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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历史背景梳理，可以发现历史文献中被以“五溪蛮”“飞山蛮”等各种“蛮”所指称的当下侗、苗等族群活动于湘黔桂界邻区域。同时，该区域又为唐末宋初以来历代中央王朝开疆拓土的重点区域之一，也是经营边缘地区的前沿阵地。唐宋至明，历经从“化外之地”到“入版图者存虚名，充府库者无实例”，再到“俱入版籍，纳税当差，咸遵王化”的历程，中央王朝在清代才基本实现了对该区域的真正统治。中央王权逐步渗入，随之而来的则是不同族群的反抗加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央王朝一直在努力平定其反抗并寻找更好的边疆族群治理策略。因此，在武力镇压的同时逐渐推行“树其酋长，使其镇抚”“以蛮夷制蛮夷”的边疆羁縻统治策略。
在其羁縻政策之下，羁縻府、州、县，按其旧俗进行管理，各酋首受中央王朝册封，享有世袭权，并且酋领需镇守边疆，接受朝廷征发调遣等。这些具体举措开始在该区域以诚州为中心推广，诚州被正式设置为羁縻州。其实效果还是较为明显的，可以看到诚州之杨氏相继纳土，创立城砦，接受中央王朝管理。诚州杨氏其实为该区域社会的土酋豪族，曾是该地区的实际管理者，其存在的“血缘性”为飞山公杨再思成神并区域化铺平了道路。同时也为中央王朝治理该区域社会并实现文化及思想一统奠定了基础。
该区域侗、苗等族群有着本族群特色的传统宗教信仰文化，比如苗族崇尚祖先神崇拜，而侗族则流行祖母神萨岁崇拜等。多神信仰的族群特点在族群文化内生机理下使飞山公信仰被接受并实现区域间的传播成为可能。从“建寨之前先安萨坛”的萨岁祖母神祭祀逻辑来讲，其注重村落社会的生存发展护佑理念，护佑人丁兴旺与生产生活顺利等，而飞山公作为地方生命财产护佑灵神的神职也与此较为契合。
中央王朝主导的文化一统观念下的佛、道文化，在人群流动的过程中得到传播发展。洪武《靖州志》、康熙《靖州志》、乾隆《直隶靖州志》、乾隆《镇远府志》、乾隆《开泰县志》、光绪《靖州乡土志》等地方志书，不同版本的《杨氏族谱》《龙氏族谱》等民间谱牒文献以及现存的诸多碑刻用了较多篇幅记载佛庙、道观及其宗教文化，且从宋至清末呈现各类祠庙激增的现象。据文献记载，其庙宇、道观从汉族聚居村落逐渐向侗、苗村落迁移。该区域科仪文本内容中的神明系统、仪式内容、文本表述等诸多方面呈现的则是传统宗教文化与佛、道文化的多重融合，而现实祭祀仪式操演更是传统宗教仪式专家与佛、道文化仪式专家的密切合作。宗教文化深入融合民众的日常生活，影响到村落、族群的相处以及移民融入“土著”的过程。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就是尽管许多谱牒类文本讲述飞山公杨再思的外来性，但是本地人群则认同其“土生性”，强调飞山公杨再思或侗或苗的族群性，族群文化认同的力量甚是强大。这些都可能是飞山公信仰源起于该区域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