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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江村位于水口街以北5公里处，为群山阻隔。水运时期挑货所走之路，是山上的羊肠小道。
虽然1976年修通了水口至安民的公路，但南江并未在公路沿线，故从村子到公路，仍要走山路。直到1999年才经由村干努力从县里拉来经费修通了水口—安民公路与村子连接的通村公路。这条路虽填过几次沙土，却一直坑坑洼洼，一到雨天便泥泞难行。与之相对的是省内交通的高速发展，尤其是2008年“两高”（夏蓉高速、贵广高铁）的建设，在水口设了高速公路的出口，在距水口约半小时车程的洛香设了火车站，使水口与西南腹地和珠三角连接了起来，改善了水口经济发展的区位条件。水口人笑言他们是全国交通最发达的乡镇。这一改变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如今不仅水口镇政府正在以交通发展为契机开始旅游业和特色农业的宣传与开发，亦有不少南江人乃至水口人视此为机遇，跃跃欲试。早年水运的兴盛，已经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流动，但终归以外地商人为主，进来的多，出去的少。而市场改革和陆路交通之便利，不仅吸引了更多的当地人开始在水口街谋求发展，更将他们大量引入珠三角的劳工市场。1992～1993年，岑吾寨及周边村寨的侗人陆续外出至广东打工，拉开了此地打工潮的序幕，而地方之开放亦由此愈演愈烈。
对于岑吾寨人来说，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寨子从落基于此就是一个自成一体、边界鲜明的寨子，但是其所处的南江村及水口镇，过去百年间却经历了不断的建置变动。民国初期（1913年），洪州县府驻水口，历三届县政府。1923年废县设区，水口属黎平县第四区，区以下乡村设保甲以自治，并由民选之保董（长）、甲长管理。岑吾寨一人的祖辈，就曾担任过保董一职。1932年，水口区下设乡，时南江为乡，仍施行保甲制度。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地于1950年冬废原民国建置，设区、乡、村人民政府，水口属六区，南江设乡，南江三寨合为一个行政村。1954年起在乡村建置下，南江乡下辖各村开始组织互助组；1955年成立初级社，1952年土改后的私有土地收归集体所有；1956年成立高级社；1958年成立南江公社，自此政社合一。南江公社下辖7个大队，南江三寨合为南江大队，每寨2个生产小队。虽然已全面集体化，但直到1970年，南江公社还在为消灭单干而头痛，南江公社因单干较多，还被水口区革命委员会冠上了“难讲”公社之头衔。1977年推行“大寨化小寨、远田变近田”政策，6个生产小队分为12个生产小组，每寨4个组。1980年当地开始放宽政策的培训，1981年施行包产到户，同期南江公社变为南江乡管理委员会，属水口区管辖。1984年分山林到户，南江乡管委会改为乡人民政府，至此政社分开，恢复了原有的乡、村建置，乡以下恢复行政村，村以下恢复村民小组，村干、组长的选举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推行村民自治。水口于1992年撤区并镇，七佰南江诸村寨除东郎外都属南江行政片，延续至今。
按照当下的行政区划，我久居的岑吾侗寨乃贵州黔东南州黎平县水口镇南江行政村所辖的一个自然寨。这个行政村里还有两个自然寨，分别叫岑烂寨和高寨，三个寨子分布在一条弯曲的河流的两边，这条河流在水口与另几条河流交汇，一同流入都柳江，是为南江河。故以河流论之，则岑吾所在的这一片区域，可称为南江河流域。这一流域东临湖南，南接广西，恰在三省边陲；平均海拔200米左右，山地居多，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即便田地稀少，这里仍然是一个以稻田耕作为主兼顾山林种植的农业社会。只是田里的庄稼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以糯禾为主，后随农业现代化而改种水稻，主要的粮食作物为杂交水稻。