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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个象征性的意象。以它为时间点，可以将改革开放分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北京奥运会的举办集中展现了改革开放第一阶段所造就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但是，经济突然的大规模且持续增长并不必然伴随着现代性转型的完成，恰恰相反，它会加速地暴露当代中国更多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各种体制弊端。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正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中徐徐拉开了帷幕。
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着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了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具体而言，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目标主要有两个：对内是所有制的改革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外是扩大国际贸易或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两个目标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现在，这两个目标都已基本实现。第二阶段里，我们所关注的、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跟前一个阶段完全不一样了。在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改革开放自身所带来的问题：两极分化日趋严重，民生问题凸显，权钱崇拜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取向。这就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我们之所以把现在这个时代称为“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就在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与第一阶段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见，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延续，体现的是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当代中国应该研究“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的社会问题和对策，探讨“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的中国道路，这样，改革和开放方能健康持久地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的价值和目标也才能实现。
现代性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普遍的抽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当下。相对于传统而言，现代性是一个断裂，现代性标志着我们时代独特的历史特征。改革开放第二阶段就是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处境。这一处境虽然具有特殊性，但绝不是孤立于现代世界而存在的。改革开放第二阶段的中国问题是中国所面临的世界性问题，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在当代中国的显现。因此，对现代世界的本质性考察是探讨当代中国道路的前提性条件。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现代世界的历史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性质。大工业是中世纪以来继工场手工业、商业之后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大工业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大工业使竞争普遍化，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迅猛发展、资本高度集中。因此，“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资本主义具有世界历史的意义，现代世界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世界历史的进程已经毋庸置疑，因为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全球化这样的现实当中。
可见，资本主义使现代世界进入了世界历史，现代世界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沃勒斯坦指出，“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而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
詹姆逊也明确声称，“我相信现代性惟一令人满意的语义学意义在于它与资本主义的联系。”
如果我们把现代世界的本质定义为资本主义，问题就转换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马克思与传统思想家的根本分歧之处正在于此。传统思想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们把历史的曲折发展单纯地归结为他们梦想加以消灭的宗教迫害和封建专制。他们认为，一旦实现了以上的梦想，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将永远合乎理性地建立起来；在这个条件下，进步将得到保障，一切都取决于个人的努力。同所有新兴的阶级一样，资产阶级把自己的胜利看作是历史的终结”。
正是在这一基本判定的前提下，西方思想家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所构成的现代世界是基督教伦理道德的世俗化，是基督教天国在尘世的实现，是人类历史的终结。恰恰与此相反，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罪恶的现实。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指出施里加“看不到，工业和商业正在建立另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根本不同于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工业和商业所建立的一种包罗万象的王国，而不是基督教和道德、家庭幸福和小市民福利所建立的包罗万象的王国。
正因如此，海德格尔不无赞赏地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深入“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在海德格尔看来，马克思懂得我们时代两重独特的事实：经济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架构。资本的逻辑对现代世界的控制是马克思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性诊断。“现代哲学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相当于古代哲学和希腊的关系：一个绝对的内在性平面与一个同样依内在性行事的相对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
割断现代哲学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联性，也就无法将其称为“现代”哲学了。任何一种忽视现代世界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现代性解决方案，都不免会堕入一种抽象的现代社会救赎当中。
超越“资本的文明”，驯服资本必须从两个层面对资本进行规范和制约：一是精神伦理层面，二是社会制度层面。这两个层面的建构是当代中国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会成为一句空谈。
