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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由古希腊发展至今天，形成了很多种表现形式，如总统制、责任内阁制、君主立宪制等，有关民主制度的理论研究也可以区分出很多派别（诸如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精英民主、社会民主等），但是，西方民主制度的主流形态是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的反思主要就是针对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不过，对一个事物或一种价值进行反思，必定存在要反思的前提。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要对民主进行反思？有这个必要吗？如果像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理论所说的那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民主就在全球范围内持续扩张的话，那么西方人似乎没有必要对民主进行反思了。问题的出现是反思的前提。查尔斯·泰勒认为：“民主陷入了一种长期的困境当中。” [1]
西方学者普遍接受的结论是，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经济不平等所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对立与社会共识的撕裂。从功能性的角度讲，民主政治的实施既未必能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也未必能提升社会的公平正义。
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近40年，西方社会的收入差距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加深了这一趋势的蔓延。罗伯特·帕特南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从2009年至2012年，按照实际购买力来计算，位于金字塔最顶端的前1%的美国家庭，其收入增加了31%，而与此同时，对于余下99%的美国家庭来说，他们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动（增加不超过0.5个百分点）。”
当经济上的不平等日益扩大的时候，新自由主义所许诺的机会平等就会落空。底层大众与上层社会精英之间会因为利益诉求的不同而集结为各种各样的党派团体。社会阶层的分化与西方经济总体趋势上的衰退致使政治上的极化现象日益增加，必要的社会基本共识被撕裂。一人一票的投票选举制度通过可操作的程序把抽象的平等理念形式化，无论你是知识精英还是普罗大众，我们在选票的数量和权重上都是相等的。纸质的选票本身不带有规范性信息，但当投票的行为被视为每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表达的时候，一张张无差别的、具体的选票反向证成和强化了自然权利意义上的平等理念。为了争取选民手中的选票，参与选举的候选人往往会夸大自身政策的正当性和实效性，同时攻击和弱化对手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结果就是，支持不同候选人的社会群体之间经常性地处于相互攻击和情绪对立的状态中。社会共识就在这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中被抽离了根基。特别是伴随着跌宕起伏的2016年美国大选，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最终胜出超出了绝大多数知识精英和主流媒体的预料。透过美国大选，我们可以看到精英与大众、主流社会与少数群体等，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歧与对立难以在短期内消除。“两极化的民主政体是运行能力最差、最易垮掉的民主政体。”
第二，西方民众对政党和民主治理的不信任度呈上升的趋势，社会团结的纽带变得松弛。在财富不平等的背景下，民主政治难以避免金钱对选举和决策的影响。毫无疑问，企业界、金融界进行的大量游说活动将会使政府制定出有利于一部分富人的政策措施，而这将导致本就存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被人为地拉大。这导致的结果就是，普通民众既不相信政党代表了公共利益，也不相信政府能够回应和解决好他们所关切的问题。有关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过去的几十年间，民众对于政府、自由民主制度，尤其是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度正不断下降。在美国，“80年代初，84%的美国公众认为特殊利益者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好处比人民更多，78%认为贫富差距在拉大，70%认为华盛顿的政客脱离了人民，64%认为自己的想法根本无法影响政府，50%认为治理国家的人并不真正关心人民的处境”。
时至今日，这种趋势并没有太多的改观：“公众对政府总体的信心自2000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而且近些年只有约1/3的美国人‘相信华盛顿的政府会做正确之事’。这堪比水门事件期间的信任度。”
这一情形同样遍及欧洲、拉丁美洲等民主国家。21世纪初以来的调查研究表明，“调查问国民谁在管治他们各自的国家，大约四分之三（71%）的拉美人认为，他们的统治者都是些‘以权谋私的权势集团’。这些拉美人的感觉很正确，比如在墨西哥，最富有的10%的人口拥有国家40%的国民收入，而过半数人口只能拿到18%，那里的绝大多数（81%）选民觉得没有任何政党在代表他们，而超过半数（52%）的墨西哥选民认为公民自己管理自己要比政客更靠谱”。
众所周知，西方民主政治机制的合法性有赖于人民与政府间的委托关系，而委托行为代表着人民对政府的信任。西方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不信任反映的恰恰是民主合法性的危机。
第三，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中，民众的政治参与水平存在普遍下降的趋势。“冷淡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普通公民对政治没有兴趣，公民参与少之又少。”
政治冷淡症的一种可能性解释是，与各种利益集团和游说组织可以对政府机构施加显著的影响不同的是，当选举过程所对应的人口基数越大的时候，普通个人对选举结果的影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公民个人在政治影响上的无力感导致政治参与水平出现普遍下降的趋势。在美国，“自1948年以来，不到65%的合格选民参加了总统选举的投票，而且在1980年之后的七次总统选举中，四次的投票率不到55%”。
2004年，美国政治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特别报告中提及：“投票（voting）是美国人行使公民权最明显的手段，然而，只有1/3的合格选民参与国会中期选举，只有约50%的人参与今天的总统选举。”
