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炮火连天和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终于沉寂下来。劫后余生的法国面临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临时政府于1945年10月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选举中贯彻了妇女参加投票的普选制度和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通过选举，由法共、人民共和党、社会党占主导地位的制宪议会一致推举戴高乐为总理，并组成了以这三大党为主体的新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对维希分子和通敌分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清洗和惩办。一大批法奸受到法庭的审判，有4783人被判处死刑，其中786人被立即处死。
临时政府根据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纲领，将雷诺汽车厂、法国航空公司、北方煤矿和主要新闻机构国有化，将法兰西银行等5家银行，以及34家保险公司、电力公司、煤炭公司、煤气公司国有化。
临时政府针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坚决执行紧缩通货的政策，同时冻结物价和工资。它先后两次发行公债，以便缓解财政困难。它还实施了社会保险、家庭补助、奖励生育、带薪休假15天、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等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社会政策和劳动政策。它还于1945年2月推行职工的企业参与制，在企业中建立资方、劳方和工会代表共同组成的企业委员会，以便讨论劳动条件、审议有关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报告。临时政府还推行计划化，从1946年1月开始实施第一计划，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基础工业，以便带动和促进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
在对外政策上，临时政府推行以恢复法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和维护法兰西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方针。它还根据1944年1月布拉柴维尔会议的精神，改变了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允许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自治。
新的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戴高乐与制宪议会之间立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实质涉及政府与议会关系的原则问题，实行何种政治体制问题。戴高乐在与制宪议会冲突中，深感自己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便于1946年1月辞职。他静观法国政局的变化，意图东山再起，施展他的“雄心大志”。
在没有戴高乐的新临时政府期间，制宪议会制定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于1946年10月在公民投票中获得通过。1946年11月选举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1947年1月选出共和国总统并任命总理和组成政府，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正式运作。
第四共和国时期，先后举行过三届国民议会的选举，并根据每届国民议会的政治结构组成了各届政府。从1947年1月至1956年1月，法国先后成立过三党联合政府（社会党、人民共和党和法共）、“第三势力”10届政府（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右翼中间派5届政府。
三党联合政府内部，尤其是法共与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之间在许多政策上意见相左。在经济方面，1947年初，法国经济每况愈下：煤产量下降，粮食供应继续减少，肉类来源几乎断绝。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扶摇直上，而工资则受到严格的控制。4月，雷诺汽车制造厂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法共阁员在内阁会议上支持工人的要求，反对政府冻结工人的工资。在殖民地方面，以社会党人拉马迪埃（Ramadier）为总理的政府在越南进行殖民战争，派兵残酷地镇压马达加斯加人民的起义，法共的议员和阁员都坚决反对。为了排除法共阁员的干扰以便推行反动的内外政策，拉马迪埃于1947年5月5日解除了政府内法共阁员的职务。而法共部长被驱逐出政府，意味着三党联合政府的寿终正寝。
从1947年11月至1952年2月，是“第三势力”执政时期。“第三势力”由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等为主体的多个政党组成。在拉马迪埃排斥法共阁员前夕，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于4月14日成立。“第三势力”既反对法共，也反对日益壮大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第三势力”先后更换了10届内阁，这些内阁要么由于社会经济原因，要么由于外交或殖民地方面的原因逐个倒台。
“第三势力”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国有化，继续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完成了第一计划，从而使法国的基础工业如能源、交通等得到了加强。它努力争取美援，从而加快了法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伐。“第三势力”政府在中后期推行了某些“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利于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此外，“第三势力”第一届政府的外长舒曼提出的建立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加强了法国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联系。1948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1938年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法国在战后初期所实行的配给制度已逐步取消，游行示威越来越少，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法国社会趋向安定。但是，“第三势力”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工资受到抑制等。