如果我们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出现在西方尤其是西欧绝非偶然。在某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只不过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世俗化。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都来源于基督教。但也有思想家如赫斯做了相反的揭示。他认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小商人社会只不过是基督教功利主义或利己主义思想的世俗化。但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和基督教之间存在本质性的内在关联。当马克斯·韦伯指证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时，他确实颇有识见地提示了欧洲资本主义得以形成和发展的这一重要的精神-文化支撑——新教伦理。韦伯指出，“教派成员身份意味着一种关于个体的道德资格，尤其是其商业道德的凭证。”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主体应当是“教派成员”，否则就不具备道德的可信度。韦伯比较了传统意义上行会成员和教会成员。某个行会成员获得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成功将削弱行会的精神。而如果某个教派兄弟合法地获得了资本主义意义上的成功，那么，这种成功所证实的是他的价值以及他的恩宠状态，而且这会提升该教派的声望和增加宣传的机会。因此，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是一种内在的共契。“行会当然不可能产生出现代中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精神气质。只有禁欲教派的那种有条理的生活方式，才能够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所具有的那种经济的‘个人主义的’推动力进行合法化，并赋予它一种荣光。”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精神和文化的重要支撑就是作为救赎宗教的基督教的道德规范。中国虽然引进了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我们不可能引进其背后的精神-文化支撑——新教伦理。在完全没有这种救赎宗教传统的中国，若无相应的并且有足够平衡力量的精神-文化建制，则这种唯利是图的市场经济足以毁灭性地瓦解整个社会生活。它自发地产生的意识形态只能是利己主义，利己主义的无限制发展，即为所欲为的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一种欲望满足的形而上学。在马克斯·韦伯的视域中，新教伦理的核心是一种禁欲教派的伦理，它正是对资本这种欲望形而上学的约束和抵制。在此基础上，西方发展出了完善的法律制度，来制约和规范市场经济的运行。因此，如果没有对罗马世界的宗教和法律传统进行现代性改造和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早就自行瓦解了。其实，亚当·斯密就已经为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指明了方向。亚当·斯密向我们表明，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是：以同情为基础的公正旁观者作为内心的监督；以公正为核心原则的法律制度作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完全平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这三条正是《道德情操论》《法学讲稿》和《国富论》三本著作各自的主题。这就是斯密留给现代资本主义最为宝贵的遗产。可见，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在内心道德监督和外在法律规范制约下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在这三者之中市场经济的基督教道德主体是最为基础性的。
而在中国，市场经济的道德主体自始至终没有完全建构起来。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矛盾直指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这场对传统伦理的消解一直延续到现代中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共产主义理想的感召下，试图全方位地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建立一种理想化、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改革开放后，我们引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但也仅限于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其背后的精神文化支撑——新教伦理——是无法引进的。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和理想化的共产主义道德逐渐与市场经济时代相脱节，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伦理道德空场的时代。“它正在成为一种能够被明显感觉到的普遍而深刻的精神缺失。这种缺失意味着：以往的或既与的精神样式已不再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了；虽说某些部分或片断依然在起作用，但缺少一种已然成熟的定型的完备的精神形态，一种足以掌握并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精神形态。”
正是这种普遍缺失的困境将当代中国精神建设的任务提到了思想面前。
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建制，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伦理道德规范。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正逢其时，它绝非一个空洞的意识形态口号，而是捕捉到了当代中国最亟须解决的时代任务。作为精神-文化建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是一种成熟的、定型的、完备的精神形态，一种足以掌握并协调日益巨大的物质力量并使之获得自由表现的精神形态。这是我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统一的客观精神，是中华民族在现时代的安身立命之本。
作为客观精神的精神-文化建制绝非一种主观任意性的构造，它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具有这两方面的内容。黑格尔曾经立足于客观精神的概念，批判了形式的知性、形式的意志和自由、外部的反思、无内容的推理和空洞的抽象。一句话，批判了主观思想的各种表现形式。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探讨了精神-文化建制的原则。黑格尔指出，“在国家内表现它自己，而且使自己被认识的普遍的原则——包括国家一切的那个形式，——就是构成一国文化的那个一般原则。但是取得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存在于那个叫做国家的具体现实里的——那个确定的内容就是‘民族精神’本身。”
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国家在它的一切特殊事物中，都被这个“民族精神”所鼓舞。“关于这个精神，必须有一种明白的自觉，而这种知识的中心便是宗教。艺术和科学仅仅是这同一内容的不同的方面和形式。”
黑格尔所谈论的宗教是一种最为广义的宗教。“一个民族对于它认为是‘真’的东西所下的定义，便是‘宗教’。”
在黑格尔的语境中，宗教所集中体现的就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客观精神。
但是，在当代中国，我们正面临着有可能丢弃我们的民族传统、失去我们的民族自我、丧失我们民族精神的危险。“我们发展了现代化的高科技，建起了现代化的高楼广厦，享受到了高消费的现代化物质生活，却丢掉了我们固有的文明传统，失去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自我特质，到头来中国不再像中国，中国人也不再像中国人，只剩下一个个体区界的我性。在这点上，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也同样，如果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我的特质，那也就是失去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民族精神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民族自我与民族个性的标志。
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制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标志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具有特定历史内涵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时代精神”是时代的理论表征，蕴涵着时代问题，体现着时代的呼声。对于我们时代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驯服资本的问题。因此，这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精神-文化形态的建制必须围绕“驯服资本”来展开。换句话说，精神家园的建构必须对抗资本的逻辑，而不是抽象地强调以什么文化传统为主来进行建构。当代中国的精神重建只能由此种可能性来获得基本定向。“离开理论自身生长的具体时空条件，抽象掉历史现实的内容，背离思想的当下使命和对当下社会发展走向的预见，再伟大的思想也会失去其应有的魅力，再天才的理论都将蜕变为空泛的教条。”
因此，精神文化的建构必须聚焦于当代中国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儒学现代化、西方哲学本土化，都必须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理论旨归。只有面对中国自己的问题，才能建构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这种精神-文化的建制必须是超越资本逻辑控制的一种新文明形态：其一，这种文明类型不是以资本为原则的，不是以资本的逻辑为本质根据的，换言之，它不是资本主义文明，而是具有特定性质与内容的社会主义文明；其二，由于它积极地扬弃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它摆脱了资本逻辑对生活世界的控制，是一种以“驯服资本”为前提的文明的新形态。
作为精神-文化建制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统一，它以驯服资本为建构前提，在此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客观精神，是一种属于文明新形态的文化建制，一种“超越资本”的文明。
