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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秘密聚焦于“资本”。马克思通过“资本”概念不仅洞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也为未来人类社会的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方向。“资本”成了马克思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概念”。在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概念基本内涵的前提下，使“资本”概念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获得时代性内涵，并以此为基础推进马克思所开创的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课题之一。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评价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就已经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在2015年底，习近平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指出：“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资本”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地位不言而喻。本文在梳理马克思经典文本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和探讨关于“资本”的四个基本观念，试图在“理论原点”的意义上创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资本”的四个观念包括：资本积极作用的观念、驯服资本的观念、公共性资本的观念以及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这四个观念并非外在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系统的逻辑整体，它们是对未来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尝试性探索。这一探索将遵循三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马克思对“资本”概念基本内涵的判定；第二，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第三，结合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最新现状。
“资本”概念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创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点，是因为“资本”概念是马克思切入现代社会的突破口，马克思关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批判都奠基于对“资本”概念的理解。马克思首先批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对“资本”的理解。亚当·斯密把资本理解为“储蓄起来的财富”，马克思指出这是一种对资本的“物质化”理解。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人们所拥有的一切财富都可以被看成资本。而实际上，这些财富只是“资源”而不是“资本”。从马克思的立场来看，财富只有在被用来进行投资，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并产生增殖的时候才是资本。因此，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标志就是发生增殖。如果仅仅把资本理解为物，就会掩盖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真实处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货币转化为资本有一个根本性前提，就是能够在市场上购买到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关系的产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由于资本的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关系得以形成，这一关系最终被马克思揭示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资本”扮演着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马克思认为资本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尤其是当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的时候，马克思揭示出了资本家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削。马克思在考察资本起源的时候，更是充满了对资本的控诉和讨伐。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只是资本增殖的现实化或具象化，或者说是资本增殖本性的展现。由于资本的这种增殖本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资本”比喻成“吸血鬼”。马克思指出，“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资本作为“吸血鬼”，是对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吮吸，是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马克思所有这些关于资本的论述，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如果说资本主义充斥着罪恶和奴役，那么“资本”就是万恶之源。这使得我们对“资本”持一种完全消极的、单向度的理解模式。
尽管马克思对资本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一无是处，更不意味着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完全是消极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评价是双向度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赞扬丝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位捍卫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马克思用饱含激情的语言赞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高速发展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文明作用及其对人类世界的开拓是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即使在强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也是双向度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的正面效应称为“资本的文明面”，并且高度评价了资本的这种积极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在此，我们列举诸多马克思关于资本正面效应或积极作用的评价，并不是想否认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或消极作用，而只是想说明马克思对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是双向度的，而不是单向度的。因此，资本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既具有正面效应，也具有负面效应；既具有积极作用，也具有消极作用。对资本进行双向度的理解，不仅符合马克思本人对资本的认识判断，也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
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能够创造出或者释放出如此巨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呢？我们当然可以归因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但是这一理由并不根本也不充分。说其不根本，是因为我们还应该继续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说其不充分，是因为又是什么原因促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资本”的力量。吉登斯在谈到马克思《资本论》的目的时曾经指出：《资本论》的首要兴趣就是揭示“资产阶级社会的动力学”。吉登斯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当然是站在社会发展的立场来解读《资本论》的。在他看来，马克思的《资本论》最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就在于为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资本”。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扩张性的体制”，“其基本动力来源于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
