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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和财政危机在凡尔赛宫召集了中断已久的三级会议。在人民的支持下，第三等级于6月17日通过决议，宣布自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国民议会。7月9日，国民议会改称制宪议会，以便从事立法和制定宪法。国王进行反扑，调兵前来镇压起义的巴黎人民，并宣布解散制宪议会。7月14日，忍无可忍的巴黎人民举行起义，攻克了象征封建统治堡垒的巴士底监狱（Bastille）。这一天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
从攻克巴士底监狱起，革命席卷了法国各地。正是在全国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政权从王室转到了制宪议会手中。制宪议会于8月4日至11日陆续通过决议（即《八月法令》）：废除教会的什一税，减少农民的某些税务，取消封建领主和贵族的特权，废除领主的狩猎、兔囿、鸽舍权和司法权。8月26日，制宪议会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Déclaration des Citoyens et des Hommes，简称《人权宣言》）。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言论、信仰、著述和出版自由；人民主权、代议制和三权分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行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宣言第一次把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所阐述的思想和提出的主张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下来。宣言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启发了人民的革命意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路易十六准备反革命政变，于10月初召集反动军官聚集在凡尔赛宫。消息一经传出，革命的群众十分愤怒，结队涌向凡尔赛。在愤怒的巴黎人民面前，路易十六被迫答应批准《人权宣言》。与此同时，制宪议会加紧制宪工作和进行改革。1791年9月3日，制宪议会通过了宪法，即1791年宪法。该宪法规定法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1791年10月1日成立新的立法议会。在该立法议会中，斐扬派（Feuillants）坚持君主立宪制，是右派，占多数；吉伦特派（Girondes）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属中间派，占第二位；雅各宾派（Jacobins）是激进民主派，属左派，人数较少。1792年8月10日，巴黎群众再一次发动起义，攻入王宫，逮捕国王路易十六。立法议会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废除了君主制，通过了召开国民公会的决议。国民公会召开之时，立即宣布废除王政，并于1792年9月22日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1792～1804年）。国民公会还颁布革命历法，把建立共和国这一年称为共和元年。国民公会中占多数的吉伦特派执政以后，在人民的坚决要求下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吉伦特派统治期间，国际上在英国积极策划下组成了第一次反法联盟，在国内爆发了王党的武装叛乱，经济恶化，物价上涨。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吉伦特派倒行逆施，激起了巴黎人民的愤怒，终于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于1793年6月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政权转到雅各宾派手中。
雅各宾派时期，其领袖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等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他首先解决革命的中心问题——土地问题，使一些贫苦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废除一切封建权利，豁免农民的各种义务（包括地租和封建苛税），从而使广大的农民都成了小土地私有者。国民公会于1793年6月24日通过了一部新宪法，即1793年宪法（或称共和元年宪法）。宪法宣布法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设置由年满21岁的男子普选产生的立法会议、执行会议。宪法规定公民享有人身、信仰、出版、请愿、结社等自由，人民还拥有起义权。1793年宪法是法国宪法史上最民主的宪法，它对欧洲和世界的革命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1793年7月起，法军在前线连遭失败，英国、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的军队纷纷攻入了法国领土。国内叛乱蔓延到60个郡。消息传到巴黎，愤怒的群众于9月4～6日连续举行大规模武装示威，要求采取极端措施。国民公会被迫于5日通过决议，同意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制定全面限价法令，实行恐怖政策等。违反法令者按嫌疑犯对待。国民公会还于10月10日通过决议，将临时政府改为革命政府，行政官员必须接受救国委员会监督。正是这些恐怖的统治，击退了国内外敌人猖狂的进攻，遏制了物价上涨的势头，稳定了政局。从1794年春开始，雅各宾派逐渐取消某些极端的政策，但仍然存在一些滥用恐怖政策的行为。到6月，罗伯斯庇尔为了摆脱困境，进一步加强了恐怖统治，使恐怖扩大化，从而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罗伯斯庇尔为首的雅各宾派越来越孤立。
反对罗伯斯庇尔“独裁者”及其恐怖政策的各派人物结成热月党（Thermidoriens），于1794年7月27日发动“热月政变”并把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热月政变”标志着法国大革命上升路线的终止，此后法国大革命逐渐走向低潮。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千余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法国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动摇了欧洲的封建体系，促进了欧洲各国革命的到来。
热月政变使政权从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手中转到资产阶级温和派手中。在热月党人统治期间，封闭雅各宾俱乐部，取消最高限价法令，解散巴黎革命市政府，释放一部分在押的不合法律手续的嫌疑犯，恢复经济自由，结束恐怖统治，建立了资本主义正常统治秩序。与此同时，热月党人坚决打击和镇压逃亡的贵族和王党分子的暴动，捍卫了大革命的胜利果实。国民公会于1795年8月22日通过共和三年宪法。新宪法规定成立督政府的集体行政制度。第二督政府期间，王党分子的叛乱接连不断，热月党人政权因镇压人民运动而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热月党的内部纷争，欧洲第二次反法联盟的侵略，造成了政治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于1799年11月9日发动了政变（即“雾月18日政变”），成立了以拿破仑为首的执政府。雾月政变和执政府的建立，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结束。
执政府期间，拿破仑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政治、法律、宗教方面的措施。
拿破仑于1800年击溃了在意大利的奥地利军队，并向奥地利南部进军，迫使奥地利皇帝签订和约。他于1802年粉碎了第二次反法联盟，沉重地打击了欧洲封建反动势力，解除了对法国的外来威胁。他为了争取天主教的支持，于1802年与罗马教皇签订了《教务协议》，承认天主教为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他严惩王党复辟分子。他整顿财政，改革税制，使国家财政走向稳定。他取消了自大革命以来实行的地方自治，地方行政长官均由中央任命，从而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管理制度和一整套官僚机构。
拿破仑为了巩固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亲自主持和制定了《法国民法典》，并于1804年3月正式颁布。这部法典，是根据大革命前后所颁布的法律、法令、法学家的学说和罗马法制定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了规定，体现了全体公民民事权利的平等原则、契约自由原则、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法典确定了新的土地关系，肯定了小农经济所有制，保证农民能够耕种自己的土地。这部法典不仅对法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也产生重大的影响。
拿破仑在执政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巩固了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和资本主义制度。元老院为了报答他，于1802年宣布第一执政为终身任职，于1804年5月把共和国改为帝国。同年12月，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称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Ⅰ）。从此开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时代。
拿破仑在成立法兰西第一帝国后同英、俄争夺欧洲的霸权，相继粉碎了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反法联盟。到1810年，法兰西第一帝国控制了除英国以外几乎全部西欧国家和地区。拿破仑所到之处，破坏了这些国家的封建基础，或多或少地废除了封建义务，推广了《法国民法典》，促进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
