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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西方民主——无论是理论还是具体的制度设计——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仔细研究它的来龙去脉对厘清我们的诸多认识是很有裨益的。探讨民主这一概念本身的演变史就必须从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古希腊的民主实践说起。
“民主”（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文，它由两部分构成：“demos”与“kratos”。“demos”（音译为“德谟”）的希腊文原义为“乡村”或“坊社”，其第二层含义便是“平民（或村民）”，意即村社中的居民
；“kratos”的希腊文原义是“统治”。因此，民主的最初含义就是指平民的统治。就民主这一概念的直接起源来讲，它始于公元前509年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在雅典进行的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雅典公民由氏族编制改为地区编制，这样就容易打破地方贵族的传统家族势力，有利于提升平民在城邦中的政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克里斯提尼把雅典全境分为城区、海港区和郊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再分成10个“三分区”，然后用抽签的方式从这三个部分中分别抽出一个三分区，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部落，这样整个雅典地区便被重新编为10个部落，而那些古老的家族势力便被分散在这10个不同的部落当中，贵族势力得到了非常大的削弱；另外，在每个三分区中包含着数目不等的村社——“德谟”，雅典全境总共有139个，这139个德谟是城邦的基本组成部分。凭这种社会基础结构建立起来的政体，就被人们称为民主政体，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是雅典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
民主的最初含义既然是指平民的统治，那么这样的一种统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应该说，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与当代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古希腊民主政治主要有以下三点特殊之处：第一，雅典民主没有选举产生的政府，大多数的官员都是采用随机抽签的方式产生的；第二，雅典民主不是代议制，它实行的是公民直接参与；第三，雅典民主没有政党。
这三条概括确实道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直接民主、抽签制及惧怕党争。
首先，直接民主典型地体现在公民大会的运作当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可以对涉及城邦政治生活的大部分事务进行讨论和表决，该机构并不是由人们选举出的议员组成的，而是全体公民都能够参加的大会。换句话说，城邦中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在公民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并参与表决，这与今天西方所实行的代议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雅典民主的一大特征就是重在“参与”。其次，在雅典人看来，选举并不是体现民主的手段。因为如果城邦实行的是选举法，那么那些有才能、有名气或财产较多的人被选任的机会就很大，这不利于全体公民之间的机会均等。实际上，在雅典，除了十将军和其他少数要职外，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是从年满30岁的公民中经过抽签随机产生的。例如雅典城邦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五百人议事会中的议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其具体的做法是，城邦中的10个部落分别按抽签的方式各自选出50个人，然后合在一起便组成了五百人议事会。由此可见，雅典城邦所实行的抽签法与今天西方世界许多国家所实行的竞选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后，整个希腊都十分反对党派纷争，在他们看来，党争的结果不会是其他，只能是城邦的毁灭。城邦一旦发生党争，那么陷入党争的人们就会“既不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限制；他们唯一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
因之，党争便直接导致了城邦中公民品德的普遍堕落。希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竞争，困扰着希腊的党派纷争主要是围绕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主线进行的。公元前6世纪的梭伦（Solon）改革是平民与贵族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直接结果，前面提到的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动因也可以归结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可以说，平民与贵族之间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贯穿雅典民主政治的始终。
上述三条概括说明的是雅典民主的特征，而非其本质。那么，什么样的政体才会被古希腊人界定为民主政体呢？民主的第一层含义是雅典的“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这是它被称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这一阐发应该说也是人们对民主的最普遍的理解，即民主代表着“多数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在谈及民主政体的时候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指出，民主政治具有的一个特别观念就是“主权属于多数”
。直到今天，人们关于民主的最基本的理解依然遵循着“多数人的统治”这一思路，比如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得选举人票数多的候选人就是最终的胜出者。不过，同样是多数人的统治，古希腊人的理解和我们现在的理解还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体的界定是由自由而贫穷的，同时又是多数人所统治的政体。此处所说的“多数人”明显地是指城邦中的穷人，只要以穷人为统治主体的政体一定是民主政体。所以，在古希腊，“平民的统治”也可以等价于“大多数穷人的统治”。民主的第二层含义是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很明显，雅典民主的这一层含义指涉的是城邦的法治与公民权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每个人”并不是指雅典城邦中的所有人，比如城邦中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就不具有同正式公民一样的权利。而这里所说的法律上的平等则主要是指公民都具有同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这也是雅典式的“直接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直接民主模式要求的是全体公民参加集会，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献身于城邦的公共事务中。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就认为雅典民主具有“面对面”的性质，他说：“在那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肩共事，面对面互相协商。”
