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早期以来，泰国的佛教传统日益遭受到西方文明和现代性的巨大冲击。在这种情形下，现代公民，尤其是处于传统和现代性的矛盾之前端的知识阶层，如何重新塑造自身作为佛教徒的文化身份成为现代泰国的一个重要问题。泰国佛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佛使比丘对佛教与世俗生活的关系、佛教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佛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解答，一方面为现代泰国公民-文化身份的重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公民与文化身份之间的张力。

当代泰国佛教的现代转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后期开始的佛教与民族国家政治在现实层面的关联，佛教被塑造为与现代国家权力体系相匹配的科层制宗教；第二个阶段是指当代泰国从20世纪30年代以后开启的新佛教改革运动。当代关于泰国佛教的研究基本上围绕这两个阶段来展开。新佛教改革运动可以说是对前一个阶段的反动，它的特点体现为：以国家为中心的僧伽制度建构转变为以社会为中心的思想性介入；以城市（曼谷）为中心的对丛林的规训转变为以丛林为中心的对城市的批判；宗教生活形式从以仪轨为中心转变为以个体实践为中心。

佛教与现代泰国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有学者分析了1965年之后泰国僧伽参与国家政治现代化项目所导致的结果，即国家利用僧伽的神圣性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与权威，而僧伽集团却可能因为直接卷入政治而丧失其社会整合功能和宗教神圣性。 ^[1] 20世纪60年代之后，泰国的佛教改革运动正是对国家权力控制僧伽的反动，并在城市中产阶层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学者将当代泰国都市佛教分为两个体系：一是由国家自上而下设立的正式僧伽等级制度；二是由信徒和佛教改革派自下而上推动的革新运动，它带有强烈的个体主义色彩，同时，宗教改革派的理性主义与政治民主一道构成了替代性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 ^[2]

关于当代泰国佛教改革运动，学者们主要关注三个代表性个案——佛使比丘（Buddhadasa Bhikkhu）、静无忧运动和法身寺。佛使比丘是当代泰国佛教改革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被认为是回应了泰国知识精英的现代性要求。 ^[3] 对佛使比丘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对佛教教义的重释。 ^[4] 关于法身寺和静无忧运动的研究多为对新宗教组织形式和理念的实证研究。静无忧运动被认为是对消费主义社会的强烈批判，体现了在发展资本主义和现代化进程中一部分激进派试图净化个体、社区和社会的努力。 ^[5] 法身寺运动因为将个体禅修与维护资本积累的正面道德价值联系起来而被认为是佛教新教主义。 ^[6] 法身寺运动的特点体现为倡导禅修和精神拯救、庞大而有效率的组织结构、教义的混杂性等。 ^[7] 有学者发展出对当代泰国都市社会宗教性的探讨，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别考察了法身寺运动、佛教艺术、丛林僧人、网络空间等体现出的当代泰国都市社会的宗教性，以及新的佛教文化形式对于历史与传统的合法性所构成的挑战。 ^[8]

本书将分别考察泰国佛教改革派代表人物佛使比丘的主要思想，以及在当代泰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佛教改革与社会运动（第四章）。我们在其中可以看到泰国的佛教界领袖如何回应现代性问题，也可以看到丛林作为独特的边缘性和生产性的社会空间，如何对泰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构成挑战。 cn4qJpFsFii/2rje3mFGZlWTalvx38PpAK9LAceA9h2GLZ2ZEltPTw8Suz7MnuN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