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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地方志书、碑刻等有关飞山庙的记载，除了《飞山神祠碑记》中所建飞山庙为宋时期外，其他多为明清后所建，可推测到明清时期，飞山公信仰才跨越了族群及其地域边界，逐渐成为人们共同信奉的神明。清《天柱县志》载：明初，在县治西门外建飞山庙，各里崇祀不一。
说明明初飞山公信仰已传播到天柱一带。弘治《贵州图经新志》称：黎平飞山庙，旧在靖州飞山，洪武十年（1377）迁建于此。
表明飞山信仰于明初从靖州飞山传播到黎平。康熙《靖州志》记载有通道飞山庙，但无具体始建时间。嘉庆《通道县志》称通道飞山庙建于城东……后旱涝疫厉，祈祷必应。
通道与靖州毗邻，且古与靖州同为诚州地，据此推测飞山公信仰可能较早就传播到了该区域，且延伸到广西三江县北部等地区。同治《沅州府志》载：芷江飞山庙，始建年代不详，明万历年间毁，后复建。
同样在明代，玉屏县于北门外始建飞山庙。
明万历四十年（1612），铜仁知府陈以跃见一庙宇颓塌，问之，曰：飞山之神庙也。
表明在此之前，飞山公信仰已扩展到贵州铜仁一带。
民国《岑巩县志》云：飞山庙，在城南点灯山下之飞山麓。
亦无始建时间，殿碑铭只记载了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重建。嘉庆十年（1805），洪市始建立飞山宫。
同治《城步县志》记载有城步飞山庙，祭祀宋诚州刺史杨令公再思。
到清末时期，飞山庙基本已分布于湘黔桂界邻地区的侗、苗、汉等不同族群居住的村寨，呈现区域性特点。
据光绪《靖州乡土志》载：各寨皆立飞山庙。
光绪《黎平府志》也称：又王寨、洪州所均有飞山庙。
《中国苗族通史》亦称：武陵、五溪地区每寨都有飞山庙一座……
《岑巩县志》对该境内的飞山庙宇进行了统计，其称今岑巩县境内有大小飞山庙上百座。
这些地方志书及相关著作，以文本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飞山庙宇广布于该区域社会的特点。
2007年，在发展地方旅游的目的之下，由政协文史委具体负责，以靖州县政协的名义展开了一次“‘飞山蛮’文化百县问卷调查”。此次调查向可能存在飞山庙的上百县市发出公函，主要涉及湘、黔、桂、鄂、渝、川、滇七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少数民族地区的126个县市，收到湘、黔、桂、鄂、渝五省市32个县市的回执表，滇、川两省无回复，另外其他诸多县市没有回复，如贵州黎平等县。依据以上县市原有以及现存飞山庙情况回执表进行统计，得出基本数据为解放前有飞山庙221座，现存75座，并依据回复的存毁情况做出了一份飞山庙分布图。因为缺少实地田野调查，而是官方性的发函调查及各地回复存在不完整性，数量上可能有较大的出入，实际上庙宇的现存以及历史上存在的数量都远远超出该统计。但是这份分布图也能为我们展示一个大致的飞山庙宇区域分布状况。
飞山庙的分布区域，如按照当下行政区域划分的话，则主要涉及湖南、贵州、广西、湖北、重庆五省（自治区、直辖市）。湖南靖州不仅是飞山公信仰的发源地，而且飞山庙数量不少。湖南省会同县、绥宁县、通道县飞山庙分布非常广，有的一个乡镇就有几十座飞山庙。广西北部的三江县也有飞山庙宇30余座。而贵州省的锦屏、黎平、天柱、镇远等县市也是飞山庙集中分布的区域。湖北的恩师、来凤以及重庆的秀山等地也有飞山庙分布，只是数量不多。所以，飞山庙分布最为集中的还是侗、苗等族群居住的湘黔桂界邻区域。
对于飞山公信仰的历史存在，我们已然可以通过历史遗留的一些文本或碑刻去追寻。湖南通道县平坦乡高步村虽未能见到飞山庙宇的存在，然而在萨岁坛旁立有一块光绪七年（1881）的“封禁碑”，所载内容为：
一禁：飞山庙左边系龙才明、龙如蒙地基三间……；一禁：飞山庙原系龙英才地基，世人不准占用……；一禁：南岳庙……；一禁：达摩天子……
据此“封禁碑”的内容可以确证该村寨历史上曾存在飞山庙。而平坦乡阳烂村同样无飞山庙踪影，但是村头河边有一块不知立于何年的石碑，部分字迹模糊，其称：
雷祖大帝、南岳大王、飞山侯王三大尊神乃文乃武乃圣乃神，授命委身节义偕山河并寿，御灾捍患，威灵与日月争光，在国尊崇祀典，在野礼重明禋。我团自入版图而后，先人皆资神惠，始立神祠于团中而祭之。
