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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了日本文化的“现代”叙述，再来了解中国在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历史叙述和想象，就能够看出东亚内部互为他者的历史叙述的有趣之处。
对于中国的思想界来说，在经历了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的双重失败之后，才将学习的目光和思想改造的参照投向了自己的近邻，中国近代的哲学、美学、文学、文化等观念都受到了日本的深刻影响。列文森经过考察得出结论，“‘现代的’日本不再是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容器，而成了向中国传播西方思想的媒介”
。费正清甚至还认为，中国之所以不能向日本那样迅速实现现代化，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十分庞大，其组织亦极其稳固，因而无法迅速转化为西方的组织模式”，这显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观念，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费正清反而由此观点出发，指责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代化的滞后，归根结底在于“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等儒家国家—社会观念束缚”
。
同费正清的观点相比，孔飞力对“中国经验”特点的发掘和阐述就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在一个‘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也有着各种替代性选择的世界上，政治历史所要强调的，应当是同各种民族文化和历史经验相契合的种种内部‘叙事’。”
在这里，孔飞力肯定了现代性的多样性而不是单一性，肯定了中国在走向现代过程中多种“内部叙事”的重要性，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文化构成非常复杂的国家和文化形态来说，任何一种简单化的叙述模式都会失之偏颇。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中国的现代转型并未如日本那样，陷入既恐逐于欧化，又恐逐于汉化的双重尴尬，并最后走向一种极端的历史后果。相反，中国文化虽然很推崇西洋文化，也有过反复和震荡，但拉长时间段，从总体来看，并未彻底否定自我，而是更偏于一种兼容并蓄的状态，并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为己任。陈寅恪先生就在《〈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讲到，“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所以，在欧洲文化进入中国思想界的时候，“西方的冲击使中国各派思想实现了联合，当西方成为一个必须认真对付的对手时，中国各派思想则紧密地团结了起来。‘新’还是‘旧’的问题仍然是价值的评判标准，但评判的对象已从中国扩展到了西方。”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不能用“冲击-回应”的模式来进行简单化的评判和理解，它也不是简单地接受从日本舶来的二手思想，更不是文化的自我封闭，而更注重的是自我的创造性阐释。
拉开历史的长镜头来看，自明清以来的思想史的内在演变实际上已经变成历史的潜流，并在清末汇成了浩浩大河，变成了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化。尽管有观点在从国家动员能力和现代国家财政能力的角度来阐释中国现代历史的时候认为：“明朝以降500年，中国并没有完成儒家思想的近代转化，也没有完成儒生角色的现代转化。”
但是，这并不能否定中国文化在面对大变局时那种自觉的努力。
汪晖的观点则肯定了这点，他说：“欧洲殖民主义促使中国向民族-国家的方向转化，但这一过程是以帝国遗产为历史前提，同时又是通过恢复帝国的历史遗产和视野的方式展现出来……面对外来的压力和愈益强烈的变革要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今文经学者不断地把对外来力量的响应转化为内在制度的变革，这一事实证明国家间关系或秩序的确立与内部制度和礼仪原则的重组之间具有深刻的互动关系。”
理解这一点，我们再来看梁启超的观点，他可能代表了中国思想界在面对外来文化强势介入和自我文化转型时所应有的文化追求和文化理想。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认为，“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
但是，强调这种文化特质，并不是要将自我封闭起来，而是要在此基础之上，包容并蓄，进行文化的再创造，这也是文化能够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梁启超以夫妇结婚来比喻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正因有此特质，中国文化既具有批判性精神，又具有兼容并包的气度，同时也有一种天下胸怀。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沟口雄三的论述是正确的，他说：“事实上自始中国的近代既未超越欧洲，亦未遭到（近代）遗弃、更无落伍。一开始，他就在不同的历史层面上，遵循着与欧洲、日本不同的独特的道路；过去如是，如今亦然。”
我们看到，尽管对于中国来说，经历了漫长的20世纪，历史走到今天，中国文化价值的最终指向还是一种共同的文化理想，那就是在现代语境中的文化的复兴，而这种复兴，不是狭隘的一元文化的复兴，而是在世界和东亚的语境内，具有天下视野和眼光的中华文化的重构和创造，也就是今天我们一直在说的面向全人类的文明形态，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方东美先生有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言论，其中抒发的文化理想，如今听起来依然高妙：“我们的世界本已很小，可是又被人们分为东方或西方，甚至有时还要分南分北。不论这种区分是着眼于微末的利益，或追求较高尚的目标，都和庄子寓言中的蜗角相争一样不识大体。这样的区别，不仅限于世俗的事物，而且还制造了更悲惨的精神上的隔阂，导致了诗人凯普林所谓的东西方永不碰头。世界本小，再经这种心理上的隔阂，显得更小，小的不能允许这么多为人类制造灾难的危险人物。的确，我们再也不能让这种有害的区分，继续发展下去。”
那么在当代，我们建构和创造这样一种具有恢宏气魄的新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还需要思考哪些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