在对外政策方面，“第三势力”政府于1948年4月与英、荷、比、卢组织“西欧联盟”，1949年4月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年派兵参加美国的侵朝战争。“第三势力”政府还允许美国在法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一些法国的重要港口、机场、铁路和公路也在美军的控制之下。
战后初期，法国推行肢解德国的政策。1947年以后，在美国的压力下“第三势力”政府对德的态度软化下来，同意德国问题纳入美国的战略计划：建立联邦德国，并武装联邦德国。
在殖民政策方面，“第三势力”政府力图通过法兰西联邦的新形式继续维持其在殖民地的统治。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殖民者一方面疯狂地镇压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玩弄政治手腕。它扩大了对印度支那的殖民侵略。在北非，“第三势力”政府用所谓不妥协政策取代了前期所采用的自由化政策，从而加强了对北非殖民地的控制和镇压。
从1952年3月至1956年1月，是右翼中间派即右翼的独立党和中间派的激进党、人民共和党结成联盟的统治时期。它先后出现过5届政府。
以独立党人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为总理的第一届内阁于1952年3月成立之时，法国财政困难重重。比内内阁决定紧缩财政，发行黄金公债，实行工资指数化。比内内阁的后期，为了进一步抑制物价上涨的势头将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改为统制经济，决定将物价冻结，并向国外大举借债以便解决国库的亏空。但是，比内内阁于12月在预算问题上未能得到人民共和党的支持而倒台。
由激进党人勒内·梅耶（René Mayer）于1953年1月组成的新政府仅存在4个多月就下台了，之后，法国出现了一月有余的内阁危机。直到6月27日，独立党人约瑟夫·拉尼埃（Joseph Laniel）的新政府成立才使法国政局稳定下来。拉尼埃政府在近一年统治期间，遇到诸如经济、罢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印度支那等许多棘手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难题时，右翼政府的僵硬政策和做法经常遭到反对派的攻击，法国某些讽刺作品把这种愚笨的统治称为“牛头专政”。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拉尼埃政府因为在越南奠边府的失败在议会中受到追究而倒台。这是法国战后以来第一次因殖民地问题被推翻的政府。
1954年6月，激进党左翼领袖孟戴斯-弗朗斯（Mendès-France）组成新政府。孟戴斯-弗朗斯是以许下结束在越南的殖民战争的诺言而上台的，因此在法国和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越南、苏联的努力下，终于在7月21日签订了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这场“肮脏战争”。与此同时，孟戴斯-弗朗斯在把《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提交议会讨论时暗示了反对该条约的意向而被否决，从而埋葬了争论达3年多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
1955年2月至1958年6月，法国先后成立了5届政府。在这期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耗尽了财力、物力和人力，使法国财政恶化，国内阶级矛盾加深，导致内阁危机和社会危机。在这期间，政府更迭的频率加快，内阁危机的时间延长，正如当时的法国总统科蒂（Coty）在195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从基本上说，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举行叛乱并企图蔓延到法国本土的危急形势下，科蒂总统力请戴高乐出山解救危难。于是，戴高乐组成新政府并获得制定新宪法的权力。第三届国民议会在批准新内阁和赋予它制宪权后立即休会，这标志着第四共和国寿终正寝。
20世纪50年代是法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时期。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1958年工业生产指数为1939年的2倍。法国的电力、煤炭、石油、汽车、飞机等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随着工业的发展，法国工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专业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在农业方面，1954年与1951年相比，小麦产量增长了48%，马铃薯产量增长了32%，葡萄酒产量增长了11%。畜牧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它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不断地提高。法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
第四共和国时期，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法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个时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已从思辨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变成了行动哲学。其重点是讲人道主义，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反对宿命论，宣扬选择自由和人的社会责任。这个时期，存在主义文学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它对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新小说等文学流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战后，戴高乐以实现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作为执政的宗旨和目的。他在《战争回忆录》第1卷第1章开宗明义地表明他的心迹：“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法国“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伟大、地位、大国、强国构成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内涵。戴高乐复出后的“雄心大志”，就是更加强烈、更加迫不及待地实现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并将“大国梦”“强国梦”与增强法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紧密地挂钩。
