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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讲好中国故事，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而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不能简单地用现代西方国家、民族等理论框架对“中国”进行解释。我们可以尝试跳出传统“中国-西方”的阐释框架和观照视角，可以在“东亚-中国”的视野内来理解什么是“中国”。尤其是在“现代”的框架内，通过考察中国和日本对“现代”问题的不同理解导致的对自己文化身份的理解，来解释这一问题。
这个视角，其实是对历史叙事的考察和深度阐释。在今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面临着对“现代性”叙事的反思与重构，在这一思想背景下，所谓的“东亚”文化便成了问题。
什么是东亚？日本学者子安宣邦认为，作为文化史的“东亚”是“热切地想要‘脱亚’的近代日本内部的东方主义者所建构的概念。但是我们要注意，所谓‘东亚’正是为了改变指向中华主义文明中心的一元论要素而发展出来的文化地域概念”
。这种论述从文化一元中心论的视角解释东亚，其实是将复杂的“东亚”问题简单化了。
当然，文化意义上的所谓“东亚”的产生，首先是对应于西方文明而出现的，而它又是被动挨打和被动接受的结果。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时代的结束和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这场战争对于中国的影响自不待言，而对同为东亚的日本影响亦是深远。增田涉说过：“锁国主义的日本走向开国一举，并非出自对世界大势有了觉悟的那种所谓开明思想的单纯理想主义。和我们相邻的大国清国，在西洋军舰和大炮面前瞬即溃败，其惨败的结果是被迫签订屈辱条约。而开国之举正是有鉴于这样的事实，从国防和军事上的危机出发的。”
自此以后，东亚被迫走上了“现代”的道路，并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标尺奋起直追。时至今日，这一历史的震荡波依然还在发挥作用。不独中国，韩、日等东亚国家皆是如此，过去的100多年，是东亚努力实现自身总体的结构性转变而实现向现代转化的过程，而由于面对欧洲失败的屈辱和反抗的心理，又导致了东亚的“现代性”理念具有了自己的独特性。
但是在这一总前提之下，如果结合100多年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来看的话，文化意义上的“东亚”其实是相当复杂和暧昧的。所以，如何理解这段历史和这段历史背后的叙事理念，对于东亚的现在和未来具有关键性意义。
“思想、观念和命题不仅是某种语境的产物，它们也是历史变化或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
，所以本文将集中考察东亚学者，尤其是日本和中国的学者，对历史和现代问题的叙述，走入他们思想的世界，从而发现其中蕴藏的现代性理念及其对历史的影响。
今天所说的文化意义上的“东亚”，应该是现代建构的结果，这一点似乎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没有西方文化的出场，东亚文化很难会产生这种自反性意识，能够从他者的视角来审视自我。这种“他者”的视角，包含双重结构：在东-西的结构中来审视东亚文化，在这一结构内，“东亚”作为一个概念，其实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拒斥和抵抗；东亚文化结构内部的互相参照，在这一结构内，“东亚”的论述，又变成了对中华一元文化中心主义的拒斥和抵抗。在这一双重结构内又包含四重关系，即：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审视东亚的文化；以中华文化为参照来叙述思想的“东亚”；以自我的历史为参照来审视今天的东亚文化；以今天的现实为参照来重新理解历史上的东亚文化。之所以强调这种他者视角的内部参照，是因为，东亚文化并未因为有了西方和现代的参照，而将自己的特质泯灭，相反，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东亚各国都在努力寻求自我的新的文化身份，尽管这种寻求背后的动力、理念和目标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