在解释平等的公民权所可能具有的政治作用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个城邦中的大群的穷人被排斥在公职之外，就等于在城邦内保留了大群的敌人，因此，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本身也是巩固城邦政治基础的一项重要原则。民主的第三层含义涉及公民的日常生活方式问题。在私人生活中，雅典人是自由而宽恕的，他们在工作完毕的时候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并且在一年的时间内，城邦有各种定期的赛会和祭祀，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人们会忘记自己的忧虑。从表面上看，伯里克利（Pericles）在这里由对雅典城邦的制度层面的描述进入了对雅典人日常优雅生活的赞美，实际上他所要做的是通过赞美雅典城邦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来反衬出雅典民主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从公民私人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自由、平静和丰富的角度来看待民主，也是理解希腊民主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总之，民主在希腊人那里主要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含义：其一，民主意味着多数人（主要指平民）的统治；其二，民主意味着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抽签法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其三，民主意味着公民在私人生活上的自由和不受干涉。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民主政体的宗旨的时候认为，“自由”与“人人应不受任何人的统治”是民主政体的两大宗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由”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自由体现于政治生活中就是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这一点又恰恰体现了全体公民人人平等的原则；自由体现于个人生活中就是人人都得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
但是，西方民主从诞生之日起，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不被看作一个“好东西”，而是一个“坏东西”。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通过订立社会公约而建立了国家，因此主权的本质就在于它是由公意构成的，因而也代表了一国当中的最高意志，而公意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卢梭并不讳言他所向往的政治制度是古希腊城邦的直接民主制度，城邦中的所有公民都能够直接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由于人民主权原则是国家建构的根本原则，多数人的统治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自然具有了根本性的合法地位，民主只有到了卢梭的笔下才第一次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哲学论证。即便如此，卢梭却认为真正的民主制永远也不会实现：“如果有一种神明的人民，他们便可以用民主制来治理。但那样一种十全十美的政府是不适于人类的。”
民主由一个“坏东西”转变为一个“好东西”，其转折点是法国大革命。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践行了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从而使民主第一次以一种正面的形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法国大革命喊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迅速席卷西方世界，并逐渐影响了全世界，最终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理念上的追求与象征。据西方学者考证，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达尔让松在私下发行的《关于法国政府的思考》中第一次在正面意义上使用了“民主政治”一词。1835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论美国的民主》，直接将“民主”一词写入书名。该书既是世界上第一部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理念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也是第一部专门论述民主制度的政治学专著。
托克维尔同样援引卢梭的人民主权原则来论证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在美国，凡事皆出自人民、用于人民。但是，托克维尔在解释多数人到底应该怎样实行统治的时候脱离了亚里士多德、卢梭的思路，因为在卢梭那里，希腊式的直接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古代民主与近现代民主理念之间是存在比较大的不同的，民主由古代演变到现代，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民主政治的舞台由小型的城邦国家转换成大型的近代民族国家”。
这一转换代表着古希腊式的直接民主制逐渐为间接民主制——代议制——所替代，因为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人民”的数量非常庞大且极其分散，以至于他们根本无法聚集在一起开会进行直接的统治，所以通过选举选出来的议员来代表他们行使最高的政治权力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从此，民主便与人民的选举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托克维尔所看到的美国的民主正体现了这一点。
伴随着民族国家在西方的兴起，民主便更多地与议会普选、政党竞争和总统选举挂上钩了，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模式随着美国国力的提升迅速地影响了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西方民主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