戴高乐深知，欲实现“大国梦”“强国梦”，必须改革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1958年9月4日，戴高乐在解释按照新宪法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时说，它“将使共和国变为强大”“也重新得到了它成为伟大的机会”。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在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领导下于1958年7月完成，于9月28日在公民投票中通过。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第五共和国的诞生，半总统半议会制的建立。戴高乐在两任总统时期正是依靠第五共和国政体着手增强法国硬实力和软实力。
戴高乐把经济的强大作为实现“大国梦”“强国梦”的先决条件。针对以谨慎、保守、分散和处于受保护地位为满足的传统经济，他提出“扩张、高产、竞争、集中”。他坚持国有化、计划化，加速工农业改造并使之现代化，改革货币以稳定币值，加强商品的竞争力，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正是在戴高乐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指导下，法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得到了比50年代更高速度的发展。1960～1967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5.5%，超过了联邦德国。1967～1973年达到5.6%。从第五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被法国经济学家称为“辉煌30年”（1946～1975年）中的最辉煌时期。在这个最辉煌时期中，法国经济实力已经在世界排名中居第四位，仅次于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并形成了法国特色经济制度，构成了以国家市场为特征的法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戴高乐大力发展科技，提高科技人员的地位。他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从而使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科技预算年均增长达到5.7%。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法国科研经费增加近10倍。许多重要的科研机构和实验室相继建立起来，基础研究受到高度重视，高科技项目纷纷亮相，科研队伍越来越壮大，科研人员的素质日益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在核能利用、航空航天、铁路、电信、医学和农业等许多方面的技术和科学水平，都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
在军事领域，戴高乐于1959年11月3日在法国高等军事学院的演说中指出：“法国必须有自己的防务，法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利益并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卫自己。”于是，法国建立起独立的防务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制定全方位的军事战略。在建立法国独立防务过程中，他把重点放在发展独立核打击力量上。20世纪70年代，法国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军事强国，仅次于美国和苏联。
在外交领域，戴高乐说道：“主要的是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必须保持独立性。我重新执政以来，这就是我们的规则！”第五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恢复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地位，保持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伟大形象。他反对美苏霸权，均衡东西方关系。他推进欧洲一体化，建立第三极以发展多极化世界。他宣布在外交上要实施“世界范围的政策”，以“非殖民化—合作”政策保持非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重返亚洲，鼓励拉丁美洲国家独立等插手美国后院的事务。戴高乐纵横捭阖的外交从软实力方面展现法国作为“大国”“强国”的地位和作用。
戴高乐执政的后期，法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逐渐严重起来，失业人数增加，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开始受到威胁。尤其是学生们感到前途渺茫，加上对陈旧的教育制度、不合理的教学管理体制和教学方法的不满，巴黎西郊楠泰尔（Nanterre）大学文学与人文学院学生率先起来造反，引发1968年“五月风暴”。在5月份，学生运动波及法国全社会，法国工人举行全国总罢工，声援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使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店铺、银行和邮局关门，交通停顿，电话中断，全国处于瘫痪状态。“五月风暴”震撼了法国和全世界，促进法国当局采取措施，提高职工工资和待遇，改革行政和教育制度。
1969年4月，戴高乐总统最终因参议院和地方改革的失败提前下野。同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当选。从此，开始了蓬皮杜总统的任期。
