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都必须回答所处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问题是时代的呼声，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理应把所处时代的迫切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聚焦点。因此，重大的现实问题同时也就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争取人类解放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伟大事业。反思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因而也是我们时代最现实的哲学课题。”
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探索，在理论上就表征为探讨“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问题”的关系。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教条地去评判中国现实，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或者说以历史唯物主义开辟的道路去解决中国问题，从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西方思想流派纷呈，为什么单单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更是因为马克思所开辟的这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比其他思想优越、深刻得多。那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深刻性和时代性究竟体现在哪里？
海德格尔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认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
海德格尔在此高度评价了马克思，认为他深入了“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这也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优越于其他思想的地方。接下来，我们就要追问这个“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的内涵是什么。海德格尔在其晚期讨论班的纪要中给出了答案。“现今的‘哲学’满足于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了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懂得这［双重］现实。”
可见，海德格尔所说的“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指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正是这种经济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架构决定了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由此，马克思开辟了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中。
“经济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这种发展背后的逻辑架构就是资本的逻辑，更确切地说就是“资本运动的逻辑”。这一逻辑架构正是被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一系列著作揭示出来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之谜”的解答，而解答历史之谜的关键，又在于对“资本之谜”的揭示。马克思通过“资本”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研究的主题”
，因此，“《资本论》不是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的菜谱，也不是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描绘的乌托邦蓝图。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潜在动态变化的系统研究。”
这种资本主义的潜在动态变化就是“资本运动的逻辑”。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逻辑：以“价值增殖”为动机和目的的“没有止境”和“没有限度”的资本运动。简而言之，价值增殖构成资本运动的逻辑。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洞察之后，马克思并没有停留于此，他还想改变世界，消除人的异化生存状态。海德格尔指出，“然而他还提出了其它的任务：‘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当马克思试图改变世界的时候，他才能真正地解释世界。“那么，在马克思那里谈到的是哪样一种改变世界呢？是生产关系中的改变。”
只有生产关系发生改变，人才能摆脱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状态。马克思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考察找到了一条人类自由解放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曾经明确地指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可见，马克思并不想把历史唯物主义当成一种经验的历史学，而是想将其上升到“理性具体”的层面，成为一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这条发展道路是所有民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发展状态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即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马克思这里所谓的发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不能离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企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如果离开就会陷入一种抽象的人道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人的全面发展去盲目地追求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这样就会陷入经济决定论，堕入一种马克思所谓的“拜物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贬低为一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马克思的思想仍然具有最强的解释力。不是马克思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恰恰相反，而是“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到来了。现代的社会仍然按照资本的逻辑运行着，各种社会现象仍是受资本的逻辑支配和制约的。要说变化，只不过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资本的逻辑已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民族，而是扩展和贯彻到整个世界。我们生活的时代，不仅仅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的时代”，而是一个“全球资本化”的时代。只要资本的逻辑没有被超越，围绕这种逻辑所阐发的各种发展思想也就很难被超越。马克思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家。这是因为“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
。在布罗代尔看来，马克思所做的是19世纪“最强有力的社会分析”，马克思一眼望到了历史的深处。正因如此，只要资本的逻辑没有被瓦解，马克思就永远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我们的时代更是一个马克思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
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发展问题”。邓小平看到了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邓小平看到了生产力发展或者说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前提，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邓小平在判断中国现实的时候，指出我国更加需要发展生产力，这和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密不可分的。“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正因为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就成为当代中国的第一要务。因此，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中国要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发展生产力。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才能谈其他发展。人类的一切进步，人类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和追求都要以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基础。因此，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告诉我们“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在邓小平看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而实现发展经济的方式就是改革开放。
进入21世纪之后，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么，发展还是不是当代中国的主题呢？当代中国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告诉我们，不仅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而且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进入了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这就需要我国实现“科学发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是时代的要求，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我国是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总而言之，就是应该更加重视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相对于以往的发展观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简而言之，就是从“又快又好”转变为“又好又快”，这是一种发展标准的顺序性选择发生的转变。“又好又快”意味着不再单纯地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效益。因此，虽然发展仍旧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但是发展的方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西方思想家的发展理论是立足于西方的经济社会现实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不仅在表层上是一种西方的理论话语，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的是一种西方的道德价值观念。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真正担负起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合理制定战略、目标与道路的任务。不仅如此，它在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与诊断上远没有马克思深刻。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
