集为《人类手册》 出版，成为他的重要作品。此后，他还多次为司法工作者和法律系学生开示。1961年，佛使比丘在曼谷西利拉医院的佛学社做了三次演讲，记录后结成《菩提树的心木》一书。同年，他还参与在泰国著名学府朱拉隆功大学举行的“大学内的佛学”讨论会，并向大学生做了七次开示。佛使比丘还曾多次在全国教师会议和教师协会的会员大会上发表演讲，启发教师如何运用佛法来发展教育事业。通过这一系列努力，佛使比丘使得当代泰国的不少知识精英恢复了对于佛教的兴趣和信心，并促使他们通过实践佛法来解决现代社会的诸种问题。

正如佛使比丘在早年所表明的那样，他要在一个政治体系变革的时代全力改进人们的思想。佛使比丘不空谈经书，而是大胆地针对社会现实，从佛法的角度切入重大的社会与政治议题。在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背景下，佛使比丘在“佛法与和平”的演讲中指出，泰国驱逐日本占领军队将会带来更多的和平。他认为没有对于佛法的正确理解，人类的欲望就会无限制地扩张，导致暴力和压迫，只有当每个人认识到佛法，才会有希望获得真正的和平，佛祖的目标是世界和平。

20世纪70年代，佛使比丘开始了关于社会主义的系列演讲：“民主典范，社会主义”（1973）、“佛教原则中的社会主义”（1974）、“利世的社会主义”（1975）等。这些演讲是对泰国社会政治形势的直接回应。那时，越南战争仍在进行，泰国的进步学生运动和劳工运动要求驱逐美国设在泰国的军事基地，国内的民主政治运动也日益高涨。泰国的右翼政治派别频繁以反对共产主义的名义迫害左翼运动分子，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是相当敏感的政治话题。而佛使比丘却在此时期谈论社会主义，并逐步发展出他后来所说的“法的社会主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泰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引发的各种环境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佛使比丘关于自然与环境保护的论说受到重视。佛使比丘主张人类应当向自然学习，那样就不会因为自私而破坏自然。他指出当代社会的悲剧之一在于：“物质进步滋养了自私，自私又滋养物质进步，直到整个世界充满了自私。” ^[16] “只有真正的佛教徒（拥有佛法并理解佛祖的人）能够保护自然，而那些名义上的佛教徒却做不到这点。真正的佛教徒能够维护深层次的自然，即精神的自然。虚伪的佛教徒不能保护自然，即使是物质上的自然。当精神上的自然被很好地保护，那么，外在的物质上的自然也能够受到保护。” ^[17] 他这些论述尖锐地批评了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倾向，为当代泰国的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伦理基础。

自1932年开始直到1993年圆寂，佛使比丘在森林中度过大半生。在他的身上融合了村镇僧人和丛林僧人的传统。他坚持丛林僧人的苦行实践，同时又积极向大众宣法，是一位勤奋的学者、多产的作家和杰出的演说家。在长达六十余年的佛教生涯中，佛使比丘通过自身的禅修实践来体证佛法，通过研习经典来深化对于佛教精髓的理解，同时，他还致力于用佛法来引导大众解决重要的现实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佛使比丘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他成为暹罗协会 的名誉委员，也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僧人；尽管佛使比丘只受过十年的正式教育和初级的巴利语教育，却荣获朱拉隆功佛学院等六所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他的著作和演讲记录摆满了泰国国立图书馆的一个展厅。泰国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尤其是年轻一代，都深深受到他的教法的启发。我们可以说，佛使比丘是当代泰国成功地在僧伽体制之外进行佛教革新，并最终获得泰国主流社会认可的思想家。 kwwQl22qfUfebUKjEMTYQSBWqSCWA94hdJjM7TygZVFUfXqIqElKRDmOs98JStp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