现代社会之所以获得如此迅猛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召唤出无数的生产力，原因就在于资本的扩张本性。资本的自我扩张，就是资本的自身增殖，就是资本对利润的无止境的追求，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资本的增殖本性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成为一种扩张性体制，这种扩张性体制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资本或市场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也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之源，这就是资本的积极作用。
虽然马克思对资本持双向度的理解，但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人类文明形态的探讨中是以资本的单向度理解为出发点的。正因为马克思以资本的负面效应为出发点，马克思最终走上了一条彻底扬弃资本的道路。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马克思选择这条道路具有充分的时代合理性。我们知道，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是19世纪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同时代的狄更斯等人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社会底层生活十分艰难。他们从事着繁重的劳动，却仅能获得微薄的工资。马克思由此激烈地批判资本以及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获得高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开始注意缓和阶级矛盾，着力于解决社会两极分化问题。尤其是北欧社会提出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目标，这似乎让我们觉得资本也有可能为人民的福祉服务。立足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这些最新现状，我们能否从资本的积极作用出发去重新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比喻成“魔术师”，而把“资本”比喻成“魔鬼”。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马克思这段论述，就会发现马克思的这一隐喻实际上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方面，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这个“魔术师”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召唤出了无数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这个“魔术师”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即资本了。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魔术师”已经无力驯服和驾驭“资本”这一“魔鬼”，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就会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找到产生资本这一“魔鬼”的现实根基，把它连根拔掉；第二种思路是继续寻找一种有效的方法去支配或控制资本这一“魔鬼”。马克思选择的是第一条路径。马克思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魔术师”已经无力驯服和驾驭“资本”这一“魔鬼”，那么，就应当把资本的体制性根基连根拔掉，从而彻底地消解掉这一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产生资本的根源是“私有财产”，亦即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想彻底地瓦解资本的逻辑，就必须扬弃私有财产，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毫无疑问，马克思这种解决方式是对现代社会资本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是彻底地瓦解资本逻辑对现代社会的控制。这种解决路径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激进政治。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露了现代社会发展的秘密：资本增殖的逻辑。劳动力占有者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可能，这必然会产生资本增殖的逻辑。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这一逻辑架构之上的。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资本的逻辑更是成为我们无可争议的生存处境。根据马克思的判断：第一，资本逻辑在现代社会中必然引发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拜物教，从而导致人的本质的全面物化；第二，资本逻辑必然导致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使现代社会形成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三，资本无限增殖的本性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最终将导致现代社会的终结。可见，资本增殖的逻辑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增殖逻辑，它还会导致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它是一个资本之链。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之链告诉我们：以资本增殖的逻辑为架构的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走向灭亡。
我们知道：资本同时具有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瓦解资本的逻辑，虽然规避掉了资本所带来的消极作用，但同时也消解掉了资本的积极作用，丧失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区别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消极作用的解决路径，我们能否立足于资本的积极作用的观念开辟出一条新路：在规避资本消极作用的同时，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从资本之链的视角来看，我们能否斩断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之链，也就是说能否斩断资本增殖的逻辑与其消极后果之间的必然性关联。现代社会如果想实现自我救赎，就必须斩断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之链。如果我们把马克思釜底抽薪的解决路径称为“瓦解资本的逻辑”，我们则可把斩断马克思资本之链的做法，称为“驯服资本的逻辑”。
吉登斯也曾明确地把以驯服资本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称为“驾驭猛兽”。吉登斯追问道：“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
无论是马克思的驾驭或支配“魔鬼”，还是吉登斯的“驾驭猛兽”，都向我们表明：“驯服资本”的问题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最尖锐的生死攸关的问题。马克思对资本双向度的揭示决定了我们对待资本的态度完全可以采取“驯服资本”而非“消灭资本”的策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资本主义是没有办法或无力驯服资本这一“魔鬼”的，驯服资本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驯服资本”，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所在。现代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现代性的文明就是资本的文明。因此，“驯服资本”的道路就是一条超越“资本的文明”的道路。