法兰西第一帝国期间，拿破仑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制，皇帝任免省长，省长则对地方进行统治。保民院被废除，立法院形同虚设。拿破仑通过听命于他的参事院和元老院来直接颁布法令。他改组司法部门，改变陪审员的遴选方式。他设置一批世袭的封土爵位，分别赐给文武功臣。但受封者只冠以名义和领取俸禄，并不真正享有领主的权力和占有土地。拿破仑培育起帝国贵族，建立起一整套宫廷官制，恢复了繁缛的朝仪。为了战争和个人独裁的需要，拿破仑进一步限制人民的自由，对出版社、印刷所、剧院等建立审查制度。
拿破仑继续主持和制定其他的法典，1806年的《民事诉讼法典》、1807年的《商法典》、1808年的《刑事诉讼法典》和1810年的《刑法典》，统称为《拿破仑法典》。他整顿文化教育，建立公立学校，统一教学计划和学校纪律，建立国家师资考试制度等。他重视知识分子和科学家，鼓励科学研究，从而在第一帝国时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科学家。
拿破仑的穷兵黩武，加上农业危机和商品匮乏，法国人民不堪重负，反抗拿破仑专制独裁的斗争日益高涨。在被法兰西帝国侵占的土地上，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也在奋起反抗。拿破仑因此内外交困。他企图以征服俄国来挽救危局，于1812年6月率42万大军侵入俄国，但遭到惨败。从此，法兰西第一帝国由盛极走向衰落。1813年第六次反法联盟建立，同年10月拿破仑率60万大军在莱比锡与联军展开决战，结果遭到失败。1814年3月31日，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被放逐在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île d’Elba）。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八（Louis ⅩⅧ）即路易十六之弟登位。封建王朝复辟，大批逃亡的贵族返回法国进行报复，激起了法国人民的不满。拿破仑利用这种大好时机，于1815年3月1日率领千名士兵从法国南部的戈尔夫瑞昂湾登陆，20日返回巴黎重登帝位。但是，拿破仑在抗击第七次反法联盟中于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滑铁卢（Waterloo）会战时大败。拿破仑于6月22日再次退位，法兰西第一帝国寿终正寝。拿破仑第二次登位仅100天，故被称为“百日政变”。
路易十八第一次复辟时感到要完全恢复旧的封建制度已无可能，只得与大资产阶级进行妥协，于1814年6月4日签署宪章，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
波旁王朝在第二次复辟后借助国外封建势力实行白色恐怖，设军事法庭和特别法庭，审讯大批爱国者和革命者，截至1815年8月，被捕者达7万人以上，分别被判处死刑、徒刑或流放。波旁王朝还加强书报检查制度，限制个人自由，禁止一切集会和结社。反动贵族进行反攻倒算，夺回革命时期被没收的财产。天主教会重新掌握学校教育，组织“金色青年团”来训练大批暴徒，疯狂地迫害革命者和新教徒。波旁王朝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法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821年出现了秘密革命社团“烧炭党”，准备使用武装暴力推翻波旁王朝，但几次起义均告失败。
1824年9月，路易十六另一个弟弟阿图瓦伯爵（Artois）继承王位，称查理十世（Charles Ⅹ）。他极端仇视革命和君主立宪制度，发誓“宁可去锯树也不能按英国那种方式进行统治”。他于1830年7月公开违背1814年宪章，先后颁布四道敕令，封闭报刊，解散议会，规定只有土地所有者才拥有选举权。“七月敕令”成为导火线，全国学生、职员、小商、部分士兵和退伍军人首先发难，接着工人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举行武装起义，“打倒波旁王朝！”的口号此起彼伏。起义者攻入王宫，查理十世仓皇逃往英国。七月革命获得了胜利。
七月革命的成果被银行家、铁路大王、大矿山主、交易所大王等组成的金融贵族集团所窃取，他们拥护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继承王位，从此开始了七月王朝的统治。
七月王朝如同复辟王朝一样，实行君主立宪制，但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与1814年宪章比较，1830年宪章删除了前言部分，把天主教从“国教”改为“大多数人民的宗教”；恢复三色旗为国旗；废除出版物的审查制度；取消贵族的特权；限制国王的权力，扩大下议院的职能，降低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从而使新的君主立宪制具有二元制的特征，国王和议会是两个权力中心。在七月王朝的初期，菲利普对内进行了某些改革，对外竭力避免与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发生冲突，担心战争会损害金融贵族的利益；另外，积极推行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继续进行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直到1847年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起殖民统治。
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工商业随着工业革命进一步的深入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工业中广泛采用大机器，如1830年只有蒸汽机约600台，1848年达到4850台，从而促进了工业的发展。法国工业1830～1835年的年增长率为3.36%，1835～1840年为3.07%，1840～1845年为3.36%。农业在缓慢地增长，七月王朝时期共增长了37%。法国金融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出现了一批银行和银行家，他们通过贷款或直接投资，控制了金融、粮食、铁路、矿山、工业企业，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取得了优势地位。
七月王朝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法国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包括银行家、工业巨头在内的大资产阶级及其势力迅速膨胀，主宰了法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构成了七月王朝的社会基础。中、小资产阶级进一步分化，他们受到七月王朝的限制和金融集团的压迫。工人阶级的数量激增，1848年有600万人左右，其中产业工人约占1/5。他们在法国资产阶级以原始资本积累方式的残酷剥削下处境极为悲惨，有着革命的愿望和要求，先后在巴黎和里昂发动过起义。
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科技和思想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在科技方面，法国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医学都有了重大的发现和发明创造，超过了英国，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新中心。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思潮，如圣西门（Saint-Simon）、傅立叶（Fourier）的空想社会主义，路易·勃朗（Louis Blanc）和蒲鲁东（Proudhon）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卡贝（Cabet）和布朗基（Blanqui）的空想共产主义。在文学艺术方面，先是以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的诞生和发展，之后是以司汤达（Stendhal）和巴尔扎克（Balzac）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从浪漫主义的流派中脱颖而出。在史学界，首先是收集和出版了许多回忆录、通信、手稿等，然后是反思和解释历史，探索历史事变的真正原因，出现了如梯叶里（Thierry）、基佐（Guizot）、梯也尔（Thiers）这类历史学家。
1845～1846年，法国农业歉收引发经济危机，并与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巴黎工人阶级和学生、市民等群众于1848年2月奋勇而起，举行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唱着《马赛曲》，和平示威转变成武装起义，高喊“打倒路易-菲利普”“共和国万岁”等口号。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但是，二月革命的胜利成果被以拉马丁（Lamartine）、赖德律-洛兰（Ledru-Rollin）为首的资产阶级共和派所篡夺，于2月24日成立临时政府，并在革命群众的强大压力下于2月25日宣布实行共和制度，成立法兰西第二共和国。
临时政府公布了一系列与劳动人民的利益直接有关的法令和措施：在三色国旗的旗杆上系上红色丝条来象征革命；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工作做，创办国家工厂来安置10多万失业工人，并成立了工人问题委员会（因设在卢森堡宫，故又称卢森堡委员会）来调解劳资之间的纠纷；每天工作日缩短一小时；废除选民财产资格的限制，实行普选，从而使选民数量由24万人猛增到930万人；实行出版、集会和结社自由，废除民事拘禁、债务囚禁法、政治犯死刑、恐怖制度、殖民地奴隶制度，取消参加国民自卫军的资格限制，释放政治犯；在经济方面，实行货币流通，重新开放巴黎交易所，提高银行存款利息，改革酒税，取消盐税，等等。临时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给第二共和国打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
与此同时，临时政府不断地强化资产阶级的权力机构和镇压工具，增加对农民的税收，挑拨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尤其与农民的关系。特别是在制宪议会和新政府成立后，资产阶级共和派实现了其独占统治。当6月22日政府宣布解散国家工厂时，巴黎工人于第二天就掀起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并提出了“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民主的社会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和标语，充分反映了六月起义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动政府对起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枪杀工人达1.1万，逮捕、判刑、流放工人达3万。六月起义是无产阶级试图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建立自己统治的第一次大搏斗，尽管遭到挫折，但它所表现出的法国无产阶级不怕牺牲和敢于斗争的精神为后人所敬仰。
