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在从古代王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佛教徒的文化身份成为现代公民身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曼谷王朝六世王瓦吉拉伍德通过极力宣扬佛教的优越性来鼓舞民族的自信心，并以此树立现代的政治共同体意识，而国王作为佛法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佛教的护卫者。六世王所明确的“国家、宗教与国王”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现代暹罗公民身份的重要特点：作为现代国家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作为佛教徒的文化身份是不可分割的。

但是，从20世纪早期以来，泰国的佛教传统日益遭受到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冲击。“佛教与现代社会渐渐产生了隔阂，大多数僧人失去了知识上的领导权，或者说在泰国社会的现代领域中失去了领导地位。” ^[9]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随着传统社会中佛教的诸多社会功能逐渐被现代社会制度取代，佛教与社会产生了分化。在传统社会，寺庙是人们生活的中心，僧人承担了教师、医生、裁决者等社会角色。随着世俗学校、医院、法庭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出现，寺庙的许多功能被取代。佛教逐渐退守单纯的信仰领域，而与其他社会领域分离。

其次，佛教知识体系受到现代科学知识的挑战，僧人作为知识精英的地位被动摇。僧人在传统社会中被称作“博学之士”，是传承知识的最重要群体。1898年，曼谷王朝五世王朱拉隆功开始在外府推行小学教育，委托僧人施行这一计划。当时的僧王瓦持拉延王子希望在佛教与王权的框架内促进王国的发展，并通过支持教育计划来增添宗教的活力，提出了“教育与宗教一体”的设想。 ^[10] 但是，僧人满足不了现代大众教育发展的需要，并最终从现代教育体制中退出。

最后，19世纪以来逐步确立的僧伽等级制度和佛教教义研究的保守主义倾向遏制了佛教内部的活力。佛教教义研究的保守主义因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正确的实践与正统观念（Orthopraxy-Orthodoxy）分离，轻教义、重仪轨。在暹罗的佛教传统里，僧伽内部的争论往往聚焦于僧伽戒律而非教义，认为正确的行动就会导致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佛教与政府观念有密切关系，是政治行为的合法化依据。国家对宗教进行直接控制，强调宗教不仅支持王权，还支撑整个国家。僧俗界限分明，禁止僧人参政，否定了宗教对于现实的批评功能，保守主义的佛教知识体系缺少对于现代社会的解释能力。 ^[11] 曼谷王朝五世王颁布的1902年僧伽法令建立了以曼谷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僧伽组织，确立僧伽体系的等级秩序，比丘若想获得较高的学位和僧衔，就必须遵循对经典的正统解释，难以在制度内进行佛教改革或参与敏感问题的讨论。

到了20世纪早期，佛教在暹罗面临各种困境。一方面，佛教的多种社会功能被分化和取代，佛僧作为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的地位正在下降；另一方面，僧伽组织变得更制度化和科层化，导致佛教给人一种衰落的宗教形式主义印象。知识阶层开始质疑自身的宗教身份：佛教能否适应现代社会？佛教与科学有什么联系？佛教能为现代生活提供何种价值？佛教应当成为一种避世的个人生活方式，还是应当提倡积极入世的社会活动？ ^[12] 现代的泰国还必须是一个佛教国家吗？作为现代国家的公民还必须是一个佛教徒吗？在这种情形下，如何解决公民-文化（佛教徒）身份内在的紧张关系成为迫切的社会问题。暹罗的佛教传统走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佛教改革派应运而生。 91QbKYwV3WbocbJfeTQcm9FtSVPzOwy328E/8y87ZVvlFhoa60+4gMB2nTy5HLM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