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至今，对佛教的重新阐释一方面不断强调佛教宇宙观内在的伦理价值与普世意义，另一方面将佛教与文明要素——科学、爱国主义——结合起来。

（一）佛教作为社会伦理的普遍意义

公元1345年素可泰王朝的立泰王（Lithai）依据巴利语经典进行编撰的《三界论》（ Traibhumi ）在现代暹罗佛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三界论》描述了佛教宇宙观以及这一结构暗含的功德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依据功德或业，人们在世界处于不同的层次——地狱、凡界或天堂。 直到18世纪早期，《三界论》仍是暹罗佛教与佛教王权的教科书。

19世纪中叶以来，当暹罗的社会精英接触到西方的科技文化之后，《三界论》所代表的佛教宇宙观面临着各种挑战，暹罗知识界试图重新评价佛教的社会价值。其结果不是全盘否定佛教宇宙观，而是在面对西方科学的更强解释力的时候对“道德”或“宗教”世界进行重新定义。 ^[1]

1867年，当时的外交大臣召帕耶·提帕功让翁（Chaophraya Thiphakorawong）出版了《万物书》（ Kitchanukit ），在与西方人对话时对《三界论》进行了系统的评价。他总结认为“世俗事务与宗教事务不是一回事”。在此区分的基础上，该书将《三界论》代表的宇宙观分为两个部分：自然世界和宗教。一方面，作者用天文、气象学和地质学的知识来解释下雨、地震、日食等自然现象；另一方面，作者承认了宗教，尤其是南传佛教的根本原则，如业、功德、轮回、施舍和戒律。作者用业和功德的观念来解释人与人之间在地位、健康、智力、外表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提出三界论宇宙观在昭示不道德行为的结果方面是有用的。该书作者还在比较宗教的框架中讨论佛教的普遍价值。例如，为了回答关于天堂与地狱是否存在的问题，他指出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婆罗门教和佛教都用天堂的观念来引导人，用地狱的观念来警示人，因此，佛教与其他宗教拥有共同的信条。在他看来，宗教不是哲学或者神学，而是社会伦理，佛教社会伦理通过暹罗的制度来实现。 ^[2]

暹罗知识界对于《三界论》的重新评价具有历史性意义，是对于佛教宇宙观的一次扬弃。这标志着佛教宇宙观虽然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让道于自然科学体系，但是，它仍然为解释社会关系提供了最根本的思想来源。

（二）佛教的现代价值

在我的田野调查期间，当地人自豪地向我声称佛教不迷信神，是唯一的无神论宗教，是最科学的宗教；佛祖本人不是创世神，而是通过觉悟获得解脱的凡人，这是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根本。在小学的宗教课本中，佛教被认为具有科学性，因为佛教所强调的因果关系与科学逻辑是一致的。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是近代以来对佛教进行话语阐释的结果。

19世纪中期，曼谷王朝四世王开始倡导一种与西方科学精神相符合的“科学的佛教”，把神灵信仰从佛教当中贬抑出去，试图去除佛教当中的迷信与神话成分。到曼谷王朝五世王时期（1868-1910年在位），僧伽参与了国家的基础教育计划，使得寺庙成为现代教育的摇篮，这无疑提升了宗教在现代化中的地位。这些方面都强化了佛教的现实功能，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配合。

在暹罗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曼谷王朝六世王瓦吉拉伍德明确了佛教与现代国家的关系。他确立了“国家、宗教与国王”三位一体的政治思想，把佛教当作爱国主义的源泉，提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就是一个爱国的公民。

六世王认为佛教是国家与民族的道德基础，缺乏道德的民族是无法长存的。他说：“有道德的民族才会昌盛；相反，道德沦丧的民族会走向无序和分裂……当每个成员都缺乏道德时，就会导致不公正和自私的行为，从而在人们中间产生冲突和痛苦。在这种情形下，民族共同体将会崩溃。” ^[3] 同时，六世王还认为佛教与国家相互依存：“只有依赖国家的稳定，佛教才能够长存……当一个国家毁灭，宗教就不可能存在。相反，如果宗教从一个国家消失，那么人民就不再拥有道德；而缺乏道德的国家将会毁灭和瓦解。” ^[4]

有学者将六世王的佛教思想总结为四个方面：第一，虔诚的佛教徒是有道德的公民和国家的力量来源；第二，一个有道德的国家在与其他国家竞争时将是强有力的；第三，至少对泰国人来说，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是通向道德的最好的途径；第四，泰国人有保存和保护佛教信仰的义务。 ^[5] 六世王极力通过宣扬佛教的优越性来鼓舞民族的自信心，并以此树立现代的政治共同体意识。

在西方文明与殖民主义的压力之下，暹罗统治者与知识精英一方面对佛教宇宙观进行了扬弃，维护了佛教作为社会伦理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将佛教与科学、爱国主义等结合起来，试图确立佛教作为文明国家的国教的地位。 E4wzAgH+hjDBdf51+y1bq/96fzIgYsml3uym4gXPqtfDa7e9RXYsi70Vxg0JHZ7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