“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一生的研究主题”，尽管当今时代的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现代社会中，资本仍然是一种决定性的生产关系，它的关系也还在决定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利奥塔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名称之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剖析和批判，就是对现代性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三个悖论，这三个悖论不仅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的，而且是资本时代中的现代社会所共同面临的人类性问题，因此也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受资本逻辑支配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三个悖论：环境悖论、两极悖论和存在悖论。
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是继农业文明之后兴起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开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文明形式。现代文明就是工业文明，工业文明的生产是工业生产，其技术基础是“大机器”。正是由于“大机器生产”代替了传统的“手工生产”，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快速的增长。资本逻辑是关于“物”的逻辑而不是“人”的逻辑。它关心的只是对物的占有，而人则仅仅被看成实现资本运行的手段——“人力资源”和“消费机器”。最大利润的获得和资本的最快增殖，是资本逻辑的最高原则。因此，掠夺更多的自然资源和消费更多的商品就成为资本逻辑的两个基本支点。无偿地占有和支配更多的自然资源是经济过程的逻辑起点，而更多地消费则是资本逻辑的终端。它们是获取最大利润的两个关键的、必要的环节。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已经不是通过经济增长来保证消费的满足，而是通过消费的扩张来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在消费成为支撑“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手段以后，这种消费也就主要不再是满足需要的活动，而是变成对过剩产品的“消耗”和“毁灭”活动。人成为毁灭过剩产品的机器，因为只有“毁灭”了过剩产品，生产才能继续进行，经济才能继续增长，资本才能继续增殖。因此，从本质上说，工业文明的经济（商品经济）是以挥霍性消费为前提的，这种经济从本质上看是不能做到“节约”的。因此，资本的逻辑要求对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自然生态系平衡的破坏，就成了工业文明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必然后果。
资本逻辑导致了经济发展的环境悖论：人类只要想促进经济发展，就不可避免地掠夺和消耗自然资源。但是，恩格斯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劳动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最主要的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只是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物质为人类生存和生活服务的活动，而没有看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把劳动过程看成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他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劳动本来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而现代社会却把劳动变成了人类改造、奴役、宰制自然的工具，人和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变成了人对自然的统治关系。因此，受资本的逻辑支配的经济发展不可避免会产生环境问题。
在财富分配领域，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第二个悖论——两极悖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因为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在他自己的粗陋的孤立状态中，又因为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益，所以土地占有者敌视土地占有者，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在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中，正是由于利益的相同，人类目前状态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而这个极点就是竞争。”
每一个竞争者，不管他是工人，是资本家，或是土地占有者，都必定希望取得垄断地位。竞争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而利益又引起垄断；简言之，竞争转为垄断。竞争已经以垄断即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而最终导致更大的垄断。因此，作为国民经济学家主要口号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的事情。垄断引起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又引起垄断。大资本吞并了小资本，小资本家最终变成了无产者，财富迅速地向大资产者集中。“这种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与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间阶级必然越来越多地消失，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任何法律，土地占有的任何分割，资本的任何偶然的分裂，都无济于事，这个结果必定会产生，而且就会产生，除非在此之前全面变革社会关系、使对立的利益融合、使私有制归于消灭。”
竞争的结果是：在通常情况下，按照强者的权力，大资本和大土地占有吞并小资本和小土地占有，也就是说产生了财产的集中。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这种集中进行得更快。
在财富向大资本家手里集中的同时，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因为资本的集中更加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工人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因为工人的工资相对而言一直是固定的，“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万万不能缺少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维持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
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并且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由于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就决定了工人的工资永远是最低工资，永远是维持其本人生存和繁衍其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
马克思指出工人的这种生存状态是一种“异化”状态，“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因此，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马克思指出，“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因为根据这个前提，很明显，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越发展，资本就越集中，工人所创造出来的异己的力量就越强大，工人自己就越贫穷，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越少，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正如恩格斯所说，“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必然造成“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生存状况，这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悖论。资本的逻辑表明，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已经被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
。资产阶级在它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剖析，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马克思指出，商品的神秘的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而是从商品这种形式本身来的。“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
可见，商品之所以怪诞和神秘，根源就在于，商品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因此也就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反映成了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作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马克思在这里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采取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的根源，那就是商品拜物教，“人手的产物”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成了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
