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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泰化教育与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裂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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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在国家权力的渗透之下，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社会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迁，其原有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平衡被打破，我将之称作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裂变”。马来穆斯林传统的政治精英丧失了政治权力，这使得宗教精英在象征民族认同和政治动员方面的功能得到强化，从而在权力失衡的背景下造成了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和激进化。在政治控制之下，旨在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整合的各项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催生出与政府相对抗的分离主义运动，教育改革后的伊斯兰私立学校部分反映了这种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背离。
自19世纪以来，曼谷政权逐步控制马来穆斯林社会，其权力渗透造成了穆斯林精英阶层的失衡状态，这也是我们在今天理解北大年地区极端事件的大背景。
辰曼（Chen Man）是一位来自泰南马来穆斯林社会的学者，他的研究试图对该社会的内部构成进行观察，为我们理解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转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他分析了泰南分离主义运动的结构、意识形态和领导权，认为仅仅通过社会经济项目和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注定会遭受失败。 [7] 辰曼指出，穆斯林的宗旨就是要确保自身作为穆斯林乌玛（ummah共同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共同体符合伊斯兰的概念。如何在对伊斯兰的忠诚和现代国家公民身份的要求之间进行调和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8]
针对宗教因素在泰南分离主义运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辰曼没有简单地将伊斯兰教与极端势力联系起来，而是敏锐地指出，泰国政府过于注重政治控制，北大年马来穆斯林在丧失政治统治权之后，宗教制度被强化。辰曼认为马来穆斯林社会的领导权以穆斯林领袖为中心，这些领袖可以划分为传统的、世俗的和宗教的精英。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介入，这三类精英的角色也在发生转变。 [9]
所谓的传统精英是指北大年地区原王公贵族的后代。20世纪初马来贵族领导了早期的抵抗运动，但在后来他们逐渐丧失了政治与经济基础。其中一些曾被曼谷政权任命的地方统治者成为曼谷政权的支持者，这使得他们失去了社会号召力，再加上王公贵族们仍然延续了过去的统治阶级意识，不能亲近民众，因此这一群体在当代丧失了领导权上的合法性。
世俗精英主要指发挥地方政府职能的精英，如教师和村长，他们从政府那里获得薪酬。他们大多是具有泰文化教育背景的马来人，被当地马来人看作政府利益的维护者，无法代表马来人的利益。世俗精英与穆斯林社会之间的隔阂也是政府发展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从1964年到1974年，泰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农业发展计划，试图改善马来穆斯林地区的经济与社会状况。然而这些计划收效甚微，原因之一就在于泰国政府与穆斯林村民之间缺乏信任。穆斯林村民避免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因为担心对方会征用他们的土地或征高额税。 [10] 由此来看，世俗精英的动员能力是有限的。
宗教精英在泰南马来穆斯林社会中的地位显得十分突出。穆斯林社区的生活围绕清真寺和波诺展开，几乎所有的村民公共事务都有宗教精英的参与。北大年社会的宗教精英又可分为各府伊斯兰事务委员会（PCIA）的委员、清真寺委员会（CM）的委员和宗教教师。