我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或资本这一现代社会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扩大再生产的手段，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本逻辑的支配力量以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恶果。40年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种种负面效应也都是由此而来的。我们在利用、彰显和建构资本增殖的逻辑，达到推进国民财富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目的的同时，也要制约、驾驭和驯服资本增殖的逻辑，实现财富的合理分配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让资本为民生服务。驯服资本的问题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为严峻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简而言之，所谓“驯服资本”就是要发挥资本的正面作用，规避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驯服资本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就在于资本所具有的这种二重性特征。如果对资本进行一种单向度的负面理解，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法就只能是消灭资本。但是，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对资本进行绝对的否定性理解，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是双向度的。换言之，马克思揭示了资本的双重本性及其双重作用。正是基于对资本的双向度理解，我们才有可能确立起“驯服资本的观念”。实际上，包括第二个观念在内的后三个观念都奠基于第一个观念，即对资本不再做单向度的理解，而是对资本进行双向度的理解。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驯服资本，就是将资本重新放置于其所从出的母体之中，将私人资本变为公共性资本，破除对自发性进步观念的过度迷恋，重新确立审慎的发展策略。所谓“公共性资本”，并不是就资本的属性，而是就资本的功能或服务指向而言的。换句话说，只要这一资本是为保障公共民生而不是单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无论这一资本是私人资本还是公有资本，都是公共性资本。反过来说，如果某一公有资本的存在不是为了保障公共民生，只是为了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那么这一公有资本也并非公共性资本。公共性资本的存在是以国家对资本的治理和引导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国家对资本逻辑的驾驭和驯服为前提的，否则资本只可能充满逐利本性。在公共性资本的视域下，国家成了一个自觉的和有计划的资本引导和规训机构，“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
。国家的社会治理职能既使它成为资本的助产婆，使人获得独立性；也使它成为资本的收纳者，使人获得自由性，使资本从根本上服务于人的发展。
马克思强调国家的政治属性是有前提的，“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必须执行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职能——驯服资本。我们必须正视马克思的国家观，走出庸俗化和政治化的传统解读模式，将之与人民的根本权益联系起来。马克思从根本上扭转了西方政治哲学的运思逻辑，进一步确证了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从而超越了人身支配意义上的权力逻辑，使“政治国家复归于社会”。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来，经济领域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实现个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和谐一致。经济领域和伦理政治领域被认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由此，古典经济学家将资本主义社会抽象成一个永恒和谐的完美状态，把人类历史看成经济范畴起决定作用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古典经济学把“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当成“资本生成的条件”，通过证明资本不存在来证明资本永远存在，所宣称的市场拜物教只是存在于简单流通领域。“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
但这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象，一旦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资本生产领域，事情本身就会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劳动力成为商品只有在生产领域才能获得完全的、根本性的理解。首先，表象上是雇用与受雇用的自由，实质则是活劳动受死劳动支配，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不断扩大与深化。其次，表象上是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实质是人与人尤其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以各自相对优势为基础的奴役和支配，“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
市场的自由意味着资本的肆虐，它不会带来个体利益与普遍利益、功利与正义的和谐一致，相反，它犹如“撒旦的磨坊”带来的是断裂性的制度变革，以及赤贫与巨富、野蛮与文明、“生产工具上奇迹般的进步”与“一般人民灾难般的流离失所”的并行不悖。
由此，马克思揭示出市场逻辑与资本逻辑的矛盾，指出市民社会的缺陷需要有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国家体制）来填补。我们必须在资本及其社会形态释放其生产力的同时规避其所带来的社会创伤，发挥其文明面，抑制其阴暗面，使全体人民共享其文明成果。正是在驯服资本逻辑这一方面，国家才真正获得合法性，实现向社会的复归，由政治国家转变为社会国家。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当国家确实表现出自己是社会国家，能够控制住经济过程中的破坏性的副作用，并对各个人的利益不造成损害时，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性面临的威胁才能得以避免。”
马克思对依靠国家力量来驯服资本逻辑的讨论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过渡的国家形态中。私人占有的资本，与马克思提出的由国家占有的公共性资本，都属于资本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难以支配自己创造出的资本魔鬼，资本在单个资本家手里是毁誉参半的。相反，只有当“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时，只有当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成为“理想的总资本家”
时，资本才能扬弃自身的私人性及其所带来的自发性和支配性，“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
。在公共性资本的境域中，每一个人都成为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
，活劳动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再经过单个资本家这一中介的任意支配，因而每个人都不具备奴役他人劳动的支配力，劳动由此也就获得了解放，劳动成为生存的第一需要。这就意味着，“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利己性和孤立性也就不复存在了，整个社会也不再被单个资本家的无政府主义所充斥。
国家政权以生存逻辑为导向支配资本逻辑，形成了两条驾驭资本的道路：国有资本和行政权力。国有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国家占有的公共性资本。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认可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可以存在资本关系。而党的十五大则创造性地提出了“公有资本”的概念，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的资本关系之后，又一种崭新的资本关系形态的诞生。按照正式的表述：公有资本就是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的资本。在我国主要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以及由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控股的企业法人资本和事业法人资本。另外，主要由国有单位、集体单位和劳动者出资形成的基金会资金，如果用于投资，也应属于公有资本。“公有资本”是国有资本的典型表现形式。