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从法律上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11月4日通过了宪法，即1848年宪法。这部宪法规定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实行总统制。在总统选举中，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利用农民对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一世土地政策的怀恋、城市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共和派税收政策的不满、大资产阶级君主派欲复辟君主制的愿望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于1848年12月登上总统的宝座。他进一步集中总统的权力，取消普选制，限制人民的民主和自由。他于1852年11月强迫人民投票赞同恢复帝制。法兰西第二帝国从此诞生。
法兰西第二帝国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从而完成了工业革命，使法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工业国。巴黎已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在此期间，法国人口由3578万增加到3850万。
在国内政局稳定和在国外重新获得欧洲的优势之后，拿破仑三世着手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如实行政治大赦、放宽对社会生活的控制、增加代议制机构的权限、制定新闻法和集会法、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等，特别是1870年4月通过的一项元老院法令，使皇帝权力进一步削弱，从而使19世纪50年代的“专制帝国”逐渐地向60年代的“自由帝国”转变。
但是，拿破仑三世步其叔父的后尘实行对外扩张。拿破仑三世的内外反动政策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导致了政治危机。为消除国内革命危机和满足大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于1870年7月对普鲁士宣战。但是，战争一开始法军就连连败退，特别是在色当（Sedan）战役中法军大量伤亡，拿破仑三世最终被迫于9月2日竖起白旗，和麦克马洪（Mac-Mahon）等将领及8万多部队成为普军的俘虏。消息传来，巴黎人民义愤填膺，推翻了法兰西第二帝国。
第二帝国时期，法国主要城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中首都巴黎面貌的变化最为典型。从1853年起，巴黎开始了扩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耗资25亿法郎，使巴黎城市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变成了雄伟、庄重、整洁而又美丽的世界名城。第二帝国时期，在法国文坛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流，其主要代表是福楼拜（Flaubert）。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不仅对过时的封建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且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进行揭露和鞭挞。在绘画领域，印象主义画风十分盛行，其代表人物是德加（Degas）、莫奈（Monet）等。在哲学领域，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实证主义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在此期间，法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尤其在生物、化学、医学、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在这些领域内产生了一些国际上知名的专家和学者，如创建了微生物学的巴斯德（Pasteur），发明了平炉炼钢法的马丁（Martin）等。
色当的惨败和拿破仑三世投降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震动了整个巴黎。9月3日晚，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国民自卫军和市民纷纷涌上街头，高喊“打倒帝国”“共和国万岁”等口号。9月4日下午，议会中以甘必大（Gambetta）为首的共和派带领示威群众来到市政厅，宣布了由共和派拟定的临时政府的名单，从而废除了第二帝国，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革命的成果落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的手中。
清一色的共和派临时政府于9月5日吸收奥尔良派参加并改组为国防政府，以便依靠掌握军权的奥尔良派将领抵御普军的入侵。但是，以奥尔良派为总理的国防政府奉行对外投降、对内镇压革命群众的政策。普军趁机长驱直入，包围了巴黎。国防政府于1871年1月5日不战而降。在此危急时刻，法国工人阶级和其他革命群众于3月18日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政府机构，解放了巴黎。
巴黎公社（Commune de Paris）从3月18日至28日为第一阶段。国民自卫军联盟中央委员会负责建立革命秩序，保证巴黎安全，供应粮食和与外省联系，镇压反革命。26日至28日，巴黎举行公社选举。当选的公社委员基本上是由巴黎群众代表组成，其中大多数是工人或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3月28日至5月1日为第二阶段。巴黎公社在这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旨在打碎旧国家机器的法令，建立起新型政权机构——公社委员会。公社委员会由普选产生，对选民负责，可以随时撤换。公社委员会建立了直属公社的10个委员会，具体分管法律、军事、粮食、财政、司法、治安、经济、社会、教育和对外联络。公社确定了公职人员的公仆地位和待遇，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监督。在经济方面，公社组织劳动生产，保证工人利益，没收逃亡的资本家企业，工人管理工厂，等等。在教育方面，公社实行政教分离，把教士驱逐出学校。
5月1日至28日为第三阶段。逃亡到凡尔赛的梯也尔政府纠集了反革命武装，并勾结普鲁士军队于4月20日开始进行反扑。巴黎公社战士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英勇地同敌人浴血奋战。5月1日成立的“救国委员会”集中权力领导对敌斗争。5月21日，梯也尔军队突入巴黎并占领巴黎的西南角。救国委员会发出号召，进行全民动员。整整一周时间，公社战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直到5月28日最后一批公社战士在拉雪兹神父公墓（La Chaise）壮烈牺牲。在“五月流血周”内，3万名公社战士倒在巴黎街头。
梯也尔政府攻占巴黎后继续进行镇压，4万多名公社战士或被处死，或被流放，或被终身监禁，或逃亡国外。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给人类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巴黎公社的芳名永垂史册。
法国资产阶级在镇压了巴黎公社之后才真正着手解决国家政治体制问题。新总统麦克马洪上台后，国民议会中形成了奥尔良派与温和共和派占多数的格局。1875年1月，温和共和派议员瓦隆（Wallon）在宪法草案关于总统选举的方式上提出包含“共和国总统……由众、参两院选举产生”内容的修正案以一票的多数优势获得通过。共和制就像“从窗户潜入”那样被勉强接受。到1875年7月，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全部获得通过。
1878年12月，共和派再次组阁，夺回了行政权。1879年1月，共和派在参议院改选中又赢得了多数。麦克马洪见大势已去，被迫辞去总统职务，由共和派朱尔·格雷维（Jules Grévy）顶替。至此，众、参两院及内阁、总统职位已尽数被共和派所掌握。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经过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前进和倒退的激烈较量，经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共和制的多次反复变换，“共和派的共和国”的政治体制终于得到最后的确立。正是在这种力量对比的情况下，参、众两院做出几项决议：将国家机构从凡尔赛迁回巴黎；将《马赛曲》定为法国国歌；7月14日为法国国庆日；对巴黎公社的流亡者予以赦免。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经济尤其是冶金、电力、汽车、化学等新兴工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00年至1913年，法国钢产量增加了3倍，达到468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7%。法国的汽车工业和航空工业居世界首位。法国垄断组织最早出现在冶金、采矿和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是法国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垄断使法兰西银行的200个大股东控制了法国经济命脉，形成了财政寡头集团——两百家族。法国的资本输出占世界的第二位。法国已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和高利贷帝国主义阶段。