各府伊斯兰事务委员会是在二战后泰国政府推行政治整合政策的背景中成立的。披汶政府推行的民族同化政策随着1944年披汶政权垮台而结束，后来上台的比里政府意识到，必须重视马来穆斯林高涨的政治意识以及泰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因而试图推行政治整合政策。1945年5月3日泰国政府通过伊斯兰教委任令（Patronage of Islam Act），以加强与穆斯林领导权的联系并吸引地方精英，通过将各种穆斯林官员整合到政府的官员网络中来创造归属感，削弱分离主义势力。1947年和1948年的增补条例更进一步确保了对伊斯兰教活动的监督和规范。 [11]
伊斯兰教委任令确定全国伊斯兰宗教体系的最高首领朱拉拉差莫日（Chularajamontri）是泰国穆斯林的精神领袖，他由国王依据政府的提名来任命，在关于穆斯林的生活和宗教活动的事务上向国王和政府提供建议。同时，政府在内务部还设立了泰国伊斯兰中央委员会，由从各个地区选出的十名代表组成，朱拉拉差莫日任主席，负责监督和管理穆斯林的宗教生活。 [12]
各府伊斯兰事务委员会也随后建立起来。每一个府的伊斯兰委员会都由15名委员组成，他们从伊玛目中选举出来，而伊玛目是清真寺委员会的领导。府伊斯兰事务委员会是政府机构，隶属于内政部的地方管理司和教育部的宗教事务司，为政府在有关伊斯兰和穆斯林福利的事务上提供建议。此外，在南部四府还各自由伊玛目选举两名穆斯林法官卡迪，卡迪由司法部任命后负责协助处理有关穆斯林婚姻和遗产继承的法律事务。
1947年和1949年，泰国政府通过法令，要求每个清真寺都成立清真寺委员会。每个社区的成年穆斯林选举产生清真寺委员会，该委员会通常有7-15名委员。清真寺委员会的领导伊玛目和他的两个助手拥有终身职位，其他委员则以四年为任期。在大多数村庄活动中如祈祷、节日和人生礼仪中，伊玛目和他的助手发挥着组织作用。清真寺委员会是府伊斯兰事务委员会之下的政府机构，府伊斯兰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清真寺委员会的选举。
这样，通过设立穆斯林最高领袖、伊斯兰中央委员会、各府伊斯兰事务委员会以及清真寺委员会，泰国政府建立起全国性的伊斯兰教管理和监督体制。然而，泰南穆斯林不愿接受所谓最高领袖的精神地位，因为这一职位总是由来自曼谷的穆斯林担任。最高领袖提出的法令不被马来穆斯林接受，在伊斯兰法的问题上，马来穆斯林更愿意求助于地方上的宗教法律权威。 [13] 在府伊斯兰事务委员会中，大多数委员都发挥不了作用。许多马来穆斯林认为委员会成员受到泰人政府的左右，因而不愿听取他们的宗教建议。同样，伊斯兰法官的作用也很有限，诉诸法院需要花费不少的律师费，因此关于婚姻和继承的纠纷通常由伊玛目和宗教教师来解决。
宗教教师是最重要的宗教精英，他们在波诺、清真寺和祈祷场合（Balaisa）中担任宗教教育者的角色。在当代，宗教教师在马来穆斯林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与当代马来穆斯林社会精英阶层权力失衡的状况是分不开的。当马来传统的政治领袖被废黜之后，宗教人士成为延续伊斯兰认同的重要力量。而随着国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伊斯兰教管理和监督机构，各种伊斯兰事务委员会和清真寺委员会的委员开始丧失其民间领袖的身份，成为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波诺和宗教教师在当地人中被认为最能代表穆斯林社会的本质。
在泰国社会中，各种马来穆斯林精英都处于边缘地位，被排除在泰国主流社会之外。在政治权力层面，马来精英缺乏影响力。虽然传统精英与世俗精英都受过泰式教育，但是他们很难获得重要的政府职位。马来穆斯林议员在国会只占据非常有限的议席，而且难以得到政党成员的信任。因为语言障碍和缺乏经济实力，宗教精英很少参与政治选举，他们认为参与泰人政治体制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政府也无意将他们纳入政治轨道中来。相反，政府把宗教精英视为潜在的叛乱者。 [14]
宗教精英在分离主义运动中的作用不断强化。在早期的反叛活动中，贵族是主导群体，宗教精英参与其中。到了披汶时期（1938-1944），政治抗议强化了宗教精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动员技巧，宗教精英填补了前王公逃往国外后留下的权力真空。20世纪40年代，由哈吉·苏龙（Haji Sulong）领导的宗教精英和一些世俗民族主义领袖组织了北大年人民运动，使得宗教领袖成为积极的政治人物，被认为在重塑共同体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宗教精英首次主导穆斯林抵抗运动。随着领导权从传统贵族精英向宗教和世俗领袖转变，解放运动也从与统治精英相联系的有限基础向大众支持的广泛基础转变，其目标从获取统治权转变为北大年的独立或者加入马来亚联盟。辰曼对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NLAPP）的调查发现，在该组织的重要职位中，宗教精英占据了61.2%，世俗精英占据了 24.5%，传统精英只占据6.1%。 [15]
辰曼将菲律宾的摩洛穆斯林社会与泰南的马来穆斯林社会进行了比较，他发现摩洛社会由传统精英来领导，而泰南马来社会由宗教精英来领导。这是因为马来贵族被泰国政府废黜之后，宗教精英弥补了权力真空，而泰国政府并没有提供能够吸纳马来贵族的政治机制。在世俗精英团体方面，泰南马来穆斯林的世俗精英通常是职位较低的地方政府公务员，而摩洛的世俗精英包括中层的政府官员；摩洛的世俗精英能够利用各种穆斯林协会和组织来扩展影响，而泰南马来穆斯林的世俗精英很难超越政府对其活动的严格控制。摩洛的分离运动分为四个派别，分别由世俗精英、传统精英和宗教精英来领导；而北大年地区四个主要的武装阵线全部由宗教精英来主导。 [16] 我们可以将泰南马来穆斯林社会的失衡状态概括为宗教的政治化倾向，泰南分离主义运动的表现形式需要在此背景下加以理解。
