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Jaffee和Russel（1976）、Stiglitz和Weiss（1981）等都将Akerlof关于“柠檬市场”分析的思想用于分析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传导效应。具体而言，在上述研究中，将违约概率高或者欲投资高风险项目的借款视为拥有劣质商品的卖者，相反，则被视为拥有正常质量商品的卖者，同时，将商业银行视为买者。商业银行关于借款人的还款概率或投资项目风险水平的信息处于劣势地位，使得其理性选择有两种，或者提高资金成本，即附加“柠檬升水”，或者拒绝提供贷款，即终止交易，从而产生信贷配给。
目前实践中和学术研究中主要涉及两种信贷配给，一种是利率型信贷配给，另一种是抵押型信贷配给。
第一，利率型信贷配给。借款人和贷款人所掌握的信息具有不对称性，造成借款人的不可鉴别性，在均衡条件下的均衡利率中，存在“柠檬升水”。Bernanke等（1996）将利率的“柠檬升水”定义为外部融资升水，即违约概率低的借款人不得不接受与违约概率高的借款人相同的更高水平的均衡利率以获得贷款。如果贷款人依旧不愿意提供贷款，即均衡结果表现为贷款量的减少或交易的终止，即产生利率型信贷配给。
第二，抵押型信贷配给。因为对借款人还款概率等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称，贷款人在信贷资金交易的过程中，对借款人附加抵押品限制形式的融资约束。可以这样理解，贷款人将抵押品限制作为对借款人偿还贷款的约束，或者理解为一种对贷款人还款的激励，抵押品限制也表现为在现有利率基础上对借款人提出了更苛刻的条件。因而，抵押品限制既表现为一种融资约束，同时也表现为另一种形式的“柠檬升水”（Kiyotaki，1997）。同样地，违约概率低的借款人不得不接受与违约概率高的借款人相同的抵押品限制以达成交易，或者交易双方选择减少贷款量，甚至终止交易，即产生抵押型信贷配给。
两种不同类型的信贷配给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利率型信贷配给中，贷款人将利率这一资金价格作为对借款人进行甄别的信号；而在抵押型信贷配给中，足够的抵押品是否能够有贷款人提供保证，直接决定了信贷市场中融资约束的程度与资金配置的结果。
在我国转轨时期的经济中，商业银行普遍选择了抵押型信贷配给的融资约束。选择这种机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转轨时期要素价格扭曲等特殊因素，同时也表现为商业银行在现有经济与金融环境中的理性选择。
首先，抵押型信贷配给这种选择机制是转轨时期要素价格扭曲和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
由于利率长期处于被低估的水平，信贷资金的可得性就成了企业的投资意愿能实现的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金融也因而在我国的要素配置中，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引领作用。与此同时，我国的利率长期受到管制，利率市场化改革后，仅在货币市场与债券市场上利率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但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程度仍旧较低，并且，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转轨时期的财税制度以及政绩考核制度等会将利率“锁定”在较低水平上。因此，利率无法作为商业银行对贷款人进行甄别的信号。
其次，抵押型信贷配给这种选择机制更加符合转轨时期我国商业银行的利益需求。
我国商业银行在贷款决策中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控制贷款的风险（高洪民，2007）。一方面是银行系统累积的不良资产较多，导致整个系统的运行较为脆弱，因而有效地规避风险是商业银行经营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信贷市场集中度较高。从表2-3中可以看出，我国银行资产集中度不仅高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且在新兴市场国家中也较高；不仅高于具有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美国，同时也高于具有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的日本和德国。即使到2012年，依然没有改变上述结论。
理论上通常认为，在银行资产集中度比较高的国家，银行业内部的竞争程度通常比较低（张洪武，2005）。也正因为此，在竞争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将风险控制作为现阶段经营的主要目标，这是商业银行的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同时，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不匹配，约束机制很严格，而相应的激励机制不足。加之，在现阶段，我国银行系统自身的信息生产能力较差，而市场中具有公允性的评级机构发展也较为缓慢，造成了我国商业银行在信贷资金配置过程中更加倾向于选择抵押品限制形式的融资约束。因为抵押品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公共信息的性质，作为一种市场信号，并不会因为借款人的变化而对信息质量产生影响，比起获取关于借款人投资项目风险、还款概率等私人信息更加方便也更加可靠。近年来监管方面加强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使得商业银行更加依赖于抵押品限制这种融资约束机制。因为在借款人违约的情况下，商业银行还可以通过将抵押品变现而降低损失的程度。
表2-3 中外银行资产集中度比较
注：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我们通过银行资产集中度的比较，来间接衡量我国信贷市场的集中程度。其中，美国、日本和德国的数据来自张洪武（2005），其余数据来自刘梅生（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