而山林则杉树、杂树和油茶树兼有，20世纪50年代以前，以杂树和油茶树为主，杉树只有个别富户成规模种植。20世纪50～80年代，集体林场和国有林场主要种植杉树，却只限于个别地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分山到户后，各家各户才开始遍种杉树，同时因为电和燃气的普及，对木柴的需求急剧减少，形成了当下看到的漫山杉树之景象。杉树一般18～20年成材，当地民居建筑就地取材，以杉木构建。以1984年分山为起点，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杉树种植的普及和木柴需求量的减少，当地人开始积累木材以建筑新屋，故现在在这一区域的侗寨见到的房屋，多数都是90年代后期开始修建的。副业以鱼、牛、猪的养殖为主。因当地采取稻鱼同田的养殖方式，故鱼在田中的养殖受水稻种植周期影响，为弥补稻田收割放水而造成的空档，当地人还专门将一些田改为鱼塘，养草鱼并安置从放干的稻田中捞出的鲤鱼。养牛为耕地和食用，且以前者为主。开始养牛的时间，难以追溯，或不会迟于农耕时期开始太久，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机耕的推广，现在如南江这样处于平坝的村寨已经无人养牛。水口南江一带，直到20世纪60年代基于国家大力发展农业积肥之需要才开始推广养猪，而现在猪的养殖已普及，寨中基本每户至少养一头。鱼、牛、猪的养殖，形塑着侗人的食俗，烤鱼、冻鱼、牛瘪和猪血红都是今日当地人在节日和红白喜事时不可或缺的食物。
以2012年时的民族身份来看，岑吾寨（78户，464人）是一个全侗族的村寨，即便是整个南江村（312户，1457人），亦全为侗族。而在人口总数为33827人的水口镇，90%以上的人口是侗族，此外还分布着苗族、水族、瑶族和汉族，其中汉族主要聚居在水口街上。岑吾寨人有一条清晰的迁移路线，相传他们的祖先来自江西，随军队抵达当时的潭溪司，继而又沿加索—安民一路分支落户南江。其中岑吾寨俱是吴姓，而另两寨则都为石姓。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南江人口一直有增无减，从1964年的853人增加到2012年的1457人。随着20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日渐兴盛，如今不仅南江，整个七佰南江平均每户都有一到两人在广东打工。
住进南江岑吾寨是个巧合与计划同时作用的过程。2010年我在水口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本意是对“四脚牛”区域内各个村寨联合组成的小款组织做概览式的了解，所以在南江短时间地待过几日，结识了岑吾寨人吴昌德
，并和他的儿子吴永学成为好朋友，后来的两年里我们时有联系。2012年，当我决定以一个具体的小款组织内部的人群关系作为调查主题时，被认为是“四脚牛”中心的七佰南江就成为首选，作为“中心的中心”的南江自然可以作为一个长久居住的地点。于是我在2012年6月底到达水口短暂地停留了两日，和吴永学聊定住在他家后，便来到了南江。
第一次的田野调查持续到当年11月中旬，本以为4个月的调查可以以南江村为核心展开，然而在岑吾寨的居住生活却让我感到，南江尽管是个行政村，但人们活动的开展和认同却是以寨为单位的。初步的印象源于岑吾寨人写在电线杆和墙壁上的“水口镇岑吾村”，以及各个寨子独立修建古楼的过程。修建古楼的工程起始于2012年初，本来是三个寨子都要起古楼，岑吾和高寨已经陆续开始了工程，但岑烂因为风水问题拖至2014年才开始。三个寨子有关古楼的自我治理，让我感受到寨子作为当地人群活动的范畴，有着本质上的意义，尤其是当我渐渐了解到南江三寨因为临近的居住关系彼此时常竞争对抗时，这种感受更加明显。于是跟随着当地人的认同和区界，我暂时将以村为单位的研究改为以寨为单位的研究，却发现原来一寨之内也暗涌密布。岑吾寨因为父系的同宗关系，分作六个房族，他们彼此之间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和谐”，而是有对抗、有争执。我住在吴昌德家，自然地就被当作他们房族中的一员，我也不得不面对房族身份所带来的附加效应，房族内部和房族间交往的种种规则和潜在的好坏关系，让我很难超脱其外做一个外来者去看待寨中人们的生活，在不断地被人定位和自我寻找位置与调和中，我开始了自己在田野中的“地方社会化”的过程。