蓬皮杜作为“现实的戴高乐主义者”，首先保证戴高乐政策的延续性，同时推行“开放”政策，以谋求大国和强国的地位。他还着力抓经济，编制以调整工业结构为重点的第六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经济领域实行分权，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此同时，他于1969年12月颁布根据物价上涨幅度确定各行业最低增长工资额的规定。这期间，法国经济发展平稳，法国社会也比较安定。蓬皮杜坚持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的基本方针，同时也体现开放性。他小心翼翼地维持东西方之间的平衡，于1970年先后访问美国和苏联，并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同美苏首脑会晤。他以法德为轴心推动欧洲联合，一反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立场，于1971年同英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他扩大同第三世界的合作，多次出访非洲，加强同中国的联系。
1974年，西方爆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第四任总统采取扩大公共开支和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自此，“辉煌30年”宣告结束，法国进入了长期的滞胀时期，但经过“辉煌30年”后，法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体系等。之后，他的总理继任者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则采取紧缩的政策同通货膨胀做斗争，但也收效甚微。1980年，法国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农业生产也停滞不前。
外交方面，吉斯卡尔·德斯坦继承了戴高乐外交的基本原则，其提出的世界主义理念实质是大国、地位的同义语，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开展多极外交。他维护法国的独立和安全，不接受“超级大国统治”。他针对苏联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势，加强同北约的军事合作，把“全面防御”的战略改为重点在东方的“前沿战略”，同时以缓和为手段保持法苏的“特殊关系”。他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政治和军事联合的方向发展。他倡导“南北对话”。他于1980年访问中国，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作为左翼社会党领袖，在第五任和第六任总统时期的雄图大略就是把追寻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与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紧密联系。他实施社会党纲领，在“平静的革命”中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推行扩大的国有化，进行地方权力下放，改革司法制度，增加劳动者的权利。在经济政策方面，他推行“膨胀计划”，力图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和增加财政赤字刺激国内消费，以达到振兴经济和增加就业的目的。结果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激增，贸易逆差扩大，经济增长迟缓。他被迫于1982年转向紧缩。在1986年3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右翼一跃而成为多数派。密特朗总统不得不任命多数派领袖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为总理并组成右翼政府，出现第一次左右“共治”。希拉克政府反其道而行之，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
密特朗第二次当选总统后组成左翼政府，从而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左右“共治”。密特朗总统及其左翼政府推行“温和的纲领”，强调“全国团结”和“政治开放”，积极向中间思想和路线靠拢，放弃国有化和高税率等原来社会党的主张。但是，由于法国经济仍然不景气，失业日益严重，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左翼在1993年国民议会换届选举中惨败，右翼一跃而成为多数派。法国出现了第二次左右“共治”。
外交方面，密特朗推行“社会党色彩的戴高乐主义”，即延续性与现实主义、均势原则与社会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新色彩的外交政策。基于欧洲平衡被苏联打破，他要倚美抗苏，在东西方关系中表现为“大西洋主义”，但又在东西方关系中充当“中间人”“调停者”的角色。他在南北关系中表现为“第三世界主义”，推行社会党的理念和突出人权外交。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积极地在欧洲建设“第三种势力”。
希拉克就任第七届就是要实现“法兰西民族复兴”，他大幅度地调整法国的内外政策。他同失业进行斗争，打算消除各种社会排斥现象。他紧缩公共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力求达到首批参加欧洲经货联盟的标准。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采取一系列廉政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使法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更加严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触动了法国中下层的利益，1995年底爆发了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浪潮。法国出现了第三次左右“共治”。以社会党领袖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为总理的左翼联合政府推行青年就业计划、每周35小时工作制、缩短总统任期、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若斯潘大力发展高科技的“新经济”，并宣布法国进入了“新社会”，即“知识社会”。但是，左翼政府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同时使国内治安进一步恶化。
希拉克连任第八届总统和右翼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从而结束了第三次左右“共治”。在这期间，法国继续推行高科技的经济政策，加强治安，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医疗保险，开展社会对话。但是，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失业激增，加上欧洲宪法的被否决，促使让-皮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政府下野。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政府实行“孤注一掷”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减税刺激经济增长，采取措施促进就业，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两届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也受到挫折，引起学潮和工潮，导致社会动荡。