显然这块碑记是对该地方所祭祀重要神明的记载，其中就提到了飞山侯王，即飞山公。通过这些碑刻我们可以追溯到该区域曾经飞山公信仰文化浓厚。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湖南地区存在以飞山庙命名的村寨，如洞口县桐山乡飞山庙村，而贵州则有以飞山命名的街道，如贵阳市区飞山街——原来那里就有一座飞山庙。这些地名以飞山庙为名，可见飞山公对该区域的重要影响。
飞山公信仰之所以能在湘黔桂界邻区域传播，其有着多重的因素。首先是如上文所阐述的从宋以来的多次敕封，再到清朝时被纳入国家正式祀典，飞山公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其次是中央王朝在神明“标准化”“正统化”下依靠地方官员等对飞山公信仰的大力推广，广大民众与杨氏宗族也参与其中，在移民等历史背景下将飞山公信仰传播于湘黔桂等广大地区。同时，在认同地方官员、士绅等精英与中央王朝互动下的“灵应飞山公”神明形象外，进一步丰富了飞山公的神明形象。
湘黔桂界邻区域历史上人口大量流动。宋熙宁九年（1076），章惇开“梅山”，一直打到五溪之地，后引起该区域大量的人口流动，会同县许多族谱记载“其始祖于宋时落籍湖南靖州再迁徙于会同”即与此有关。到了明代，朱元璋血剿江西，实行“江西填湖广云贵”的屯兵垦荒政策，士兵可携家眷落籍。同时，在五溪等地区广设“卫所”，大量江西人流入该区域。笔者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当下诸多杨、吴、蔡等族谱多称祖先来自江西某地，飞山公在诸多杨氏族谱中也是“祖籍江西”。清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和贵州巡抚张广泗在贵州实行“改土归流”，用武力“开辟清江六厅”，黔东南苗、侗聚居区人口锐减，出现“有十去其二三者，有十去其五六者，或八九者，统计现有户口，较之以前，未能及半，所有绝户天地颇多”的状况。乾隆元年（1723），张广泗呈奏苗疆善后事宜，建议招江西、湖南等地汉人到这些地区耕种。
通道境内的苗族来源，一说是从黄河流域迁徙而来，最初落脚靖州的三锹等地，清顺治年间先后迁入通道；一说是来自江西，由江西迁贵州再迁湖南靖州，然后进入通道境内。
人口的流动带来了新的生存环境，人们便将原来居住地的飞山公信仰带到了迁徙之地。
广西三江县林溪高友村有一座吴氏飞山庙，其《庙堂序》载：
盖闻靖州之境有一飞山庙宇，庙中杨公即威远侯王也，屡显圣于其地。杨公生为良将，殁为明神……吴家始祖之坛，清代乾隆年间由靖州经高团迁于斯。奉之则灵，民丰物阜，五谷丰登。
该《庙堂序》告诉我们，高友村吴氏祖先乃清朝乾隆年间由靖州迁出，然后经过通道县高团地区，最终落脚于高友村。在移民的背景下，吴氏祖先将靖州的飞山公信仰带到了高友地区并新建了飞山庙。此类移民背景下民众将飞山公信仰传播到各地的情况在湘黔桂侗、苗、瑶、汉等族群居住之地非常普遍。
可称之为神明“分香”的方式成为广大民众在与国家互动过程中传播飞山神信仰的另一种途径。广西三江县独洞乡巴团村飞山神信仰文化已有几百年历史。村中老人们回忆：
这里的飞山公神明是自己的祖辈们，已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前往靖州飞山庙请过来的。当飞山庙建好后，周围的人都前来祭拜。没过多少年，同乐乡集团村的人们因为此飞山公非常灵验，但因为距离的原因不能常来祭祀，意欲将飞山公神明请到集团村寨去，以方便祭祀。请来道士在飞山庙做法事，道士由阳人变为阴人后与飞山公进行交流，然后告诉大家，飞山公不愿意去其他村寨，除非满足自己的要求，那就是每隔7年7月7日要用一头大水牛祭祀自己。水牛不能以平常方式杀死，只能用绳子套住牛脖子然后将其吊上树，当吊上树后在牛嘴里、牛的全身都缠绕上鞭炮，将其炸死。人们践行了对神的诺言，终于将飞山公请了下去，在村中建起了雄伟的飞山庙，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
如果说民众在飞山公信仰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话，那么杨氏宗族也积极地参与了“祖先神明”区域化的互动。“飞山公第六子正绾子孙从绥宁迁徙至会同；明洪武年间后尚有几支杨姓从外地陆续徙居会同。”
