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众所周知，西方民主制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从民主制度诞生之日起，西方人对它的研究、反思和批判就没有停止过。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霍布斯（Hobbes）、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康德（Kant）、黑格尔（Hegel）、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等许多思想家都是民主制度的批评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民主政体是一种“变态政体”，根本不能算作是一种正常的政体。18世纪英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深刻指出，古代人比我们更了解民主制，但是，古代人对民主制并不是顶礼膜拜的，他们认为一种绝对的民主制就像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是合法的政府形式。因此，柏克才会这样评价：“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史的背景，美国学者珍妮弗·托尔伯特·罗伯兹（Jennifer Tolbert Roberts）才会指出，“敌视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 已经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的构件。时至今日，许多西方学者依然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反思现阶段西方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缺点与不足，以期进一步改进民主政治的治理效果。

反思和批判的前提是大量的现实问题的存在。目前，西方国家在发展和治理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棘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又看不到解决的出路，以至于连“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都承认，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衰退的趋势。1991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认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开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进而转移到欧洲其他地区、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但是，亨廷顿也指出，每一次民主化浪潮之后都会紧随着一波民主化的退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开始于1999年10月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军事政变。戴蒙德教授之所以把1999年作为一个转折性的年份，原因就是从1974年以来，拥有超过一亿人口的巴基斯坦是发生民主制度崩溃的最大国家。巴基斯坦的政治变局意味着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许多实行西式民主的国家并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效果。“从那之后，在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和泰国，民主遭受了挫折；而在其他重要的大国，如菲律宾和孟加拉国，民主品质正严重地恶化。” 近年来，民主衰退的趋势甚至已经在西方国家的内部显现出来。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注意到，当民主在全世界扩散开来的时候，在它的发源地（欧美世界）却正遭受着破坏，“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看起来正体验着民主的危机”。这其中尤以新民粹主义的崛起为最明显的标志。到了2016年，民粹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词语之一。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的双重崛起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内部在经济基础、社会管理、意识形态等多个问题上处于意见分化的状态中。弗朗西斯·福山就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样极端，双方在若干问题上都不具有基本的共识，其结果就是集体决策机制的严重失效。“作为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自由民主制的美国，与其他民主政治体系相比，承受着更为严重的政治衰败。” 因此，对西方民主问题的讨论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或理论问题，讨论本身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综观国内外学术界的已有成果，对民主政治的观察和分析研究有以下三种常见的研究思路。

第一种，以民主理论的类型分析为中心。这一研究思路通常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展开的，那就是对几种有代表性的民主理论逐个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比如，现在流行于西方的是以下几种民主理论：宪政民主、协商民主、精英民主、参与民主、多元民主等。因此，有许多相关的研究著作是分析这些民主理论的利弊得失的，它们的研究方法是“平行式”的，这样的好处是结构清晰、脉络分明，因为每一种理论都可以单独列为一章。不过，略显不足的是，这样做不太容易让读者把握住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则，反而会由于作者分析的民主类型过多而让读者有点儿不知所云。

第二种，以人物的思想分析为中心。这一研究思路不同于第一种，它主要是以某一位或几位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为研究重点，归纳出该思想家的核心思想与论证线索。这种研究方法简单清晰，因为我们只要将该思想家的思想理出头绪并加以梳理就基本上完成了研究任务。相对来讲，该方法的论述会相对集中，论域也会相对较窄。不过，这种方法的最大弊端恐怕就在于当我们按照每一位思想家本身的思路走下去的话，我们往往会发现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因此，不太容易走出这些思想家给我们设下的论述视野，我们甚至会囿于某位思想家的著述而发现不了它本身所可能存在的问题。

第三种，以分析各种民主政治制度为中心。这一研究思路不同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学的或社会学的分析方式，因而属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其研究的重点往往在于厘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置，例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怎么回事，有哪些具体的制度操作？美国民主共和制度是怎么回事，它的众议院、参议院、最高法院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有什么区别？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说，这种研究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标本式”的研究方式，它将当代西方有代表性的国家——研究的标本——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这些现实的、具体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府政策程序进行大量的抽样调查和数据整理。该方式可以具体而微地对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做出分析与评判，容易发现制度运行的细节问题，却不太能够从根本上反思与批判民主政治的哲学理念与核心原则。

这三种研究思路各有优劣，研究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思路。不过，本书的写作内容与以上三种思路有所不同，本书的主要章节是围绕着“问题”而展开的——通过深入研究当前西方思想界经常讨论的民主政治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揭示这些危机和困境的理论总根源。根据这一思路，我们的研究重点将放在对学理的思考上，着重阐释和挖掘诸多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则依据，并据此对民主政治做出批判性的反思。为了更好地展开主题，本书的内容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将简单讨论一下西方民主的演变历程以及当下所面临的若干困境。应该说，当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而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也大多是由自由主义学说来界定的，此即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关于个人的自由、权利的言说充斥于西方国家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上。自由主义民主的哲学基础是现代自我观念，现代自我观念为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下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优先性奠定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基础。作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论依据的社会契约论，该理论所展现出来的便是一种“原子论”意义上的思想图景。在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辩护者看来，政府与个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必须得到公民个人的同意，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取得公民的授权。共同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个人的权利，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的利益与追求。所有这些都为个人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中的兴起与泛滥准备了必需的条件。本书对现代自我观念的批判从本体论的层面上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的民主模式的缺点与问题。从个人权利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入手，作者指出，建立在现代自我观念之上的权利优先性原则虽然声称自己是天赋人权，但是如果离开共同体的话，这些权利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实现。