当我抵达岑吾寨时，他们的古楼修建工程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他们的生活几乎每日都围着古楼转，活动、言谈无不关涉古楼修建的进展和其中的人事安排。在一个集体的活动中，每日人群间的张力就像沸腾的开水一样一波波地往外涌，争吵和埋怨充斥其间。我渐渐发现，这一张力的发生，在于当地人和我一样不断处于被人定位和寻找自我位置的过程中，定位的对象，就在于不断加之于身的归属集体。在参与他们的活动中，我慢慢地学习着侗语，在3个月左右之后，已经掌握简单的对话，虽然无法流利地表达，但是他们日常的闲谈我已经能够听懂大半。
对于生活的调查，不同于早期有关款组织历史的调查，我不再是进了村子就找老人问这问那，而是逐渐和年轻人有了接触，和他们结交为朋友，对于岑吾寨中乃至更大范围的年龄群体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是以往有些忽略的地方。在接触年轻人的过程中，我发现岑吾寨乃至周边侗寨都面对着一个现实情况——年轻人大都在外打工，这也将我引向了有关外出打工所带来的影响的问题上。
11月中旬回到广州之后，我有意地去广州看了看南江人在广州打工地的生活，也参与了他们在广州过节的活动。
2013年1月初，我再次回到岑吾寨，整个春节期间都待在岑吾，开始了对于上述关注更为细化的调查，因为在外的年轻人陆续回来了，我也加入寨子的篮球队，开始随他们在七佰南江内部各寨比赛，了解他们以寨为单位的联系和互动，并参与了各类节庆和仪式活动。
这一阶段的调查持续到3月中旬，为了了解打工群体的生活，我随他们一同踏上前往揭阳的汽车，在揭阳待了20天，白天随他们找工，晚上做一些访谈，渐渐发现在务工地的活动中，寨中的人群关系依然是他们建立关系和活动的重要基础。家乡和广东，并没有断然区隔开。
5月份我再次回到南江，此次我开始在七佰南江各个侗寨集中调查，这让我更具体地感受到一个款组织内部各寨的特点和彼此的分合关系。集中于岑吾寨调查获得的关于人群分类、房族、年龄群体和礼俗规范的信息和对之的理解，通过和其他寨子的比照，也有了更为具体和整体的认识。
2013年8月，在我准备结束调查之前，一位本科时的朋友前来短暂游玩，恰好吴昌德家中来了同房族的老人，一同吃饭时，老人频频劝酒，我的朋友不胜酒力，很快就醉了。次日一早，当我们在寨中时，发现老人在古楼中被寨中众人责难，称其将客人灌醉，影响了寨子的声誉，让人觉得岑吾寨“不文明”。朋友愕然。在后续几日，不断地有不同的人邀我带他同去吃饭，辗转间，我向他简单讲述了房族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好客的饭”背后的含义。他再次愕然。当我联系古楼中老人受到责难的事情，向他描述侗人生活中重重叠叠的“集体”之所在和当下生活的状态时，他也讲起他那远在普宁的客家村寨，人们的生活和此地一样，人被束缚在强烈的集体意识中，又为市场经济改变着有关生活、生存、生命之意义的理解，令他从这个村子里走出的大学生感到难受。
那么，作为研究者，该如何建立民族志的理解呢？该如何表述他们的生活呢？又该如何放下价值判断呢？表达他们的尊严，或许有意义地活着就是一种尊严，而这一意义不再是我们限定的，而是他们有关自我实现的理解。若是如此，集体和自由这一组看似相悖的概念，就有了更多的面向，对于不同的人而言，集体既可能是一种束缚，也可能是一种解放，集体成为意义实现的载体，自由亦是如此，有的人在追求它，有的人在放弃它，人们都在寻找意义的路上历尽磨难。
这或许将我带入一个思考的原点，从人本身出发，从自我出发，而不是偏重于文化或社会的机制，不再以框架、关系的制衡去理解人的行为，而是逆向为之；集体与自由，都成为一种实现道义/尊严的选择，人们生活在其中，也意识到，通过自身的践行，达至自我的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