因此，《资本论》最本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物与物的掩盖下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通过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来揭示这一异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如果劳动是商品，那么它就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资本得以增殖的前提。在G—W—G′的运动中，“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G—W中所购买的商品上”。
这就是说，在G—W—G′的增殖运动中，“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雇佣劳动关系的产生，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新时代。”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一再强调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生产资料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能成为资本。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
，并且这种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是多次明确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
。“资本”所体现出来的生产关系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即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关系。资本的唯一目的和动机就是占有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就是人的独立性与物的依赖性这一悖论，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贬低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现实根源。
经济发展的三个悖论都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瓦解资本的逻辑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
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无力驯服和驾驭“资本”这一“魔鬼”了，那么社会主义呢？我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引入市场或资本这一现代社会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扩大再生产的手段，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本逻辑的支配力量以及经济发展产生的三个悖论性后果。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消解资本的逻辑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的三个悖论。对于社会主义来讲，避免经济发展的三个悖论，不在于瓦解资本的逻辑，而在于如何驯服资本。
马克思为我们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神秘面纱，经济发展背后的逻辑架构：资本增殖的逻辑。马克思把资本的这种正面效应称为“资本的文明”，并且高度地评价了资本的这种积极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因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资本所召唤和激发出来的生产力，是前所未有的，它使人类社会获得了爆发式的发展。以至于马克思在谈论“资本”时使用了“法术”“魔法”等词语。
毫无疑问，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资本仍是现代社会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大工业体系的模仿之后，必须引入资本来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社会手段。“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是当时中国所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当邓小平做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之后，引入资本就势在必行。
邓小平改变了资本的流俗观念，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的这段话有三重含义，或者说引发了三个问题。第一，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不再把资本看作资本主义所独有的、决定社会性质的东西。这样，资本就被从资本主义中剥离出来，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引入资本，搞市场经济。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地发挥资本增殖逻辑的正面作用，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注入活力。总而言之，要资本不要资本主义，但是如何做到成为问题。第二，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迄今为止，人类发明的组织扩大再生产的社会关系力量只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政府力量的权力，用它来配置社会资源进行扩大再生产就是计划经济；另一种是作为市场力量的资本，用它来配置社会资源仅此能够扩大再生产就是市场经济。政府的经济权力与资本二者都是支配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活动的社会关系力量。那么计划和市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第三，资本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如果说社会主义引入市场经济，引入资本的力量，那么如何为己所用，而不致为其所困。换言之，就是社会主义如何驯服资本的问题，将资本作为利用、引导和驾驭的对象。三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如何驯服资本的问题。更明确地说，社会主义如何发挥资本的正面效应，而避免它的负面作用。
为了更清楚地分析这一驾驭资本的现实途径，在此引入“三种逻辑”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把人的现实世界分成三个维度：生活世界、政治世界（国家）和经济世界（市场）。“虽然生活世界、国家和市场这三个实践场域之间密切相关，但它们各有其内在的规定性或内在的逻辑。生活世界的主体是全体社会成员，其自发的指向是维持全体社会成员好的生活或正常的生活，故其内在逻辑可称之为生活逻辑或生存逻辑；政治活动场域的主体是国家权力，其目标是将社会生活维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故其内在逻辑可称之为秩序逻辑；市场或经济活动的主体是资本，其自发的目标是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其内在逻辑可称之为资本逻辑。这样，三个实践场域之间的博弈，也就是生存逻辑、秩序逻辑和资本逻辑之间的博弈。”
三种逻辑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与资本力量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坐标。
资本逻辑与生存逻辑经常处于一种对立状态。马克思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通过引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明这种冲突，“对资本家来说，资本的最有利的使用，就是在同样可靠的条件下给他带来最大利润的使用。这种使用对社会来说并不总是最有利的。”由于利润最大化构成了资本逻辑的指挥棒，因此“最重要的劳动操作是按照投资者的规划和盘算来调节和指挥的。而投资者所有这些规划和操作的目的就是利润。”所以这就导致了“经营某一特殊商业部门或工业部门的人的特殊利益，在某一方面总是和公众利益不同，甚至常常同它相敌对。商人的利益始终在于扩大市场和限制卖者的竞争……这是这样一些人的阶级，他们的利益决不会同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的利益一般在于欺骗和压迫公众。”
由于资本逻辑和生存逻辑处于一种天然的对立状态，那么国家权力应该在两者之中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
第一种情况，资本逻辑支配国家政权，最终的结果必将损害老百姓的生存逻辑，而使财富迅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违背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旨，也违背了改革开放共同富裕的目标，导致政府被资本的逻辑所绑架；第二种情况，国家政权支配资本逻辑，国家政权以生存逻辑为导向，这样能够更好地保障民生，更好地引导和驾驭资本。除行政权力之外，国有资本应该在驾驭和引导社会资本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国有资本不应该以资本的逻辑及利润最大化为导向，而应该保障生存逻辑，引导整个社会的资本服务于民生。
因此，当代中国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问题。从总体上说，只有社会主义力量足够强大，能够引导、利用、驾驭、制约私人资本力量，才有可能保持和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反过来说，当社会主义力量无法引导与驾驭私人资本力量时，私人资本力量会成为全社会的主宰力量。邓小平指出：“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如果说邓小平“关于计划和市场”的论述为我们破除了关于“资本”的教条观念的话，那么这段话为我们指出了驾驭资本的道路：“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驾驭资本的两条道路：国有资本和国家政权。国家政权通过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本去调控和引导资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标志着社会主义结束了对资本力量的恐惧与敌对的态度，而代之以充满自信的主人翁态度，资本只是我们利用的手段，而不是我们信奉的主义，可以将资本力量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国家政权通过行政权力和国有资本去调控和引导资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宏观调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与其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通过将国有资产化为“国有资本”，引导、吸收和控制全社会的资本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来保障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如果从三种逻辑的视角看待社会主义力量对资本的驾驭，就是秩序逻辑与生存逻辑相结合，去引导资本逻辑。而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权的性质，政权的性质取决于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本性，这就要求无论是党和国家，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的理论旨趣和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