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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自清中期以来经历的历史过程，通常是以“国家-地方社会”的框架展开的。这一框架的有效性在于，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治理的步步深入、市场的开发建立和地方社会依据特有的内在逻辑予以回应三者复杂的互动呈现出的区域变迁过程。站在国家的视角上，明代以来将黔省境内都柳江流域纳入国家统治的努力，使得这里的历史在“乱”与“治”中不断往复，而清中期开辟新的疆土遇到的激烈抵抗，更将都柳江在黔省境内的支流南江河流域上一个看似组织完善有序的地方性武装力量——“四脚牛”——凸显了出来。通过这段历史记录，我们看到了一个区域性的社会组织曾经作为当地社会活动重心的痕迹，以及这一组织如何通过国家基层政权和制度的建设，一步步地被改造并纳入国家的治理之下。
当转向一个地方性的视角，希望从他们的历史记忆中一窥这个曾经不断为历代统治者制造麻烦的地域性组织的架构和运作方式时，我们看到了另一番图景。地缘性的联合并非简单通过盟约来结成，“四脚牛”也有其内在的结构，通过亲属关系和拟制血缘关系拓展而出的分立却又相互关联的村寨联合成为“四脚牛”组建的基础。跟随当地人的历史记忆，我们被引向“四脚牛”发源的中心——南江和七佰南江。为了应对动乱和国家的武力征服，最早落基在南江的侗人，分派族人把守重要的关卡，此后这些人各自繁衍，形成聚落和村寨联合，却基于原生性的联系维持着一个整体的认同和凝聚力，“四脚牛”因而得以成形。
然而对于这些有语言无文字的人群来说，他们有着特有的历史表述方式，对他们而言，历史是一些片断性和故事性的古歌和词句，其内涵不仅仅是为了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更在于传递一种价值和理念，从而为当下的生活提供意义。我们看到，即便是有关分拓的传说，国家的影响也变成了背景，他们所强调的并非为了描述如何抵抗了外部力量的侵扰，而是为了给一个区域性的凝聚和彼此之间原生性的联系提供历史话语。当我们不断挖掘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广为流传的、深信不疑的“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所有的言说都和他们内部的人群关系有着紧密的关联，用来确认作为中心的南江和七佰南江的地位、村寨联合内部的凝聚力的延续和村寨联合之间的亲疏。
聚焦于言说历史的人群，对于他们而言，作为展现文化观和社会观的历史表述方式，体现着双向的作用：历史既可以成为一种话语，去解释他们的过去并赋予当下以意义，同样也成为他们表达焦虑和展望未来的途径。毫无疑问，国家政治和市场的深入，已经将他们深切地卷入其中，因而所有地方性的观念都不再是孤单的存在，而是一个沟通的产物。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及其经济制度的建设对地方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是当地人在此之前未曾经历过的。那么，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如何反映在人群关系上，而他们延续的传统人群关系和互动又在怎样的空间中继续发生作用？这是本书接下来要深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