当代中国要想超越“资本的文明”，仅仅有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建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诉诸政治-法律建制。虽然，当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建制包括各方面、多层次的制度建设内容，但是以“驯服资本”为目的的制度建构应该成为最根本的价值取向，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本性决定的。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建制也应该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是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当中汲取理论资源。
但是，当我们从马克思文本中寻找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时不免陷入困惑。因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建构要么语焉不详、含混不清，要么一笔带过，着墨不多。这使得我们无法获得现成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制度建构方案。究其原因是因为马克思根本不想“教条地预料未来”，未来社会的建构是一个开放性的方案。在致卢格的信中，马克思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的这句话对我们理解共产主义至关重要。马克思不想把共产主义作为一个完美的固定社会状态进行预言，共产主义社会是在批判旧世界过程当中发现的新世界。作为新世界的共产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理性的谋划，而是在旧世界亦即在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当中发现的。因此，共产主义要求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马克思对那个没有痛苦、死亡、损坏、失败、崩溃、冲突、悲剧甚至劳动的未来根本不感兴趣。事实上，他根本不关心未来会怎样。众所周知，马克思根本无法描绘出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
熊彼特曾经指认马克思是一个“先知”。即使马克思是一位先知，也不是作为预言家的先知。与那些“想象”的和“现实”的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描述和实践不同，马克思更愿意在“人性”的意义上去理解共产主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的。这样，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研究就转化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的分析，才是马克思的真正遗产和他的研究工作的旨趣所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共产主义漠不关心，而是因为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不是从与资本主义相割裂的角度去阐释，而是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角度去理解。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去理解共产主义，不是去把它当作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分离开的东西而同资本主义相对照。去理解共产主义就是去理解资本主义本身，因为资本主义的动态变迁或演化包含着共产主义的出现。”
一种真正艰难的未来局面不是对现在的单纯延续，也不是与现在的彻底决裂。真正的未来是在对现在的批判中展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论述的两个要点——在理论的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人向人的本性复归的运动，是一切历史之谜的解答；在实践的意义上，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运动，是资本主义批判——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法律建制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由于共产主义是人向人的本性的复归，因此，当代中国的政治-法律建制遵循的第一个原则就必须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性和保障人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站在马克思的立场上看，“以人为本”应该是切切实实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本，而不应当是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本”，以抽象的“人民群众”为本。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进行政治-法律建制建设时，不能以公共权力为中心来设计政治制度和制定国家法律。如果以“公共权力”为中心，这是国家本位，是以抽象的人民群众或者说是以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为本。这样做的话，就是本末倒置，把结果当成了前提。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建制应该逐步转向人的本位，即从国家本位到人本位或者公民本位。如果以公共权力为中心设计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设计社会秩序，其原则就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这在本质上就会对人的权利造成侵害。如果转向以人为本，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实现人的权利，是使每个人更有尊严，活得更幸福。所以，我们必须以“公民的权利”为中心，来建构政治体制和法律秩序。
由于共产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过程中实现的，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建制所要遵循的第二个原则就是与“资本逻辑”的对抗。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如果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以驯服资本、驾驭资本为目的，不建立起社会主义本质的政治-法律制度，那么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整个改革开放的成果都将付之东流，不能施惠于民。在“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政治-法律建制的建设则应该解决和规避改革开放或资本逻辑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以驯服资本为制度建构导向。这一政治-法律建制建设的思路是可以成立的。邓小平认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邓小平的这一论述意味着，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国有资本和国家政权去驾驭和引导资本的逻辑，进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建制。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提出了“伦理国家”的概念，这对于现阶段中国的政治-法律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黑格尔认为，解决财产分配和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国家的普遍行动”，建立起主观善良与客观制度相统一的“道德政治”和“国家善政”，即“伦理性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政治-法律的建制就是这种“伦理国家”的践行。在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之间，国家的重要性高于市民社会，高于资本和市场，只有通过“国家善政”才能实现“道德政治”，这是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抵制。就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来看，在承认多种所有制并存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前提下，通过国家宏观调控来抑制资本逻辑所推动的各种恶性市场行为，就是作为“伦理国家”或“道德政治”的当代中国所应实现的目标。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在资本逻辑肆虐的时代，除了实行善政的“伦理国家”，恐怕没有任何别的政治力量可以和资本的力量相抗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建制是一种“客观精神”建设，政治-法律建制是一种“伦理国家”建构，两者都必须建立在驯服资本逻辑的基础上。由于共产主义是一种共产主义运动，这就决定了无论是社会主义的精神-文化建制，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建制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的渐进过程。在改革开放第二阶段，当代中国只有超越“资本的文明”，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一种“超越资本”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