19世纪80年代，温和派共和党人执政，它强化议会的权力和完善议会制度，努力实现政权和社会生活世俗化、民主化，对军队、法院、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改革，全面推行文官考试制度，修改宪法并规定“政体的共和制形式不容成为宪法修正案的对象”“曾经统治过法国的家族成员不得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经过修改过的1875年宪法，才由君主主义和共和主义妥协的产物逐渐变成一部具有共和议会制精神的宪法。温和派共和党人执政期间，还对教育进行改革，实行世俗国家来领导教育和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恢复和整顿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实行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废除臭名昭著的《勒沙普利埃法》（lois de Le Chapelier），承认劳资各方组织行业工会的权利，使广大的公民享受比过去更多的民主自由权利，从而促进了全国工会运动的迅速发展。
法国工人运动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逐渐恢复了元气，1879年成立了法国工人党，它也是在法国近代历史上诞生的第一个政党。在其领袖朱尔·盖德（Jules Guesde）和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领导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日益增长。1893年，社会主义派别在议会中获得了50个席位。1894年，反动势力诬告犹太军官德雷福斯（Dreyfus）出卖军事机密，妄图借此接管共和政府。社会主义者在德雷福斯案件和独立社会主义者米勒兰（Millerand）入阁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对立，分别组成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前者反对米勒兰入阁，后者表示支持。到1905年，这两大派联合组成统一社会党。此后，工人运动进一步高涨，连续爆发罢工，但先后遭到镇压。
20世纪初，是激进共和派统治时期。激进共和派对反对共和制的教权派进行打击，解散了34个教会组织，封闭了3000所教会学校。激进共和派为主的议会还于1905年通过了《政教分离法》。该法使政教分离，规定教会不得干预政治，政府不给予宗教津贴，从而保证了法国人的信仰自由和进一步打击了教会势力。
无论是温和派共和党人执政还是激进共和党人执政，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准备对德复仇和进行殖民扩张。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把法国的殖民领土面积扩张到相当于法国本土面积的20倍，成为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大帝国。在欧洲，法国为了摆脱自己的孤立地位，于1892年与俄国缔结军事同盟，1904年与英国缔结协约。从而形成了以英、法、俄协约国为一方和以德、奥、意同盟国为另一方的两大军事集团。它们积极扩军备战，重新瓜分世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法国文化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文学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流派，前者的主要代表是左拉（Zola）和莫泊桑（Maupassant），后者的主要代表是马拉梅（Mallarmé）等。在哲学方面，20世纪初出现了贝格松（Bergson）哲学的热潮，对后来的哲学流派、文学艺术以及政治和宗教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在艺术方面，印象主义分裂为依据科学原理来取得预期效果的新印象主义和更强调个性表现力的后印象主义。雕塑方面的主要代表是罗丹（Rodin）。在音乐方面，法国继承了民族音乐的传统，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作品。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简称一战）。它是以法、英、俄、美等协约国为一方，以德、奥、意、土耳其、保加利亚同盟国为另一方。法国参战的目的，就是对德复仇，夺回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侵占萨尔煤矿区（Sarre），分裂德国，恢复在欧洲的霸权地位。
早在战争爆发之前，法国就已经积极做准备。法国政府于8月1日发布总动员令，各个党派组织，都在“保卫祖国”“保卫法兰西”的幌子下联合起来。它们在议会中一起投票通过了军事拨款，宣布法国处于军事状态，实行书报检查制度。8月26日，进一步扩大的“神圣联合”内阁成立，它是战时的“国民联合”内阁，包括了法国主要党派。“国民联合”内阁是在“保卫法兰西”的名义下，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战争。
战争初期，西线德军兵分五路进入法国北部地区，从8月21日至24日，接连进行了洛林、阿登、蒙斯（Mons）、沙勒罗瓦（Charleroi）4个边境战役。其结果是法、英、比利时军队全线溃退。法军伤亡约有14万人。德国第一军长驱直入，威胁巴黎的安全。法国政府紧急改组，并仓皇地撤离到波尔多。但是，法国军队的主力集中在东北战线，在洛林一带向德军进攻。当法军加强左翼一带的防卫来保卫巴黎时，德军受到了法军两面夹击的威胁。9月5日起，法德两军在马恩河一带展开激烈的战斗，双方共投入100多个师和200多万兵力。到10日，德军逐渐地不支，败退到埃纳河一带。马恩河战役粉碎了德国的冒险计划，巴黎得救了，整个西线也转危为安。协约国曾经利用在这个地区兵力上的优势于春季和秋季在香槟和阿图瓦（Artois）等地区发动攻势，但未能奏效。自此，在西线协约国和同盟国的两军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1916年，双方在法国形成拉锯战。1917年4月，法军企图以闪电战的方式在24小时内突破德军防线，结果伤亡惨重，一无所得。战争的灾难、工农业生产的破坏、物价飞涨、物资的匮乏，促使法国人民觉醒和反战情绪高涨。加上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的影响，法国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和争取和平的斗争此起彼伏。前线大部分法国士兵处于骚动状态。1917年11月组成的克雷孟梭内阁（Clemenceau）对内采取高压政策，不仅镇压人民的反战运动，而且还要逮捕、监禁统治集团内的反对派；对外则要强化战争。
1918年，法国福煦（Foch）被任命为法英军队联合总司令，统一指挥军队。美军参战并于2月增援到欧洲战场，从而使协约国军力大大增强。7月18日，协约国军队在马恩河一带展开攻势，俘虏德军3万人。8月8日又在亚眠地区全歼德军16个步兵师。9月，协约国军队全面出击，使德军的主力迅速瓦解，德国于1918年11月正式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法国作为战胜国，通过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收回了1870年丧失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共有15400平方公里土地和190万人口；可以利用萨尔的煤；获得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扩大了殖民地范围。
正是利用获得的赔款和新的领土等有利条件，法国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1921～1929年，法国工业生产增加了1倍多，其中工业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超过了英国和德国同期的增长速度。20年代，法国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兴工业部门迅速地崛起，传统工业逐渐没落。1924年农业总产量达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农业生产逐渐走向现代化。国内贸易十分活跃，外贸总额1913～1929年增长了50%。当时法国外贸总额已占世界贸易总额的6%。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国城市人口迅速增加。1921年城市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6.4%，1931年提高到51.2%。20年代，法国已经从农业-工业国一跃而为工业-农业国。
1920～1924年，由右翼政党组成的“国民联盟”执掌政权。该联盟对内实行反动的政策，禁止公务员参加工会和罢工，拒绝实行8小时工作制，反对劳资签订集体协议。在对外政策上，该联盟推行反苏抑德的政策。法国反对修订《凡尔赛和约》，坚决要求德国赔款。当得不到满足时，法国联合比利时于1923年1月强占了鲁尔区（Ruhr）。
国民联盟的内外反动政策激起了法国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行动起来进行抵制反动政策的斗争。1920年2月至3月，法国工人发动罢工，参加者达百万人之多，罢工者要求增加工资和实行8小时工作制。与此同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也出现了新的潮流。1920年12月在图尔召开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以加香（Cachin）为首的多数派投票赞成加入共产国际，并拉出队伍来成立法国共产党（简称法共）。1922年，法国总工会中的革命少数派经过长期斗争，另成立统一总工会。法共的成立进一步促进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1924～1926年，“左翼联盟”上台执政，对部分人实行大赦，从鲁尔区撤出了法国占领军，承认了苏联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24年8月，法国被迫接受振兴德国经济、复活德国军火工业以保证赔款支付的“道威斯计划”。1925年10月，在美国幕后支持下，协约国与德国缔结了《洛迦诺公约》。“道威斯计划”和《洛迦诺公约》的签订使法国丧失了对德国的一张王牌，削弱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地位。
“左翼联盟”推行强硬的殖民主义政策。他们于1925年春伙同西班牙共同发动殖民战争，经过一年的血战绞杀了法属摩洛哥和西属摩洛哥交界处的里夫共和国。他们还于1927年秋出兵镇压了叙利亚的民族起义。殖民战争使法国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左翼联盟”政权终于在1926年7月寿终正寝。法国各个右翼政党联合起来，组成了国民联合政府。它实际上是“国民联盟”政府的翻版。