为了更好地理解宗教精英（尤其是宗教教师）在泰南分离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将考察传统的伊斯兰教育机构波诺、泰南马来穆斯林地区教育制度的演变及其与暴力活动的关联。
在泰南穆斯林当中，传统的教育机构——波诺有很强的生命力。波诺的原义是寄宿学校，是私立的、传统的伊斯兰教教育机构，采用马来语教学，一些高级课程采用阿拉伯语教学。在村庄的地方伊玛目那里学习了一两年之后，许多学生来到波诺继续求学一到十年。波诺没有标准化课程，波诺的名声取决于教师的声望，学生常从一个波诺到另一个波诺跟从特殊领域的专家学习，例如法学、预言书、《古兰经》释义、苏菲主义和神学。波诺的教师被认为是博学之士，通常由到过麦加朝圣或从中东学成归来的学者担任。波诺的学生对于老师非常尊敬和忠诚，因此波诺教师在社区中享有重要的地位。最受尊敬的宗教精英组成了波诺教师和清真寺官员。
北大年地区的第一所波诺建于1624年，直到19世纪时，北大年地区还是东南亚伊斯兰高等教育的中心。历史上的波诺在伊斯兰和马来教育网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学者认为波诺的原型可以上溯到东南亚早期的印度教和佛教文化，在印度教和佛教中，希望获得历练和精神解脱的人将追随精神导师（guru），并在远离尘俗的精神处所（ashram）中学习。当伊斯兰教传入东南亚之后，这些传统文化与制度保留了下来，并被赋予伊斯兰教特征，转变为所谓的寄宿处（pondok，即阿拉伯语的fondok），亦即教导伊斯兰教教义的地方。伊斯兰学者借用了这一地区先前存在的印度教和佛教的传统制度来拓展自身的影响，因此，波诺是文化融合现象的反映。 [17]
传统的波诺既是宗教机构也是教育机构。波诺具有民间性质和相对的独立性，是培育穆斯林知识精英与社区领袖的摇篮，满足了穆斯林社会延续自身的人才需求。然而，自从曼谷政权控制北大年地区以来，中央政府就认为波诺构成了同化马来穆斯林的主要障碍，将之视为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温床，因此，对波诺的改造成为当代泰国南部同化政策的重要内容。
曼谷政府试图将传统的穆斯林宗教教育机构改造为现代的国民世俗教育机构，取消波诺的民间性质，将之纳入国家的教育规划和管理中，其最终目的是弱化穆斯林认同，培养具有国家认同和泰民族认同的公民。
1898年，教育公告的发布标志着泰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除了推动现代化与社会发展之外，现代教育还有另一个目标，即通过教育来促进国家认同，包括同化少数民族。在拉玛六世时期，曼谷王朝提出通过教马来人说泰语来同化马来穆斯林。1911年泰国教育部第4号报告提出：要教会全部马来儿童说泰语。1921年，泰国政府颁布了《义务教育法案》，要求南部地区关闭伊斯兰教传统学校波诺，强制推行泰语教育。泰南穆斯林指责《义务教育法案》是对马来族穆斯林进行的赤裸裸的泰化措施，引发了抗议泰国政府关闭伊斯兰学校的浪潮。泰南许多穆斯林家长担心公立学校会消灭伊斯兰文化，他们用积极或消极的方法抵制政府的这一做法。结果，在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地区，公立学校中只有15%～20%的学生是穆斯林，大部分家长拒绝将子女送进学泰语的学校。
真正对波诺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1961年沙立政府在泰南四府实施的“教育促进计划”。“教育促进计划”试图将波诺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在穆斯林中“创造和增进泰人意识，培养对于国家、宗教和国王的忠诚”。这一计划通过对波诺的财政资助来要求波诺在政府进行登记并引进其他课程，这是国家权力对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体制的有力渗透。虽然政府允许波诺是私立的，但要求波诺接受国家的直接监督和指导，不愿意这么做的波诺将被关闭。 [18]
1964年1月，政府决定所有注册的波诺停止用马来语教学（之前宗教科目用马来语），而且不再增加新的波诺。1971年政府规定了波诺注册的最后期限。当时四府有537家波诺，十年后有109家被关闭。政府对波诺进行了财政和师资投入，为超过40名学生的波诺提供书本和教学设备。世俗教师被委派到每个波诺，教授泰语和其他世俗科目，所有课程的课本由教育部准备。按照“教育促进计划”，波诺必须采用泰语教学。但教育部门对泰语教育的开展并不成功，最终不得不采取折中方案，即每周教授一定时间的马来语，增加了关于伊斯兰历史和马来人的课程。但是马来穆斯林认为政府试图培养一种与他们的宗教信仰相违背的价值观，在许多马来穆斯林看来，泰语等于佛教，而马来语被认为等同于伊斯兰教。从实际效果来看，“教育促进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波诺的传统教学方式，削弱了波诺的宗教色彩。 [19]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泰国教育部试图设立伊斯兰私立学校，将现代知识、职业教育与宗教学习结合起来，从而取代以宗教教育为主的传统波诺。