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造成了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另一方面形成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和奴役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必须超越的一个社会阶段。马克思利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为我们确定了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描述了这种社会状态：“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这些论述是想表明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生存状况：社会中的成员作为自由人消除了自己生存的异化状态，能够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这一社会状态如何实现呢？
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
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是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而这一运动过程是需要通过私有财产的扬弃来实现的。扬弃私有财产意味着彻底地瓦解了资本的逻辑，解除了资本逻辑对人类存在状态的宰治。
但是，现代人无法采用或者至少短时期内无法采用马克思瓦解资本逻辑的解决方式。如果采用了这种解决方式，也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资本的正面作用，放弃了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这是现代社会所无法接受的。我们不可否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着资本和市场，“有市场”的社会并不等同于“市场社会”。因此，有市场、有资本并不意味着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彻底斩断了“市场或资本”同“资本主义”之间的内在本质性关联，扭转了人们关于资本与资本主义的流俗性观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的这一判断是振聋发聩的。他明确告诉我们：资本和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有资本和市场。
问题在于，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如何安顿资本呢？“市场远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存在，因而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设计后资本主义时代：不必废除市场，而是要对它进行规范、限制，使之社会主义化。”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探寻如何对资本和市场进行规范和限制，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公有资本，还是私有资本，都应该成为“公共性资本”。在社会治理的层面上，国家政权有责任引导和管控全社会的资本为公共性的民生服务。在公共性资本的视域下，全社会也有可能形成贫富差距，但这种按劳分配所带来的不平等更多是表象意义上的；也有可能实现资本的增殖，但资本最基本的功能指向是为人民的福祉服务的。
后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或者说它不是一个能够彻底实现的完满的社会理想状态。这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念中可以得到清楚地展现。马克思对预言未来充满了警惕，他一直试图避免把共产主义变成教条的抽象概念。马克思说，“我不主张我们树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而是相反。我们应当设法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例如共产主义就尤其是一种教条的抽象概念。”
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马克思与传统乌托邦式的思想家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从来不热衷于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和建构。因此，与其说马克思是一位预言家，不如说马克思是一位先知。“《圣经》中的先知也从来没有试图预知未来。恰恰相反，先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谴责现世的贪婪、腐败和权力欲，并向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不能做出改变，人类将根本没有未来。马克思正是这样的一位先知，而不是什么预言家。”
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共产主义的制度建构从来就没有一种现成的方案，它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明确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也就是说，作为新世界的共产主义不是我们通过理性“设计和规划”出来的，而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发现和生成”出来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与资本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探索。“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马克思在这里扭转了对未来社会的探索方式和研究方式。对新世界的探索，不是对“新世界”的构想，而是对“旧世界”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这既是新思潮的优点，也是共产主义者所应秉承的立场和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首先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正是在“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的过程中，亦即在资本主义批判中，发现共产主义。因此，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共产主义运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非常明确地表明了对共产主义的这一理解：“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这一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的意义上，是人向人的本性复归的运动，是一切历史之谜的解答；在实践的意义上，是超越资本逻辑的运动，是资本主义批判。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超越资本的逻辑并不一定是对资本逻辑的瓦解，也可以是对资本逻辑的驾驭和驯服。
在有关资本的四个观念中，第一个观念资本积极作用的观念是基础。对资本不再做单向度的理解，不再认为资本只具有消极作用或负面效应，而主张对资本进行双向度的理解，认为资本既具有积极作用，又具有消极作用。第二个观念驯服资本的观念是思路。正是在对资本进行双向度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寻找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驯服资本的道路。驯服资本就是规避资本的消极作用，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第三个观念公共性资本的观念是方法。我们可以通过公共性资本的建构做到驯服资本，通过国家政权引导和调控让资本为人民大众服务，无论是公有资本，还是私人资本，都应将其规训为公共性资本。第四个观念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是目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不一定就是瓦解资本的社会，也有可能是一个拥有资本的社会，但是是使资本社会主义化的社会，是一个驯服了资本的社会。因此，有关资本的四个观念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逻辑系统，究其实质而言是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道路的尝试性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