20年代，法国文学和艺术有了新的变化。在文学方面，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达达”（Dada）思潮，由于它的反理性和反传统的虚无主义的特征，在20年代丧失了市场而走向没落。以阿拉贡（Aragon）为代表的超现实主义文学逐渐兴起。他们试图挖掘和解放被理性和传统所压抑的意识和感情，捕捉人们思维活动的原始状态和梦幻。与此同时，批判现实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也开始出现，其代表人物是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20年代是法国戏剧繁荣的年代，特别是喜剧题材的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先锋派”电影的影响不断地扩大。在绘画方面，占主导地位的是立体派艺术。
1930～1936年，法国爆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激化了法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并在德国法西斯的影响下，法国极右势力抬头，法西斯组织纷纷出现，如产生了“法兰西行动”“火十字团”“法兰西团结”“法兰西主义”“爱国青年”等10多个组织。其中，“火十字团”是当时最大的法西斯组织，共有30多万成员。这些极右组织反对多党制和议会制，反对传统的民主制度，主张在法国建立个人专制独裁。它们还宣传反犹太主义，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对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法西斯威胁的紧急关头，法共、社会党、激进党抛弃前嫌，逐渐地联结起来。它们于1935年7月共同组织了5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接着建立了人民阵线全国委员会，联合了法国所有的左派力量。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正式成立了。人民阵线在1936年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议会的559席中占有337席。接着，人民阵线组成了以社会党人勃鲁姆为总理的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法共虽然没有入阁，但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将全力支持左翼政府。
勃鲁姆政府主持劳资谈判并达成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的《马提翁协议》（Matignon），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职工每年两周带薪休假制度，完善集体合同制度。勃鲁姆政府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部分军火工业实行国有化，对法兰西银行实行监督，建立全国铁路公司等。勃鲁姆政府还下令解散所有的法西斯组织。在对外政策方面，勃鲁姆政府纵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绞杀西班牙的民主革命运动。它极力回避与苏联就《法苏互助公约》具体化问题达成协议。它还极力寻求与德国的和解，以让步和妥协来换取德国的谅解。
1938年4月，激进党人达拉第（Daladier）组成以激进党为主体、吸收中派和右翼人士参加的政府。达拉第抛弃了人民阵线纲领，实行货币贬值，增加直接税和间接税，取消了每周40小时工作制，从而导致物价上涨和人民购买力下降。与此同时，激进党千方百计地寻求机会断绝与人民阵线的关系，于11月正式宣布退出人民阵线。自此，人民阵线彻底瓦解了。在对外政策方面，达拉第政府与美英一起推行“不干涉主义”，即“绥靖政策”。它于1938年9月与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举行四国首脑会议，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该协定使捷克丧失了1/3以上的经济资源，并为德国法西斯向东欧和东方的扩张扫清了道路。
当1939年希特勒先后吞并捷克、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变成德国的附庸之后，当希特勒与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后，达拉第政府才打破了祸水东引的幻想。但是为时已晚，一场灾祸即将降临到法国国土上。
30年代，法国自然科学的研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下降，但在原子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等某些领域仍然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如约里奥·居里夫妇（Joliot Curie）发现了人工放射性，它是人类改造微观世界的一个突破。他们因此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在文学方面，关心“人类处境”的小说应运而生。以萨特（Sartre）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开始出现。
1940年5月，希特勒在欧洲西线发动强大的攻势，在占领荷、比、卢之后，用装甲部队绕过法国的“马其诺防线”（Maginot），从北面长驱直入法国。5月法英联军在敦刻尔克大撤退。6月14日，巴黎沦陷。6月16日，刚刚上任的贝当（Pétan）总理代表法国政府向德国投降。根据法德双方签订的《法德停战协定》，法国的东部和北部约占全国面积2/3领土归德国占领。贝当政府偏安维希，改称“法兰西国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存在65年后寿终正寝。
正当法国的大半壁江山遭受德国法西斯蹂躏时，曾任雷诺政府（Renaud）陆军部副国务秘书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只身飞往伦敦，于6月18日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在讲话中，戴高乐高举争取民族独立的大旗，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抗战到底。他在英国组织“自由法国”运动。自此，戴高乐及其领导的“自由法国”（后改为“战斗法国”）的影响迅速扩大，并赢得了国内尤其是海外的支持。到1940年底，“自由法国”领导的殖民地人口已超过1200万。法国的抵抗运动依靠法属非洲的辽阔土地和丰富资源进行斗争。“自由法国”还在法国本土开辟战场，团结和协调法国本土的抵抗运动。到1942年，“自由法国”的军队已达到7万人以上，并拥有空军和海军。他们在北非和法国本土同德国法西斯的军队浴血奋战。
在法国本土，从德国法西斯占领开始就产生了自发的、各自分散的抗德斗争。到1940年末，已经出现了许多抗德的组织，各个阶层都有人参加。这些抗德组织散发传单，出版地下刊物，收集德军情报。从1941年夏季起，法国本土的各个抵抗组织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建立了地区性和职业性的民族阵线委员会，从而使国内的抵抗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1943年9月，科西嘉岛的抵抗组织发动起义，赶走了德军和意军，解放了全岛领土。
为了统一领导法国本土的抗德斗争，戴高乐指派代表让·穆兰（Jeans Moulins）于1943年5月成立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全国抵抗委员会领导下，各省和地方也相应建立了省和地方抵抗委员会（又称解放委员会）。全国抵抗委员会还于1944年3月宣布了其纲领：惩办卖国贼，保障民主自由，实行一系列改革。同年，法国本土的所有抵抗组织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军队，即“法国国内战斗部队”，简称“内地军”，其数量已达到50多万人。在内地军中，法共领导的“游击队和自由射手”占一半。在海外，戴高乐于1943年6月建立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法国的中央政权机构，从而使法国国内和国外的抗德斗争有了一个领导核心。“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于8月获得苏、英、美的承认，先后与26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1944年6月，戴高乐宣布将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法国临时政府，领导国内外的抗德斗争。此时，法国临时政府已拥有23万野战军、15万殖民地军、5万海军、32万吨位的舰队、3万空军和500架飞机。
当苏军对德国法西斯的军队展开全面大反攻时，美英联军于1944年6月6日在法国西北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8月，美英联军又在法国南部的土伦、马赛登陆。此时，法军与美英联军在法国国土上与德军共同作战。内地军也在加紧打击敌人，并解放了全国一半以上的领土。同年8月19日，在法共推动下，全国抵抗委员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通过举行起义的决议。8月25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并解放了巴黎。法国临时政府迁往巴黎并进行改组，吸收国内抵抗运动成员参加。戴高乐回到法国后立即解除法共领导的武装，于8月28日下令解散内地军，9月19日又命令内地军与正规军合并，并解除了所有抵抗组织的武装。此时，临时政府继续对德作战，直到1945年法国全部解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许多文学家投身抵抗运动，如萨特、阿拉贡等。他们一扫以往颓废的气氛，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抵抗文学作品。
1945年5月8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炮火连天和硝烟弥漫的欧洲战场终于沉寂下来。劫后余生的法国面临许许多多亟待解决的难题。
临时政府于1945年10月举行制宪议会的选举。选举中贯彻了妇女参加投票的普选制度和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通过选举，由法共、人民共和党、社会党占主导地位的制宪议会一致推举戴高乐为总理，并组成了以这三大党为主体的新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对维希分子和通敌分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清洗和惩办。一大批法奸受到法庭的审判，有4783人被判处死刑，其中786人被立即处死。
