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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我们看到，习近平同志在这里谈到的其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文化建构的包容性和创造性，它既要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同时，更要实现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外来文化的创造性融会贯通和转化，从而创造一种能够面向未来的新的文化。
有学者说过：“思想、观念和命题不仅是某种语境的产物，它们也是历史变化或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
习近平同志的论述，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代文化语境中不同的构成性要素，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并正确处理这些不同的“构成性力量”，进而唤发它们内在的力量。
概括起来，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结构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文化形态。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如同“国学”概念一样，“传统文化”这一概念相当模糊，儒家思想自然是其代表，但“传统文化”又绝不仅仅是儒家思想。对于传统文化的内涵，它所涵盖的范围和精神特质，对其进行挖掘、复兴的方式和方法等，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地方。
对待传统依然要保持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精神，因为“问题在于应该意识到传统不是过去，而是对过去的一种解释：一种对先辈的选择和评价，而不是中立的记录”
，所以，在理解传统的同时应当具有一种现实感，理解传统不是为了牺牲现在，更不是为了牺牲我们日常的生活。文化的构成本身就是复杂的、动态的、演变的，不是简单地用进步和落后这样的观念就能解释的。当支撑一种文化存在的具体的礼仪制度和价值秩序已经消逝了的时候，我们所要继承的传统就应当具有开放性，而非封闭性；应该具有建构性，而非某种僵死的对象化的存在。充满悖论和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张扬所谓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和精神的时候，它们本身就在不断的消退，反而是传统中那些惰性的、负面的东西却很顽强地延续下来，不断地构成对我们建构现代文明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传递的应该是那些经受过现代观念洗礼的传统思想，使这些思想能够为建设现代社会、建设新型的文化形态提供思想资源。换言之，应当让传统更具有现代感，并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构成性力量。
第二，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化，以及20世纪以来西方自身对现代性观念及其问题的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化，建立起了现代资产阶级文明，并形成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动力的现代性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理性、科学、民主、自由等理念，更进一步，又变成了法国解构主义思想家利奥塔在《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中所说的“宏大叙事”。而20世纪西方思想家对西方传统文化，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文化，亦即现代性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这在今天对于已经走上现代性的不归路、社会发展问题丛生的当代中国来说，对于建构现代文化身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然而，这里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怎样理性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强调中国文化身份的建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更是“现代的”。文化上的中西对立，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是百年来纠缠不清的问题。建构走向现代的中国文化身份，一方面要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反对西方话语的绝对支配权，反对用西方的理念和方法生硬地撕裂中国文化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应该警惕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时候，常常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要学习、借鉴西洋学说，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本民族的文化立场。正是这种观念撕裂了现代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身份意识。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依我看来，‘民族’是一种心灵的单位。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事件实际上不是民族所做成的；那些事件本身创造了民族。每一种行动都改变行动者的心灵”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体验，正是这些独特的体验使得民族共同体成为可能。事实上，在今天，完全可以跳出这种文化身份的撕裂和困惑，因为重要的不是怎么复兴传统文化，也不是到底学习西方的什么，而是要站在今天的语境中建构何种能够指向未来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秩序。
第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文化传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现代中国书写新的文化身份的开始，是民族生存的危机导致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危机。打“孔家店”，提倡白话文，改造国民性，都是建构现代中国文化身份的必然组成部分。理解“五四”，不仅要从中国文化的内在发展和演变脉络来进行，还应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
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来看，“五四”是要在传统的政治理念、伦理秩序、文化观念、思维范式以及知识框架等失效之后，重估一切价值，为中国建构新的文化身份。而从世界性的眼光来看，“五四”体现了现代性的特征。20世纪初的西方文化对传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现代西方的思想家在努力对传统进行批判的同时正在为自身文明寻找出路和救赎的可能性。而很多“五四”时期的思想家，并非盲目地全盘西化，而是在这种世界性地反思和批判传统、建构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为中国寻求新的文化资源，寻求建构中国新的文化身份的可能性。所以，西方文明对现代性的反思在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开端就已经被思考到并被融入中国的现代文化之中。同时，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它内在地包含民族独立、文化自觉等因素。因此，“五四”对传统文明的批判和对西方文明的怀疑，对民族的独立、进步的追求，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追求使自身具有了一种世界视野和天下胸怀，是在新的知识框架内重新理解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的关系，为现代文明的构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因而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这也应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时需要具备的胸怀和视野。
第四，社会主义文化。经过20多年的革命和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其中富有生命力的部分。尽管它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在历史的进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但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品格。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离开这一维度是不可能的。
那么，这一维度的价值指向是什么呢？我觉得主要的就是现实性和人民性的价值指向。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同样不能忽视这一指向，因为它决定了这种新的文化形态的主体、价值取向和价值理念。离开现实性和人民性，注定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文化身份的建构，如果不指向当代人的生存世界和精神世界，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人的价值观念、行为理念，不能进入精神世界，只是几个知识精英的话题，那么，它就缺乏一种有效性，而其生命力自然就是可疑的。
文化具有扩张性，寻求话语主导权是不同形态的文化的共性和内在特征。但是文化又具有包容性，因为从来没有一种本质主义意义上的单一文化形态的存在。梁启超先生说过：“吾窃信数十年以后之中国，必有合泰西各国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冶之，以造成我国特别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
今天的我们，更应如此。从建构和谐的文化生态的角度来看，不管站在何种立场、用何种视角来审视不同的文化，都应该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和胸襟。如果片面地强调某一个，常常会遮蔽了其他思想存在的事实，并破坏了历史的多元性和丰富性。对不同文化的不同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其实都体现了对历史的自我想象，并寄予了不同的文化诉求。但无论如何，确立面向人类文明、指向未来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秩序是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化身份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