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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式的自我形象之所以对自由主义者特别有吸引力，原因就在于这一独立于各种目标、属性和目的的自我摆脱了未经选择的传统、社会风尚和道德习俗的约束，个人在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制订、修改人生计划上拥有不容忽视的权利。桑德尔形象地将其称为“无约束的自我”（unencumbered selves）。
众所周知，西方民主制度的捍卫者最津津乐道的理论之一就是“社会契约论”：处于自然状态中的独立的个人让渡出自己的部分或全部的权利，在各自同意的基础上建构出一个政治权威——“主权”，从而使人们摆脱自然状态而进入社会状态。不管自然状态是地狱（霍布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还是天堂（卢梭），由自然状态转入社会状态的根本动因在于人们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力量能够克服单个人的力量所无法克服的阻力与障碍，因而可以将个人所面对的生存风险降至最低。自然状态中的个人是自由的、独立的、自足的，社会契约论所揭示的似乎是人们从完全没有共同的政治、文化和宗教传统的虚无中创造出了社会，它展示给我们的是一种原子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图景。在这种意义上，“个人主义并不是从社会中撤退，而是关于人类社会能变成为什么样子的一种概念重构”，
查尔斯·泰勒这一观点揭示了个人主义与现代社会契约论之间的理论联系。
问题是，古典社会契约论所预设的前社会的自我观念是何时出现的呢？查尔斯·泰勒认为，西方民主与权利的观念是由人文主义推动的，这种人文主义强调人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强调人的尊严和理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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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艺复兴开始，人文主义思潮便在西方世界慢慢兴起，西方思想史学家通常将这一时期称为“人的发现”，人们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饮食、情欲、田园牧歌等逐渐成为欧洲人关注的中心，并得到他们的重新肯定。新教改革运动则在宗教信仰的层面上促进了个人主义的崛起，它通过排除教会权威、将神圣恩典与个人信仰直接联系起来的途径，为单个人的自由和独立预设了信仰上的背景。不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自我观念产生于17世纪。近代自然科学和实验技术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人们通过自身理性来探索未知世界的信心，由伽利略开创并经牛顿加以完善的经典物理学体系作为人类理性力量的体现得到了空前的彰显。科学的突飞猛进促进了哲学的发展，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开启了通常所说的“认识论转向”，这场认识论革命同时也是一场现代自我观念的革命。因为说到底，认识只能是来自“我”，所以，认识论的转向和人的主体性地位的确立是相辅相成的。主体性原则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康德的意志主体、费希特的绝对自我概念和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命题都体现了这一点。17世纪的科学和哲学对统治西方世界1000多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认识论和宇宙观发起了攻击，并逐渐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目的论的宇宙观转变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因果论的宇宙观，用科学的观点将宇宙秩序解释为一系列的因果链条，并辅以经验观察的实证检验，最终完全颠覆了古希腊和中世纪基督教的宇宙观念。在古代世界，人们关于自我（主体）的理解是与整个宇宙秩序联系在一起的，宇宙秩序为自我理解提供了前提性要件。正如桑德尔所说的那样：“惟有在一个无目的的宇宙中……才可能设想出一种排除或先于其目标和目的的主体。”
对应于无目的的宇宙，近现代的理论家同样也不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客观的道德秩序，道德法则是实践理性的产物，是理性主体的自律意志的产物，这也就是康德哲学中人为世界立法的要旨所在。麦金太尔指出，启蒙理性主义思想家通常都是从人性的前提出发推导出有关的道德规则的；与此不同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体系是一个三重框架，即未受教化的人性概念、伦理规则和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性概念。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偶然所是的人与实现其本性而可能所是的人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别，伦理学的任务就是教导我们如何实现我们真正的本质，并达到我们的目的。因此，伦理学规则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目的论的指令。但是，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基督教教义的拒斥，实际上取消了三重架构中的“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一维，因此，相当于取消了目的的概念。拒斥“实现其目的而可能所是的人”的概念之后，道德命令便失去了着落，因为道德命令本身植根于一个旨在教化与提升人性的架构之中。反之，道德主体的重要性却得到了空前的强调，唯一能够约束我们的道德义务是我们每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自由选择意味着我是自愿负担经由某种行为所产生的义务的，因此这种义务是基于我的同意，而排除掉了习俗、传统施加给我的责任。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人们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关注超过了对政治体所承担的义务与职责的关注。
查尔斯·泰勒将现代的自我形象称为“原子主义”（atomism）。他认为，从一种不太严谨的意义上说，原子主义可以恰当地刻画出17世纪古典社会契约论的特征，它构成了17世纪的革命性思想的基础。个人主义为近代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兴起奠定了哲学基础，从而也构成了西方文化传统中最为核心的理念之一。霍布斯、康德、存在主义等对现代自我形象的描述与剖析，发掘出了当代西方主流民主观念的深层次基础，也正是这些深刻的剖析反过来最大限度地暴露了现代自我观念的严重不足，从而为后人更为科学地评判体现个人权利和自由及其优先性的现代民主制度留下了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