临时政府根据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纲领，将雷诺汽车厂、法国航空公司、北方煤矿和主要新闻机构国有化，将法兰西银行等5家银行，以及34家保险公司、电力公司、煤炭公司、煤气公司国有化。
临时政府针对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坚决执行紧缩通货的政策，同时冻结物价和工资。它先后两次发行公债，以便缓解财政困难。它还实施了社会保险、家庭补助、奖励生育、带薪休假15天、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等有利于劳动人民的社会政策和劳动政策。它还于1945年2月推行职工的企业参与制，在企业中建立资方、劳方和工会代表共同组成的企业委员会，以便讨论劳动条件、审议有关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报告。临时政府还推行计划化，从1946年1月开始实施第一计划，集中力量优先发展基础工业，以便带动和促进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
在对外政策上，临时政府推行以恢复法国在大国中的地位和维护法兰西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方针。它还根据1944年1月布拉柴维尔会议的精神，改变了殖民地的统治方式，允许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自治。
新的临时政府成立不久，戴高乐与制宪议会之间立即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实质涉及政府与议会关系的原则问题，实行何种政治体制问题。戴高乐在与制宪议会冲突中，深感自己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便于1946年1月辞职。他静观法国政局的变化，意图东山再起，施展他的“雄心大志”。
在没有戴高乐的新临时政府期间，制宪议会制定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草案并于1946年10月在公民投票中获得通过。1946年11月选举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1947年1月选出共和国总统并任命总理和组成政府，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正式运作。
第四共和国时期，先后举行过三届国民议会的选举，并根据每届国民议会的政治结构组成了各届政府。从1947年1月至1956年1月，法国先后成立过三党联合政府（社会党、人民共和党和法共）、“第三势力”10届政府（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右翼中间派5届政府。
三党联合政府内部，尤其是法共与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之间在许多政策上意见相左。在经济方面，1947年初，法国经济每况愈下：煤产量下降，粮食供应继续减少，肉类来源几乎断绝。在这种情况下，物价扶摇直上，而工资则受到严格的控制。4月，雷诺汽车制造厂工人发动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法共阁员在内阁会议上支持工人的要求，反对政府冻结工人的工资。在殖民地方面，以社会党人拉马迪埃（Ramadier）为总理的政府在越南进行殖民战争，派兵残酷地镇压马达加斯加人民的起义，法共的议员和阁员都坚决反对。为了排除法共阁员的干扰以便推行反动的内外政策，拉马迪埃于1947年5月5日解除了政府内法共阁员的职务。而法共部长被驱逐出政府，意味着三党联合政府的寿终正寝。
从1947年11月至1952年2月，是“第三势力”执政时期。“第三势力”由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等为主体的多个政党组成。在拉马迪埃排斥法共阁员前夕，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于4月14日成立。“第三势力”既反对法共，也反对日益壮大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第三势力”先后更换了10届内阁，这些内阁要么由于社会经济原因，要么由于外交或殖民地方面的原因逐个倒台。
“第三势力”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国有化，继续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完成了第一计划，从而使法国的基础工业如能源、交通等得到了加强。它努力争取美援，从而加快了法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步伐。“第三势力”政府在中后期推行了某些“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政策，有利于经济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此外，“第三势力”第一届政府的外长舒曼提出的建立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加强了法国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联系。1948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已恢复到战前1938年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法国在战后初期所实行的配给制度已逐步取消，游行示威越来越少，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法国社会趋向安定。但是，“第三势力”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出现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工资受到抑制等。
在对外政策方面，“第三势力”政府于1948年4月与英、荷、比、卢组织“西欧联盟”，1949年4月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0年派兵参加美国的侵朝战争。“第三势力”政府还允许美国在法国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一些法国的重要港口、机场、铁路和公路也在美军的控制之下。
战后初期，法国推行肢解德国的政策。1947年以后，在美国的压力下“第三势力”政府对德的态度软化下来，同意德国问题纳入美国的战略计划：建立联邦德国，并武装联邦德国。
在殖民政策方面，“第三势力”政府力图通过法兰西联邦的新形式继续维持其在殖民地的统治。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国殖民者一方面疯狂地镇压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玩弄政治手腕。它扩大了对印度支那的殖民侵略。在北非，“第三势力”政府用所谓不妥协政策取代了前期所采用的自由化政策，从而加强了对北非殖民地的控制和镇压。
从1952年3月至1956年1月，是右翼中间派即右翼的独立党和中间派的激进党、人民共和党结成联盟的统治时期。它先后出现过5届政府。
以独立党人安托万·比内（Antoine Pinay）为总理的第一届内阁于1952年3月成立之时，法国财政困难重重。比内内阁决定紧缩财政，发行黄金公债，实行工资指数化。比内内阁的后期，为了进一步抑制物价上涨的势头将自由放任主义经济改为统制经济，决定将物价冻结，并向国外大举借债以便解决国库的亏空。但是，比内内阁于12月在预算问题上未能得到人民共和党的支持而倒台。
由激进党人勒内·梅耶（René Mayer）于1953年1月组成的新政府仅存在4个多月就下台了，之后，法国出现了一月有余的内阁危机。直到6月27日，独立党人约瑟夫·拉尼埃（Joseph Laniel）的新政府成立才使法国政局稳定下来。拉尼埃政府在近一年统治期间，遇到诸如经济、罢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印度支那等许多棘手的问题。在处理这些难题时，右翼政府的僵硬政策和做法经常遭到反对派的攻击，法国某些讽刺作品把这种愚笨的统治称为“牛头专政”。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拉尼埃政府因为在越南奠边府的失败在议会中受到追究而倒台。这是法国战后以来第一次因殖民地问题被推翻的政府。
1954年6月，激进党左翼领袖孟戴斯-弗朗斯（Mendès-France）组成新政府。孟戴斯-弗朗斯是以许下结束在越南的殖民战争的诺言而上台的，因此在法国和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越南、苏联的努力下，终于在7月21日签订了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这场“肮脏战争”。与此同时，孟戴斯-弗朗斯在把《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提交议会讨论时暗示了反对该条约的意向而被否决，从而埋葬了争论达3年多的《欧洲防务集团条约》。
1955年2月至1958年6月，法国先后成立了5届政府。在这期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殖民战争，耗尽了财力、物力和人力，使法国财政恶化，国内阶级矛盾加深，导致内阁危机和社会危机。在这期间，政府更迭的频率加快，内阁危机的时间延长，正如当时的法国总统科蒂（Coty）在1958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从基本上说，我们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举行叛乱并企图蔓延到法国本土的危急形势下，科蒂总统力请戴高乐出山解救危难。于是，戴高乐组成新政府并获得制定新宪法的权力。第三届国民议会在批准新内阁和赋予它制宪权后立即休会，这标志着第四共和国寿终正寝。
20世纪50年代是法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时期。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1958年工业生产指数为1939年的2倍。法国的电力、煤炭、石油、汽车、飞机等方面的发展尤为迅速。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随着工业的发展，法国工业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专业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在农业方面，1954年与1951年相比，小麦产量增长了48%，马铃薯产量增长了32%，葡萄酒产量增长了11%。畜牧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它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例不断地提高。法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