希拉克调整法国的外交政策，推行“更加务实的外交和防务”。他积极推动欧洲建设，加强同德国的合作，坚持如期实现欧洲经货联盟。他同美国保持既合作又抗争的关系，反对单边主义。他加强法俄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他开拓发展中国家的“新疆界”。他重返中东，力图打破美国垄断中东事务的局面。他发展同亚洲的伙伴关系，尤其通过其1997年5月对中国的访问，建立了法中长期的、全面的伙伴关系，把法中关系推进到历史最好时期。
右翼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就任法国第九届总统，要同“旧法国”决裂，为法国打一个“翻身战”，塑造一个“新法国梦”，但2008年下半年遭遇金融危机，并向实体经济蔓延，法国政府不得不转变经济和社会政策，采取措施应急救市，以渡过难关。与此同时，萨科齐果断地进行改革，调整立法与行政关系、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豪华的”退休制度、收紧移民政策等。所有这些，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法国经济的衰退，并陷入了财政危机，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大幅度攀升，大大地突破了欧盟所规定的标准。于是，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政府又走向极端，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从而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失业剧增，购买力萎缩，工潮不断。
萨科齐实施“真正现实主义”的外交。他推行坚实和强有力的安全与防务，全面回归北约。在欧洲，他提出欧宪简化版，解决欧债危机，加强法德轴心，打造法、德、英三角关系。他修复法美关系，但保持在两国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他解冻法俄关系，并逐步建立起“特殊关系”。他加快重返中东的步伐，建立地中海联盟。他提出“非洲优先”，实行维稳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他深化与印度和巴西的关系。在法中关系上，则是一波三折，直到他执政的后期才恢复到正常的轨道。
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就任第十届总统，从而结束了法国右翼长期执政的历史。他要与过去“决裂”，在新世界格局中把法国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强国”。
奥朗德总统成立了具有特色的政府，公布《政府成员职业道德宪章》，欲打造一个“廉洁高效”的形象。他还雄心勃勃地提出厉行节约促进增长的计划，但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上畏首畏尾，从而使财政赤字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公共债务高筑，受到欧盟委员会的警告；国民经济长期处于衰退中，未能走出低谷；失业率和失业数量创近10多年来新高。正因为如此，奥朗德总统的支持率一再下降。
在外交方面，奥朗德总统显示“沉着、稳健、低调”，但是，在维护法国利益、国家主权和独立问题上尽心尽职。他推行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力图以经济外交摆脱国内经济和财政的困境。在欧洲建设问题上一改“德国跟班”形象，发挥领导的作用。在法美关系上进行调整，改变前任总统的“亲美”形象。他大力经营非洲和地中海，积极地插手西亚和叙利亚事务，重视发展与亚洲的关系。他建立和发展紧密长久的法中全面和优先战略伙伴关系。
中间政党共和国前进党领袖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就任第十一届总统两大任务之一，就是恢复法国人民的信心，将法国塑造成“一个更强大、更团结与更开放”的国家。
他摒弃左或右意识形态，左右并蓄，提倡进步主义。他锐意政体改革，进一步克服机构臃肿和腐败现象。他简化行政手续，简约财政开支，努力达到马约标准。他改革劳动法典，使企业和劳动力市场有更多的灵活性。他降低企业税收，为企业松绑。他加大投资力度，呈现凯恩斯主义的回归。他公布反恐法以取代紧急状态。
马克龙开展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出击的外交，不仅继承和凸显了法国传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还把历史文化因素巧妙又精准地融入了外交领域，大幅提升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也为当今混乱不明的国际政治局面带来了一股法兰西式的清新气息。马克龙宣示其外交政策的“三大轴心”，分别为安全、法国的独立地位以及法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他重筑法德轴心，以“默克龙”共同推动“重振欧洲”计划，建设“多速欧洲”。他加强与美国的互动，以紧密与美的关系。他与普京沟通和对话，改善法俄关系以平衡欧美与俄罗斯的关系。他启动1991年建立的法德波“魏玛三角”，稳定中东欧。他继续法国在非洲的存在，积极地插手中东事务。他显示在亚洲的影响力，推进与印度、中南半岛三国、日本的合作。他进一步提升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第五共和国期间，法国文化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在社会科学方面，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建立了诸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学科学说和理论。20世纪60年代初，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派。60年代中后期，在结构主义中又繁衍出了后结构主义，它的理论和主张与结构主义迥然相异。在科技方面，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加大投入，科技得到了飞快的发展，数学、核物理学、医学、航空、电信、宇宙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新小说派”的小说，“新浪潮派”的电影，以及从“新浪潮派”中衍生出来的“左岸派”电影。自80年代中期以后，无论社会科学还是文艺领域，不再有领衔的和影响着法国上层建筑的流派，而是各种理论或思潮交织和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