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日本的文化构成中，中华文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对中华文化的批判和反思则构成了日本走向现代的重要动力。黄俊杰先生指出：“东亚儒学史的十八世纪，是东亚各地儒家思想内涵旋转乾坤的百年。在十八世纪之内，中、韩、日三国透过日益活跃的文化交流活动，原居于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朱子学，遭遇各方学者凌厉的批判，奠定了各国儒家思想从‘近世’迈向‘现代’的基础，为十九世纪风狂雨骤的思想变局而铺路。”
荻生徂徕对朱子的批评与改造，使得自然与人事相分离，将圣王之道变成了人为的结果，从而为日本进入现代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日本思想界通过对理学的改造，找到了日本向现代转型的动力。这就像丸山真男说过的：“朱子学的道是由天地自然之理所赋予的基础，它贯通天与人、包摄社会与自然，既是规则又是法则。不过，这种绝对总括性的道，通过素行、仁斋和益轩等所表现出的连续性的思维解体的过程，其中的诸要素就逐渐地开始独立化。人道、规范和应该，已脱离了天道的存在。道的价值既不存在于合乎自然的真理之中，也不存在于自身终极的理想中，它完全是依靠圣人的制作。使道成为道的不是理，而是权威。”
这种理解，显然和中国对天道思想的理解是不同的。
在走向现代的整个过程中，中日两国的走向也并不相同。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就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日本，现代化与被制造出来的古代的神话实现了结合，日本的君主制可以和现代化和谐共存，而在中国，现代化恰好打破了古代的神话，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是政治制度本身的变革，整个社会结构、文化结构都发生了彻底的变革。
与此同时，日本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在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理念的同时，其主流历史叙述基本是肯定、张扬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减低甚至否定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
尾藤正英在《日本文化的历史》中，就力图通过对江户时代的儒学思想与中国儒学进行比较，从而阐明其异质性，同时，通过对构成其背景的生活意识以及社会观、社会构造进行比较，探讨日本历史固有的内在逻辑。
日本的这种文化选择，实际上是既要脱离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要摆脱欧化的侵蚀。比如20世纪初，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的许之衡在批评国内批孔与国粹常常互相龃龉的情况时，就这样分析过日本的文化性格，日本人“排斥孔子，则由彼爱国者恐国人逐于汉化，又恐逐于欧化，故于孔子有微词，于耶稣亦多议论，以成彼一种东洋之国学，即国粹所由来也。论者不省，而据为典要，扬其流而逐其波，不亦误乎！”
沟口雄三更直接地说过：“日本与中国之间，不带插入‘欧洲’，自始二者就是相互独特的；要言之，二者在各自的历史个性上，本来就是‘异’的存在。就前现代社会来看，例如日本的幕藩制与中国的皇帝制，又世袭身份制与科举官僚制、长子继承制与均分继承制、本家制与宗族制……等等，在政治、社会结构上具有巨大的差异；而这个差异直接被两国的近代过程所继承，一目了然。”
沟口雄三提出了日本文化中的“异”意识，既将自己同中华文化区分开来，也将自己同欧洲文化划清了界限，这是寻找自我文化主体身份不可缺少的意识。
日本思想界虽然刻意强化自我的独特性，最后走向“脱亚入欧”的不归之路，但是也有试图以日本的儒学思想来吸纳西方学术思想的努力，比如佐久间象山就提出过：“宇宙之实现无二，此理在处，天地不能异于此，鬼神不能异于此，百世之圣人亦不能异于此。近来西洋发明之众多学术，要之皆为实理，惟足以资吾之圣学。”
但在当时，主流还是对西方文明的认同。
那么，如何来理解和阐释这些不同的历史叙述背后所传递的现代性理念呢？如何理解这些历史叙述中的“日本”“东亚”等概念呢？
历史上，有一些日本思想家张扬所谓的“日本性”，但这种日本性是可疑的。首先，它和中华文化是纠结在一起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日本在完成“道统”自立的过程中，“却并没有实现知识体系的更新。江户日本学者在构建自身意识形态时所使用的概念、范畴和整个理论装置，哪怕是用来解构这一装置的思想参照物，都少有例外地源自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尤其是朱子学、阳明学等儒学思想，依然还是日本走向现代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构成性要素。
其次，再来看日本现代文化同西方文化的关系。对日本的现代文化观念和特性，批判和反思得最为激烈和深刻的，当属竹内好。在他看来，所谓的东洋的觉醒，其实并不是对自我的再发现和重新确认，颇具讽刺和悲凉意味的是，这恰恰是欧洲历史的完成。
“历史并非虚空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
在竹内好看来，欧洲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扩张性文化，它把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带到了东洋，这种扩张必然会导致东洋的反抗，但是，历史的悖论在于，这种抵抗只不过是欧洲自我实现的运动的组成部分而已，东洋的抵抗反而使得世界史变得更加完整了。因为，不管你愿意与否，只要是在近代的框架内，所有的事物都无法逃脱欧洲的视野。抵抗的历史就是现代化的历史，而这一历史正是欧洲将东洋纳入世界历史的过程。
竹内好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在文化结构上产生了一种优等生文化，这种优等生文化的逻辑是，我们是被挑选出来的，“指导落后的人民是自己的使命。指导落后的东洋各国也是自己的使命。……我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接受了欧洲文化，因此落后的人民当然会接受我们的文化施舍，也必须接受”
。显然，这种文化，是一种设定了思想等级的文化，也是一种具有霸权主义倾向的文化。与此同时，因为接受了这种优等生文化，日本的文化更倾向于不断地转向，也就是对新事物的不断追求。但是问题在于，新的就是好的么？竹内好认为，这种进步崇拜，其实是一种自我放弃，而中国的文化则是一种回心文化，是以保持自我为前提的。而且，后来的所谓国粹主义，其实只是在驱逐欧洲，但没有驱逐这种奴性的文化结构。
竹内好还更深刻地看到了这种优等生文化的奴性本质。他说：“日本在迈向近代的转折点上，曾面对欧洲产生过绝对的劣等意识（这正是日本文化的优秀性使然）。从那时起便开始拼命地追赶欧洲。它认定自己只有变成欧洲、更漂亮地变成欧洲才是脱离劣等意识的出路。就是说，试图通过变成奴才的主人而脱离奴才状态。所有解放的幻想都是在这个运动的方向上产生的。于是，使得今天的解放运动本身浸透了奴性，以至于这个运动无法完全摆脱奴才性格。”
而这种奴性，正是由文化“主体性”的缺失所造成的。但是，文化的主体性在哪里呢？竹内好从鲁迅那里汲取了思想的资源，认为真正的文化性格应该“不是旧的东西变成新的，而是旧的东西就以它旧的面貌而承担新的使命——只有在这样一种极限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样的人格”
。
在竹内好看来，日本的文化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并未实现真正的转换，所谓的现代日本文化是一种幻觉，实际上已经迷失了自己，但对这种迷失还没有任何的警醒，“日本文化是奴隶文化。我并不是指从欧洲引进的近代文化，而是说日本没有从唐朝以来的大陆文化中独立出来，并且还认为自己已经独立出来了。不把自己当奴隶的奴隶是真正的奴隶”
。竹内好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对日本文化的深度阐释是合理的。与此同时，站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我们也应该深刻地思考并警惕中国今天所奉行的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是否也有竹内好这里所批评的优等生文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