第四共和国时期，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在法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但这个时期的存在主义哲学已从思辨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变成了行动哲学。其重点是讲人道主义，强调存在先于本质，反对宿命论，宣扬选择自由和人的社会责任。这个时期，存在主义文学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时期，它对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新小说等文学流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战后，戴高乐以实现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作为执政的宗旨和目的。他在《战争回忆录》第1卷第1章开宗明义地表明他的心迹：“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法国“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伟大、地位、大国、强国构成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内涵。戴高乐复出后的“雄心大志”，就是更加强烈、更加迫不及待地实现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并将“大国梦”“强国梦”与增强法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紧密地挂钩。
戴高乐深知，欲实现“大国梦”“强国梦”，必须改革第四共和国政治体制。1958年9月4日，戴高乐在解释按照新宪法所建立的政治体制时说，它“将使共和国变为强大”“也重新得到了它成为伟大的机会”。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在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Michel Debré）领导下于1958年7月完成，于9月28日在公民投票中通过。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第五共和国的诞生，半总统半议会制的建立。戴高乐在两任总统时期正是依靠第五共和国政体着手增强法国硬实力和软实力。
戴高乐把经济的强大作为实现“大国梦”“强国梦”的先决条件。针对以谨慎、保守、分散和处于受保护地位为满足的传统经济，他提出“扩张、高产、竞争、集中”。他坚持国有化、计划化，加速工农业改造并使之现代化，改革货币以稳定币值，加强商品的竞争力，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正是在戴高乐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指导下，法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得到了比50年代更高速度的发展。1960～1967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5.5%，超过了联邦德国。1967～1973年达到5.6%。从第五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被法国经济学家称为“辉煌30年”（1946～1975年）中的最辉煌时期。在这个最辉煌时期中，法国经济实力已经在世界排名中居第四位，仅次于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并形成了法国特色经济制度，构成了以国家市场为特征的法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戴高乐大力发展科技，提高科技人员的地位。他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从而使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科技预算年均增长达到5.7%。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法国科研经费增加近10倍。许多重要的科研机构和实验室相继建立起来，基础研究受到高度重视，高科技项目纷纷亮相，科研队伍越来越壮大，科研人员的素质日益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在核能利用、航空航天、铁路、电信、医学和农业等许多方面的技术和科学水平，都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
在军事领域，戴高乐于1959年11月3日在法国高等军事学院的演说中指出：“法国必须有自己的防务，法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利益并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卫自己。”于是，法国建立起独立的防务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制定全方位的军事战略。在建立法国独立防务过程中，他把重点放在发展独立核打击力量上。20世纪70年代，法国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军事强国，仅次于美国和苏联。
在外交领域，戴高乐说道：“主要的是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必须保持独立性。我重新执政以来，这就是我们的规则！”第五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恢复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地位，保持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伟大形象。他反对美苏霸权，均衡东西方关系。他推进欧洲一体化，建立第三极以发展多极化世界。他宣布在外交上要实施“世界范围的政策”，以“非殖民化—合作”政策保持非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重返亚洲，鼓励拉丁美洲国家独立等插手美国后院的事务。戴高乐纵横捭阖的外交从软实力方面展现法国作为“大国”“强国”的地位和作用。
戴高乐执政的后期，法国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逐渐严重起来，失业人数增加，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动开始受到威胁。尤其是学生们感到前途渺茫，加上对陈旧的教育制度、不合理的教学管理体制和教学方法的不满，巴黎西郊楠泰尔（Nanterre）大学文学与人文学院学生率先起来造反，引发1968年“五月风暴”。在5月份，学生运动波及法国全社会，法国工人举行全国总罢工，声援学生运动。“五月风暴”使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店铺、银行和邮局关门，交通停顿，电话中断，全国处于瘫痪状态。“五月风暴”震撼了法国和全世界，促进法国当局采取措施，提高职工工资和待遇，改革行政和教育制度。
1969年4月，戴高乐总统最终因参议院和地方改革的失败提前下野。同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当选。从此，开始了蓬皮杜总统的任期。
蓬皮杜作为“现实的戴高乐主义者”，首先保证戴高乐政策的延续性，同时推行“开放”政策，以谋求大国和强国的地位。他还着力抓经济，编制以调整工业结构为重点的第六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在经济领域实行分权，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与此同时，他于1969年12月颁布根据物价上涨幅度确定各行业最低增长工资额的规定。这期间，法国经济发展平稳，法国社会也比较安定。蓬皮杜坚持戴高乐独立自主外交的基本方针，同时也体现开放性。他小心翼翼地维持东西方之间的平衡，于1970年先后访问美国和苏联，并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同美苏首脑会晤。他以法德为轴心推动欧洲联合，一反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立场，于1971年同英国就此问题达成协议。他扩大同第三世界的合作，多次出访非洲，加强同中国的联系。
1974年，西方爆发了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第四任总统采取扩大公共开支和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自此，“辉煌30年”宣告结束，法国进入了长期的滞胀时期，但经过“辉煌30年”后，法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城乡一体化、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体系等。之后，他的总理继任者雷蒙·巴尔（Raymond Barre）则采取紧缩的政策同通货膨胀做斗争，但也收效甚微。1980年，法国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农业生产也停滞不前。
外交方面，吉斯卡尔·德斯坦继承了戴高乐外交的基本原则，其提出的世界主义理念实质是大国、地位的同义语，根据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开展多极外交。他维护法国的独立和安全，不接受“超级大国统治”。他针对苏联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势，加强同北约的军事合作，把“全面防御”的战略改为重点在东方的“前沿战略”，同时以缓和为手段保持法苏的“特殊关系”。他推动欧洲经济共同体向政治和军事联合的方向发展。他倡导“南北对话”。他于1980年访问中国，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
