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希望能够梳理出关于南江所在区域的历史,从而达至对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侗人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经济生活、文化互动和政治秩序的理解。然而,就像柯林伍德(Collingwood)在《历史的观念》里面对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评述所表达的,这一切,所谓的历史,不过是我们通过不断询问,而使表达者形成的一套对于自己过去的知识序列。 若如此,那么我追寻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外来的学人“观看”和“询问”的结果,就像许多前人已经做过的一样。
没有文字只有语言的侗人生活至今关于历史的表述,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留存下的唯有那些朗朗上口的词句和故事,那些片断的词句和背景模糊的故事。但他们并不是拒绝历史的,词句和故事中没有具体时间指涉的过去,依然为他们当下生活的情境、关系和实践的必然性提供着支持。关系的维持和行动的践行,并不依靠确凿的诉诸口头和文字的记载。如果说他们生活的当下,必有历史提供意义的话,那么应该看到,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理解的历史有着巨大的区别,他们的历史是依靠具体的文化来承载、延续和表达的。
姚丽娟和石开忠曾指出:“侗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他们利用款组织来将自己联系起来,用规约来巩固自己的礼俗,用婚姻来维系自己的文化。” 这样的看法的确抓住了侗人生活的核心。换言之,社会组织、规约礼俗和亲属关系成为时间流逝中一代代侗人凝聚认同和继续其生活方式的范式,我们可以称之为他们的“历史”。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在这里发生过的事。这需要从国家的视角来观照,原因有二:其一,如果要以一个外来人的身份了解没有文字族群生活的地区发生的故事,唯有佐之以王朝或国家的记述才能得其梗概;其二,国家对于这个地方而言,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都是在场的,我们唯有对国家渗入和影响的过程有所了解,才能结合当地人的表述和记忆,清晰地看到他们如何在国家基层治理之中凭依自身的文化活出别样的人生。
国家视角下的历史,只能看作一般意义上的线性历史记述,这种历史观强调事件的继替发展和其中蕴含的因果联系。过去的确发生了许多事情,侗人也会在他们的词句和故事中零星夹杂这些事件,但必须要看到,与国家视角下的记述不同,对于他们专注记忆的过去,他们更为强调的是“关系”,并用组织、规约礼俗和亲属联结表现出来。若我们这些外来者不是用自身惯用的历史观念去串联补充,就一定会发现二者的不同。我们往往忽略了他们对“关系”的强调,而将那些片断式的故事和词句当作我们构建当地历史的佐证材料,并将这种记忆片断化视作缺乏文字和口传遗漏的结果,实在是过谬了。
以一种国家视角的线性历史观,如何去“观看”这片地区呢?地处贵州省东南角的南江,位于云贵高原的东南边缘,经南江河与都柳江相连。从自然地理上看,这片地区既是山地又是流域。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立以前,山地一直给中央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制造着困难,河流却至少是在经济层面,将其与上下游联系起来。因而在这一时期有限的文献记载中,征服、治理、商贸和移民成为主题。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地区已经完全被纳入国家治理之中,自清末至当下的100多年中,政权几经更迭,时事与政策变幻,但政治和经济一直是国家治理地方的主轴,且屡屡涉入地方文化中。对于地方文化,中央政府或责令更改,或强令杜绝,或借而用之,其目的均是为了巩固国家在该地方的政权。
在这一章中,我将沿着文献记载和民间口传两条脉络展开论述,二者有时会相互缠绕,一同勾勒出“可能”发生在南江河流域的过去。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讲述历史,而是要将他们的和我们的历史观区辨出来。南江人依靠陈述过去而强化着他们的文化观和社会观,一种依靠亲属关系拓展出的社会联结才是记忆过去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