公众投票率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依据是社会契约论下的人民主权原则。个人与政府之间是一种“信任—委托”关系，公民个人的同意是政府合法性的前提。在涉及国家行政首脑的选举问题上，如果有多至一半的合格选民不参与投票，那么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制选出来的总统是否能够宣称自己有资格代表全体选民呢？这显然是很成问题的。把一些特殊的不参与投票的情况（比如生病、出国工作、照顾家人等）排除在外，公众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下降代表着政治冷漠的蔓延和公共奉献精神的衰退，与之相伴随的却是消费主义和个人享乐主义的普遍流行。
第四，媒体主导下的政治议题的碎片化与极端化。随着广播、电视、互联网、平面媒体的不断扩展，各种纷繁复杂的信息、图像和视频都可以在短时间内为世界范围内的人所分享。简言之，没有媒体的繁荣就很难有民主的持续扩张；没有发达的媒体平台，民众也很难对政治决策的过程和政治人物的言行进行有效的监督。但是，媒体在发挥自身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存在极大的局限性。除了助推消费主义的盛行之外，还有一点就在于媒体把政治议题碎片化、商业化了，从而导致我们很难对重大的政治问题进行长期而深入的思考。社交媒体、电视媒体都很难承担起传播深刻的思想或真理的任务，电视新闻等信息“常常是十分不全面的事实，以至于完全成了假的”。
而当我们在电视上看完一部情景喜剧、侦探剧或者其他类型的娱乐节目之后，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更为重要的是，以互联网为基本载体的社交媒体（以Facebook、Twitter、Instagram、LinkedIn、Tumblr等为代表）的出现正在逐渐改变西方民主运作的方式。伴随着大规模的信息技术革命，社交媒体正在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6年2月出具的一份调查，在18岁到29岁的青年人群体中，35%的人把社交媒体作为获取与选举有关信息的第一来源，18%的人把新闻网站和手机应用作为获取信息的第一来源。
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对舆论的引导和掌控能力正在下降。无可置疑的是，社交媒体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已经不可小觑。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是这一波西方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的重要助推手之一，其影响所及至今仍无法准确估量。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出现挑战了精英政治的既有格局，因为网络自媒体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去中心化，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输出者和评判者。另一方面，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并没有带来信息的中立、准确和公允的传播，反而为谣言、谩骂、极端言论提供了迅速集结和扩散的平台。美国原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就认为：“互联网新闻和评论的出现，以及数据驱动的选举策略并没有显著软化美国政治的党派立场。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就是让极端派赢得了更多的拥护者。”
第五，“另类右翼”（Alt-Right）运动冲击西方传统政党政治和价值观念，反全球化的本土主义思潮影响加大。“另类右翼”的提出者一般被认为是鼓吹白人至上论的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2008年，担任美国“国家政策研究所”主任的斯宾塞“用这个词来描述围绕‘白人认同’（white identity）和保存西方文明的一个松散的极右翼思想体系”。
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英国脱欧和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与另类右翼运动的兴起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另类右翼的核心主张是白人的身份政治。”
本来，西方身份政治的目的是用来保护少数族裔、亚文化群体等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由此而来。但是，身份政治不断扩张的结果引起了西方传统白人中产阶层的反弹，并被他们拿来作为社会政治动员的一面旗帜。另类右翼对自己的生存处境缺乏安全感，移民和难民的大量涌入所导致的人口结构上的演变让很多白人担心自己的民族属性终将消失。例如美国，“少数族裔人口增长的速度高于白人。非白人现在仍只占总人口的1/3，但是到2023年大部分孩子（18岁以下）都将是非白人……2039年，劳动年龄的非白人数量将超过白人，2042年非白人移民的总数量将超过白人。”
出于对丧失主体民族地位的忧虑，另类右翼运动的核心诉求之一表现为白人本土文化保护主义，这一价值和文化观念上的诉求与当代西方主流的价值观念——自由、平等、多元文化主义等——背道而驰。可以预见的是，文化和价值观上的分歧势必会进一步破坏西方国家的社会共识。
当然，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所面临的问题绝不仅限于上述五个方面，环境保护问题、性别平等问题等都对民主政治的治理绩效提出了挑战。可以断言的是，这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从现实性的角度反映出自由主义民主的理论基础存在重大的缺陷。基于此，西方学者对民主的批判性反思从根本上讲针对的就是自由主义民主的哲学基础——经由近代主体哲学所确立的“原子式”的自我观念。这一优先于并独立于任何客体概念的意志主体概念为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优先性提供了基础。众所周知，民主的核心要义——人民主权原则是与社会契约论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契约论所体现的价值追求其实是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强调与重视。如果像自由主义民主所设想的那样，人们联合起来建立国家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免遭各种灾祸和困苦的折磨，从而使自己生活得更好，那么国家就变成一种纯粹的工具性的存在，是人们达致自身生活目的和利益的手段。对自由主义民主进行批判性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离开了共同体和社会的支持与保障，个人权利和自由能否得到真正的落实？不过，无论是从何种问题入手，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的反思与批判都不是为了彻底推翻民主制度的政治格局，他们的落脚点在于弥补民主的不足。迈克尔·沃尔泽将其界定为对自由个人主义的“周期性矫正” [2] ，这一界定形象而准确地把握住了这些批判的要义。
[1] Charles Taylor， Dilemmas and Connections （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38.
[2] Michael Walzer， Politics and Passion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2004），p.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