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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作为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危机的爆发使得由2001年美联储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带动的全球经济扩张和资产价格上涨戛然而止，全球经济随即进入一个漫长的周期性调整过程。在此背景下，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以美、欧、日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表现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全球经济协调与治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另一方面，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则被历史性地推到了前台，并不得不应对更加复杂和棘手的众多问题与挑战。
具体来看，美国经济在危机爆发后呈现典型的低开高走态势。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在去杠杆化和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过程中一度陷入技术性衰退和经济低迷，但在2013年企稳并于2014年开始进入复苏周期。自2014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美联储定量宽松政策退出预期的逐渐明朗，美元迅速走强并进一步提振了美国经济。与日渐向好的美国经济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依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泥潭的欧元区国家以及结构性改革乏力、增长前景黯淡的日本。欧元区的制度性缺陷使得它在应对2010年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时缺乏良策，欧洲中央银行于2015年3月开始实施的总规模高达1万亿欧元的全面量化宽松政策，能够发挥多大作用仍是未知之数。日本“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结构性改革一直引而未发，由此使得它早前实施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效果甚微，第三个“失去的十年”迫在眉睫。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形势也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未遭受危机直接冲击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曾一度超过了发达国家
，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的提高也使得它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广大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与挑战——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国内结构性改革压力增大、外贸不振、投资疲软、大宗商品价格走低等。动态调整的全球经济格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在客观上要求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新一轮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上有所突破和创新，特别是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所贡献。
在上述背景下，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称“一带一路”）的设想和倡议。“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大的经济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合作带。发端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覆盖约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为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球的63%和29%。
“一带一路”作为新时期中国提出的亚欧经济整合倡议，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并非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长期以来中国所倡导的合作发展的理念在促进亚欧经济融合这一领域的具体体现。换言之，中国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以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为宗旨，以加强亚洲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为切入点，主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实现“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这一目标。从具体的实施来看，这一战略将“以经济走廊为依托，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加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深化亚洲国家互联互通伙伴关系”
。由此可见，基础设施投资和相应的融资平台建设被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是加强亚洲各国互联互通的突破口和主要途径。为此，中国先后在2013年和2014年提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
，旨在以金融杠杆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提供支撑。
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经过一年多的筹备，2014年10月，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2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
在北京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这标志着亚投行的筹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2014年10月至2015年2月这一期间，印度尼西亚、马尔代夫、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塔吉克斯坦以及约旦先后申请加入亚投行。亚投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数量增加至27个。2015年3月12日，英国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从而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发达经济体。在英国的带动下，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瑞士和奥地利先后于2015年3月下旬申请加入亚投行。韩国和澳大利亚在经过反复权衡后，也赶在2015年3月底之前正式宣布加入亚投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数量由最初的21个扩大到57个，遍及全球五大洲。
值得注意的是，与欧洲国家对加入亚投行的积极态度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和日本的态度颇耐人寻味。两国最初对亚投行的筹建较为冷漠。如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Jacob Lew）在2015年3月17日举行的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呼吁欲加入亚投行的国家，都应在充分考察该机构的运行情况之后再达成最终协议。他还警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对美国及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的金融体系构成严峻挑战。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特别是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纷纷宣布加入亚投行，美、日两国的态度也有所转变。3月31日，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美国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只要能够补充现行国际经济治理结构，遵守多边决策规则、贷款标准和保障政策，美国对包括亚投行在内的国际机构的成立表示欢迎。亚投行与现有国际机构间的合作将有利于国际经济治理、环境与社会保障、债务稳定等方面的最高标准。美国欢迎中国更深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亚投行创始成员国数量的不断增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2015年3月英国申请加入亚投行的决定引发全球热议，国际社会对亚投行的关注由此骤然升温。国际主流媒体对英国此举及其引发的巨大示范效应给予了持续关注。英国《金融时报》在英国加入亚投行的次日，便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并指出此举有利于加强英国与北京的联系并符合英国的战略利益
；该报在3月26日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美国的欧洲盟友做出加入亚投行这一美国明确表示反对的机构，是迄今为止最为强烈的全球权力中心东移的信号。欧洲国家急于加入亚投行表明，中国已经展示出了与其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国际影响力相匹配的日益成熟的外交能力。
3月19日，美国《华盛顿邮报》以“为何美国抑制亚投行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为题，反思了美国对待亚投行的态度。文章指出，事实上中国缺乏颠覆现行国际金融组织框架的意愿和能力，美国不应对中国筹建亚投行采取抵触态度。
此外，美国《纽约时报》、英国《经济学家》、德国《明镜周刊》以及路透社等全球主要媒体均对此事进行了持续报道和评论，各方观点纷至沓来、不一而足。篇幅所限，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