其次，在批判性地分析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哲学基础的前提下，本书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大的方面出发依次探讨了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难以解决的问题。①在经济方面，最近40年，西方国家的个人财富和收入差距呈现日益拉大的趋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经济全球化在给全世界带来财富增长的同时，其效益并没有惠及全体民众，从而导致反全球化的新民粹主义的崛起。在经济不平等的背景下，西方社会难以避免党派政治和金钱政治的深度影响。②在社会方面，本书对民主的实质性内涵——多数人的统治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在今天，多数人的暴政不再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常态，但是，由于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和不可调和，当多数人与身份认同政治绑定的时候，现代民主制依然会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社会排斥，这种排斥在一些民主国家可能表现为显性的压制，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表现为隐性的歧视。由此出发，本书还讨论了用于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差异政治的局限性。③在文化方面，本书反思了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所预设的普遍主义理念的不足，进而研究了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多元文化主义对普遍主义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是当代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它的理论基础是特殊主义的哲学立场。在特殊主义立场的支撑下，多元文化主义在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移民群体的大量涌入，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境。

最后，自由主义民主通常会忽视政治美德的重要性，而这一点已经被部分西方学者所纠正。建立于现代自我观念和个人主义原则之上的民主政府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和捍卫它所承诺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因为奉行个人至上的民主政府很难激发起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也很难培养出具备充分的政治美德的公民，而失去了这些重要的政治条件，民主政府便很难健康而稳定地运作下去。在这一前提下，忠诚、责任、爱国等政治美德有必要得到充分的肯定。为了在当代社会确保足够的政治参与和培养出良好的公民政治品格，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公民政治品格的塑造有赖于一种重视人文素质的教育体系，而绝不能仅仅依赖工具性的专业学习。在商业浪潮和专业分工的双重压力下，当代西方公民教育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事实上，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自由民主制下个人主义思潮的兴盛与滥用。因此，西方学者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从总体上讲都是对“原子式”的自我观念的批判。从特殊主义的立场出发，既然伦理—文化共同体对于个人来讲是构成性的，而每一个共同体都承载着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信仰，那么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就无法主张一以贯之的普遍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实现民主理念的政治制度本身则应该根据各国的特殊的文化传统和具体的实际情况而定，并不适用一种单一的制度标准。在此前提下，东西方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应该采取彼此承认、彼此尊重的和平对话的态度，通过更多的跨文化交流与对话谋求达成一定程度上的“非强制性共识”，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去追求的。

为了使观点的论证和结论更有说服力，本书对民主政治的反思与批判并不是采取一种“局外人”的立场，而恰恰是从“局内人”的角度出发的。在文献材料的选取上，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文献材料是当代西方学者从西方思想传统的内部出发对自由主义民主所做的批判。围绕着当前西方民主政治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所有相关的文献材料都会被有机地纳入其中，而不仅仅依赖于某一思想流派的论述。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思想家，他们也对西方民主政治有所反思，他们的一些有特色的反思同样会被吸收进书稿的内容当中去。当然，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共同体主义、共和主义、英国新左派、保守主义等都更多地论证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与不足。对于这些思想流派的学者——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G.A.柯亨（G.A.Cohen）、斯蒂芬·卢克斯（Steven Lukes）、安东尼·吉登斯、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艾丽斯·M.杨（I.M.Young）、戴维·米勒（David Miller）、贝淡宁（Daniel A.Bell）、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等——的作品，笔者在援引时都进行了研究和提炼，围绕本书的总体结构和章节安排，把他们的观点分别纳入对各种问题的讨论之中，而并非着眼于详细介绍和分析某几位思想家的整全性的思想。不同于上述思想流派，西方学界还有一批专门从事民主理论研究的学者，比如罗伯特·A.达尔（Robert Alan Dahl）、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弗兰克·坎宁安（Frank Cunningham）、约翰·基恩（John Keane）、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拉里·戴蒙德、塞缪尔·亨廷顿等，影响很大，他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自然也会被重点加以引述。

除此之外，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样会被借鉴和采纳，尤其是他们发表在期刊丛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这些成果往往聚焦当下西方国家正在面对的社会问题，因此现实针对性更强，更富有时代气息。其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政治献金问题、“狗哨政治”、2016年美国大选的社会背景以及“另类右翼”（或者说“新民粹主义”）大规模兴起问题的跟踪研究，对本书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论证启发很大。

本书注重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与对民主政治的反思批判结合起来，其目的是探寻马克思的诸多重要思想对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和意义。在西方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对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深刻的批判，对后世的影响极大。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这样说过：“我选马克思是因为现在他不被认真看待，我觉得懂得他的思想是很好的，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民主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是当代最重要的共同体主义思想家之一，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深受马克思的影响。我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大多数论述……没有马克思，我们不会理解当代社会生活。”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资源构成了西方学者解剖西方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的理论依据。如何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和认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依然是摆在全世界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