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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广州乘火车出发，经由广西三江县转汽车，沿着都柳江边崎岖的山路前行，转而北上入都柳江支流的南江河流域，一路颠簸前行抵达南江村时，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震撼。这里虽然是侗人聚居的山区村落，但给我的第一感觉是，他们和我们太像了。他们虽然有自己的语言，但是也可以用汉语和我交流；他们穿着T恤、长裤、拖鞋，闲聊见到的或听来的身边人的事情，讨论着一些与政府治理有关的话题和电视上的新闻。
一开始我多少有些惶恐，我本来是想对一个侗族传统的自治组织——款组织——展开调查。文献资料这样描述侗族的款组织：一个多村寨联合，层级分明，依靠款首、款兵和款约不仅有效地实现了侗族社会内部的自治，在面对外人入侵时，还能集结成有规模的武装抵抗力量。选择南江，是因为历史上这里曾有一个覆盖南江河流域的被称为“四脚牛”的款组织，而南江也成为一个在文献中被多次提到的地方。面对缺乏“文化震撼”（culture shock）的初体验，我担心是不是真的如很多学者的判断，款组织随着新中国基层政权的建设，已经不复存在。然而很快，我的惶恐稍微有所缓解，我了解到南江所属的水口镇政府正在努力发展旅游业，他们用以宣传的对象就是“四脚牛”。一些地方上的文化人也在积极地配合，广泛收集相关的口传历史，勾勒着“四脚牛”的概况。南江与周边村寨有着一个当地人自称为“七佰南江”的联合。在政府的推动下，他们已经组织了两次七佰南江各村寨共同参与的节庆活动，同时还在积极地制定新的“七佰南江侗族民约”，进行自我治理。而当我到达南江时，南江三寨同时要修建古楼，这是如今被看作侗族文化象征的特色建筑。我隐约地相信，这里原来还是有着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的。
然而真正使我产生文化震撼的，不是对于这些现象的了解，而是当我参与其中的时候，遭遇到的复杂性。水口镇政府力图将“四脚牛”宣扬为一个体现了“民族和谐共生”的区域性少数民族特色的文化标杆，尽管在口传资料中，四脚牛的形成是一个以南江为中心不断向外拓展的过程。当下的情况是，那些出现在口传词句中的“七佰南江”“佰二己流”“三佰水口”等村寨联合，不仅彼此不通婚，而且有着紧张的对抗关系。“七佰南江侗族民约”的制定过程，也体现了政府治理和地方传统延续的两面性。由12个侗寨构成的七佰南江，以从南江分拓的血缘联系为基础，构建了他们的内向凝聚和认同。凭依南江村中一块咸丰元年的规约碑，自定规约进行自我治理一直被视作当地的传统，政府的立意在于利用这一传统实现村民自治形式的法制建设，因而此后的规约制定过程，基本是由七佰南江内部各村村干组织和管理，以结合国家法律和地方礼俗的方式开展的。然而规约的制定和效力的发挥，也有着地方社会自有的逻辑。上一次以七佰南江为单位制定规约，已经是30年前的事情，此次制定新一轮规约的动员，也是七佰南江对于其联合再认识的过程，其促生的组织化的“七佰南江协会”更强化了这一认识，从而激发了七佰南江的共同体意识。此外，规约的效力并非完全依靠政府的保障和国家的法律法规，而是建立在其自身的内部认同之上，规约限定的条目要经受地方礼俗的过滤，而且作为监督者和执行者的人物，也是在七佰南江内部人群认可的基础上，才获得了执行力。
让我感受最深的还是南江岑吾寨古楼修建的过程。修建古楼的缘起和村干的动员，透露了政府重建民族文化标识、发展旅游业的意图。岑吾寨人却将其动因归结为自身文化的需求。然而在古楼修建的过程中，岑吾寨人慢慢开始将旅游发展的思考逻辑内化为他们的建设目标。等到古楼修成，岑吾寨人对于古楼修建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又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他们发现即便旅游发展是个漫长的过程，他们的文化展示也可以成为一种向市场和政府争取资源的资本。岑吾寨修建古楼的集体活动过程，基本就是个体和权威不断被集体消解的过程。每个人都归属于依据一定原则组成的群体中，而他们共同构成的“寨集体”又是一个如涂尔干所言的“集体意识”
的存在。并不是说个人没有能动性，而是说他们发挥能动性的实践必须和他们所归属的群体以及“寨集体”关联起来才有意义。这让古楼修建的过程呈现个体和权威不断被消解，不同群体之间对抗、博弈，争吵不断的状态，但是即便处于这样的状态中，古楼还是顺利地修建完成了。
种种经历让我意识到，一方面，要通过款组织去理解侗人社会当下的运作和经历的变迁，便不能贸然地将之当作一个自成一体的单元，只从其内部观看，来自国家治理和市场的影响不可忽略。另一方面，只从制度和概念的角度去探讨侗人的生活，也无法达至对于他们生活复杂性的透彻领悟。七佰南江不是一个先验的概念，而是其中各个侗寨在社会生活和意义体系上的联结，它不仅是一个组织或制度，同时也是基于地方社会文化经验的人群关系的展现。进一步说，侗寨是构成七佰南江的基本单位，而七佰南江联结的建立，就是侗寨内部基于不同原则凝聚的群体及基于他们所赋予的意义和规范的实践活动拓展而生的。一个以款组织为切入点的研究，款组织并不是研究的起点，它更像是一座灯塔，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其内部的复杂情况，而对于这些复杂的人群活动日渐清晰的理解，便成为最后抵达对款组织洞悉的研究过程。所以本书要做的是一个由内及外、由下至上的研究。换言之，即是说我既关注侗人社会运作的地方性经验，也关注来自其所属的一个更大的社会体系带来的影响；既关注侗人结群的规则和具体实践活动，也关注他们通过实践活动赋予其的意义。因而我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他们的人群关系和日常生活之上，以一种“辩证的结构过程”的进路
来理解行动者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致关系。南江侗人的经验与实践以及我的理论思考与对之的阐释，共同构成了本书呈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