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作为左翼社会党领袖，在第五任和第六任总统时期的雄图大略就是把追寻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与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紧密联系。他实施社会党纲领，在“平静的革命”中实现“法国式的社会主义”。他大刀阔斧地改革，推行扩大的国有化，进行地方权力下放，改革司法制度，增加劳动者的权利。在经济政策方面，他推行“膨胀计划”，力图通过扩大公共支出和增加财政赤字刺激国内消费，以达到振兴经济和增加就业的目的。结果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激增，贸易逆差扩大，经济增长迟缓。他被迫于1982年转向紧缩。在1986年3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右翼一跃而成为多数派。密特朗总统不得不任命多数派领袖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为总理并组成右翼政府，出现第一次左右“共治”。希拉克政府反其道而行之，推行私有化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
密特朗第二次当选总统后组成左翼政府，从而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左右“共治”。密特朗总统及其左翼政府推行“温和的纲领”，强调“全国团结”和“政治开放”，积极向中间思想和路线靠拢，放弃国有化和高税率等原来社会党的主张。但是，由于法国经济仍然不景气，失业日益严重，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左翼在1993年国民议会换届选举中惨败，右翼一跃而成为多数派。法国出现了第二次左右“共治”。
外交方面，密特朗推行“社会党色彩的戴高乐主义”，即延续性与现实主义、均势原则与社会民主主义相结合的新色彩的外交政策。基于欧洲平衡被苏联打破，他要倚美抗苏，在东西方关系中表现为“大西洋主义”，但又在东西方关系中充当“中间人”“调停者”的角色。他在南北关系中表现为“第三世界主义”，推行社会党的理念和突出人权外交。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积极地在欧洲建设“第三种势力”。
希拉克就任第七届就是要实现“法兰西民族复兴”，他大幅度地调整法国的内外政策。他同失业进行斗争，打算消除各种社会排斥现象。他紧缩公共开支，减少财政赤字，力求达到首批参加欧洲经货联盟的标准。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采取一系列廉政措施。但是，这些措施使法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失业更加严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触动了法国中下层的利益，1995年底爆发了自1968年“五月风暴”以来规模最大的罢工浪潮。法国出现了第三次左右“共治”。以社会党领袖利昂内尔·若斯潘（Lionel Jospin）为总理的左翼联合政府推行青年就业计划、每周35小时工作制、缩短总统任期、提高妇女的政治地位。若斯潘大力发展高科技的“新经济”，并宣布法国进入了“新社会”，即“知识社会”。但是，左翼政府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同时使国内治安进一步恶化。
希拉克连任第八届总统和右翼获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从而结束了第三次左右“共治”。在这期间，法国继续推行高科技的经济政策，加强治安，降低个人所得税，改革医疗保险，开展社会对话。但是，由于经济的不景气，失业激增，加上欧洲宪法的被否决，促使让-皮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政府下野。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政府实行“孤注一掷”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以减税刺激经济增长，采取措施促进就业，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两届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也受到挫折，引起学潮和工潮，导致社会动荡。
希拉克调整法国的外交政策，推行“更加务实的外交和防务”。他积极推动欧洲建设，加强同德国的合作，坚持如期实现欧洲经货联盟。他同美国保持既合作又抗争的关系，反对单边主义。他加强法俄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他开拓发展中国家的“新疆界”。他重返中东，力图打破美国垄断中东事务的局面。他发展同亚洲的伙伴关系，尤其通过其1997年5月对中国的访问，建立了法中长期的、全面的伙伴关系，把法中关系推进到历史最好时期。
右翼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就任法国第九届总统，要同“旧法国”决裂，为法国打一个“翻身战”，塑造一个“新法国梦”，但2008年下半年遭遇金融危机，并向实体经济蔓延，法国政府不得不转变经济和社会政策，采取措施应急救市，以渡过难关。与此同时，萨科齐果断地进行改革，调整立法与行政关系、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豪华的”退休制度、收紧移民政策等。所有这些，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导致法国经济的衰退，并陷入了财政危机，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大幅度攀升，大大地突破了欧盟所规定的标准。于是，弗朗索瓦·菲永（François Fillon）政府又走向极端，采取严厉的紧缩政策，从而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衰退，失业剧增，购买力萎缩，工潮不断。
萨科齐实施“真正现实主义”的外交。他推行坚实和强有力的安全与防务，全面回归北约。在欧洲，他提出欧宪简化版，解决欧债危机，加强法德轴心，打造法、德、英三角关系。他修复法美关系，但保持在两国关系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他解冻法俄关系，并逐步建立起“特殊关系”。他加快重返中东的步伐，建立地中海联盟。他提出“非洲优先”，实行维稳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他深化与印度和巴西的关系。在法中关系上，则是一波三折，直到他执政的后期才恢复到正常的轨道。
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就任第十届总统，从而结束了法国右翼长期执政的历史。他要与过去“决裂”，在新世界格局中把法国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强国”。
奥朗德总统成立了具有特色的政府，公布《政府成员职业道德宪章》，欲打造一个“廉洁高效”的形象。他还雄心勃勃地提出厉行节约促进增长的计划，但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上畏首畏尾，从而使财政赤字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公共债务高筑，受到欧盟委员会的警告；国民经济长期处于衰退中，未能走出低谷；失业率和失业数量创近10多年来新高。正因为如此，奥朗德总统的支持率一再下降。
在外交方面，奥朗德总统显示“沉着、稳健、低调”，但是，在维护法国利益、国家主权和独立问题上尽心尽职。他推行大国外交和经济外交，力图以经济外交摆脱国内经济和财政的困境。在欧洲建设问题上一改“德国跟班”形象，发挥领导的作用。在法美关系上进行调整，改变前任总统的“亲美”形象。他大力经营非洲和地中海，积极地插手西亚和叙利亚事务，重视发展与亚洲的关系。他建立和发展紧密长久的法中全面和优先战略伙伴关系。
中间政党共和国前进党领袖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就任第十一届总统两大任务之一，就是恢复法国人民的信心，将法国塑造成“一个更强大、更团结与更开放”的国家。
他摒弃左或右意识形态，左右并蓄，提倡进步主义。他锐意政体改革，进一步克服机构臃肿和腐败现象。他简化行政手续，简约财政开支，努力达到马约标准。他改革劳动法典，使企业和劳动力市场有更多的灵活性。他降低企业税收，为企业松绑。他加大投资力度，呈现凯恩斯主义的回归。他公布反恐法以取代紧急状态。
马克龙开展面向世界的全方位出击的外交，不仅继承和凸显了法国传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还把历史文化因素巧妙又精准地融入了外交领域，大幅提升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也为当今混乱不明的国际政治局面带来了一股法兰西式的清新气息。马克龙宣示其外交政策的“三大轴心”，分别为安全、法国的独立地位以及法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他重筑法德轴心，以“默克龙”共同推动“重振欧洲”计划，建设“多速欧洲”。他加强与美国的互动，以紧密与美的关系。他与普京沟通和对话，改善法俄关系以平衡欧美与俄罗斯的关系。他启动1991年建立的法德波“魏玛三角”，稳定中东欧。他继续法国在非洲的存在，积极地插手中东事务。他显示在亚洲的影响力，推进与印度、中南半岛三国、日本的合作。他进一步提升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
第五共和国期间，法国文化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在社会科学方面，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建立了诸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学科学说和理论。20世纪60年代初，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产生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流派。60年代中后期，在结构主义中又繁衍出了后结构主义，它的理论和主张与结构主义迥然相异。在科技方面，由于政府的重视和加大投入，科技得到了飞快的发展，数学、核物理学、医学、航空、电信、宇宙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新小说派”的小说，“新浪潮派”的电影，以及从“新浪潮派”中衍生出来的“左岸派”电影。自80年代中期以后，无论社会科学还是文艺领域，不再有领衔的和影响着法国上层建筑的流派，而是各种理论或思潮交织和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