这些移民将飞山公信仰带到了会同地区。据侗族主要的一族《杨姓族谱》称：
我始公天应于明永乐十四年（1416）由靖州飞山迁入中寨出云洞。当公未到时，有吴世万、姚君赞、龙必盛、谢天飞住在那里。那里屡月云雨，不见红日，兼以风声鬼泣，子夜磷飞，人民多病，播种少成。他公立庙宇，到处祷告，请来“飞山”之神报说：“若要云雾开，要等杨姓来。”四姓就去找杨天应兄弟，杨姓到来，率四姓披荆斩棘，开粮辟地，于是大地开朗，瘴疠潜消，成为诸姓的安乐土。
此类家族移民的历史以及多家族合作的历史记忆，正反映了杨氏家族借助移民契机促进了飞山公信仰的传播。如飞山公又被称为“飞山土主”“土主”“土王”，在土家族人心目中是主要的崇拜者及祭祀对象。如思州田氏始祖田宗显（隋代黔中太守）、远祖田佑恭（宋代思州刺史）被土家族尊奉为“土主”“土王”，立庙供奉祭祀；冉姓土家人尊奉宋代酉阳州刺史冉守忠为“川主”，进行春秋二祀；杨姓土家族人则尊奉五代诚州刺史杨再思为“土主”，立飞山庙祀之。同时，广大民众与杨氏宗族在飞山公神明的“标准化”“正统化”互动下将飞山公信仰传播到了湘黔桂等广大地区。民众与杨氏宗族不仅对飞山公信仰进行了广泛的传播，还对其“灵应神迹”下“保障安民”“忠于朝廷”等神明形象结合地方文化进行了多样化。
在贵州黔东南、湖南怀化及广西三江县等侗、苗、水等族群居住之地，凡是建有飞山庙祭祀飞山公的地区，都广泛流传着各种飞山公灵应故事。如在会同县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祖辈传承下来的故事：以前湘黔桂等地区土匪猖獗，时常到处杀人抢劫。有一年，沙溪遭到土匪杀人抢劫，有一位叫杨国龙的老人，逃跑时什么东西都没带，就只是背着飞山公的神像，飞山公显灵，土匪无法看到他，所以免遭土匪杀害。湘黔桂界邻地区历史上动乱不断，湘西一带又曾经土匪流行，这些都影响了地方社会的稳定。所以人们赋予了飞山公更重要的保护神身份，将飞山公当成了维护地方稳定、有求必应的神明。
历经不同时代的传播，飞山公信仰跨越了族群边界，成为该区域侗、苗等族群共同信奉的区域性神明。该地域社会以侗、苗为主，并有汉、水等多个族群，而作为“土著”的侗族则是信奉飞山公的最主要群体。前人在对该区域内的会同县进行民族识别时，认为侗族的民族特点体现于宗教信仰方面为信仰“奶奶神”“杨公菩萨”之外，还信奉蛇神。
此处所说的“杨公菩萨”多指飞山公杨再思。广西北部三江县所编著的《三江县志》在对境内庙宇情况进行统计时称：三江县侗族地区常见的庙宇有飞山宫等。
而湖南境内的会同县编著的《会同县志》亦称：侗族崇尚飞山主公杨再思，相传五代末年，他掌管十峒，为本地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各地遍立塑像，四时敬奉，县境内原有飞山庙、杨公庙38座，大多数毁于兵燹战火，现在漠滨乡金子村、长寨乡大市村、炮团乡杨湾团等村尚存。
从这些地方志书的表述中，可知飞山公信仰盛行于该区域内广大的侗族居住之地，与侗族人群有着密切关系。
如果飞山公只是限于侗族信仰，就不会呈现广布于湘黔桂界邻地区的特点，飞山公还被苗、水、汉等族群信奉。清乾隆时期所修的《镇远府志》在对施秉县祠祀部分描述时写道：飞山庙，在东门外，即唐时诚州刺史杨再思也，偏桥右司是其苗裔，故立庙祀之。
我们可知该地苗族自认为是杨再思后裔，而加以祭祀。凌纯声、芮逸夫在其《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称苗中每寨又有飞山庙一所，庙式与土地庙大致相同，每年逢二、八两月的初二日，阖寨人在祭过土地之后，必祭此神，以求保佑本寨之人。
可见飞山公在苗族神明信仰体系中亦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飞山公作为该区域社会两大主体族群信奉对象的情况，基本决定了飞山庙宇的分布情况。不仅如此，在水族聚居之地的黎平水口镇己流村等地也有飞山庙的存在，虽然庙宇毁于“文革”，但是2002年得到了复修。同时，作为移民群体而进入该区域社会中、人口众多的汉族，信奉飞山公的亦极为普遍，飞山庙宇与佛庙、道观并存于村落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