1973年泰国教育部成立了伊斯兰私立学校促进委员会，1982年官方创办了伊斯兰私立学校。伊斯兰私立学校试图发展一种同时包括宗教和普通教育的学校机制，为学生提供国家认可的文凭。此外，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推动伊斯兰高等教育计划，这是解决南部问题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目标是为伊斯兰私立学校的毕业生提供宗教研究方面的高级教育，以及为非穆斯林的官员提供短期培训，促进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相互理解。1998年泰国政府成立也拉伊斯兰学院，2003年在北大年成立分校。 [20] 随着伊斯兰私立学校的普及，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学生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现代课程的学习，并最终进入了全国性的大学。因为公立学校不设马来语和伊斯兰教育课程，所以泰国南部的公立学校入学率仍然处于全国平均水平。
“教育促进计划”在学校现代化方面获得成功，消解了北大年作为伊斯兰教育中心的地位，伊斯兰学校成为宗教与民族冲突的前线。该计划破坏了以培养宗教学者著称的传统的波诺制度，而政府控制的波诺渐渐衰落，因为它们不能满足马来穆斯林社区对于宗教教育和道德培养的要求。一些马来穆斯林学生只在晚上或周末进入传统波诺学习伊斯兰知识传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被送到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学习，这些人成为后来分离运动的潜在领导人。 [21]
北大年地区传统波诺的衰落反映了马来穆斯林社会面临的两方面压力，一方面是维系马来穆斯林文化、知识与认同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的要求。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穆斯林教育制度在转变过程中造成了穆斯林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保守的宗教教师和伊玛目认为，波诺在穆斯林社区的政治与宗教生活中有着重要地位，将波诺转变为伊斯兰私立学校的政策侵犯了马来穆斯林认同，破坏了他们的文化、社会与宗教价值；世俗教育侵占了宗教人士的基本权利，而且有可能使得年轻人疏离马来穆斯林的文化遗产。
从表面上来看，泰国政府成功地实现了波诺的现代转型，这一马来穆斯林社会的重要制度逐步丧失了原有的宗教影响和社会功能，马来穆斯林的教育形式不再受到宗教人士的控制。但是，1961年“教育促进计划”实施之后发生的事实说明，泰南马来穆斯林地区的教育改革政策并没有加强南部对国家的认同，而是取得了相反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早期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教育促进计划”而产生的，它的创立者是一名在著名波诺任教的宗教教师，他从波诺和伊斯兰私立学校中招募组织成员。1968年成立的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得到了穆斯林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认为政府的教育政策对于保留马来穆斯林的文化构成了威胁。 [22]
近几年来，泰国国家机构和独立分析家都通过调查发现，泰国南部一些来自伊斯兰私立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参与了暴力事件。长期以来，研究者们比较关注没有注册的波诺，而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卷入暴力活动中的都是注册过的伊斯兰教育机构。2004年，泰国军方估计至少有30所宗教学校被怀疑卷入了暴力活动，黑名单上的大多数伊斯兰教育机构是国家资助的伊斯兰学校。 [23]
有学者指出，尽管某些伊斯兰学校参与了暴力活动，但是不应在伊斯兰教育与暴力之间建立简单的直接关系。相反，政府应当反思对于伊斯兰传统教育形式的破坏如何导致了穆斯林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并激起了宗教领袖的反抗。同时，在泰南伊斯兰地区，“解放者意识形态”而非圣战意识成为主导意识。传统的伊斯兰教育强调北大年的历史和令他们骄傲的伊斯兰教遗产，这实际上减弱了国际圣战运动的影响。此外，合法的伊斯兰教育机构参与暴力活动的事实说明，泰国政府远没有达到成功整合马来穆斯林和有效管理南部冲突的目的。因此，“泰南的波诺不仅是宗教教育机构，还是马来族群认同和历史记忆的储藏库。伊斯兰学校与暴力的关系应当从学校作为马来族群认同的护卫者而非激进宗教意识形态的制造者的角度去看。……为了更好理解泰南的学校、宗教、分离主义和暴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超越所谓的马来穆斯林与泰国国家之间的对抗，必须首先去理解马来穆斯林共同体自身的动力，尤其是共同体和宗教教育体系内发生的不断强化的合法性和本真性的冲突。”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