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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四脚牛”的历史记录和当地人对之的历史记忆中，南江作为中心的地位一再被凸显。“七佰南江”成为“四脚牛”的中心，而南江又成为七佰南江的中心。南江的中心地位，不仅表现为在当地侗人的历史记忆中有关落基和分拓建立起的父子寨的格局中处于父寨位置，也表现为当地人通过传承这一历史记忆，以各种传说故事，来强调七佰南江和南江人能力的显耀和对周边的治理能力。
南江侗人一直强调自己的本家在江西吉安，这和流传在黔东南地区大量村寨有关他们迁徙的传说相近，虽然有人认为这与洪武年间“拨军下屯，拨民下寨”引发的江西一带人群的内迁有关，
但对于南江人来说，这种说法并无实际的历史资料可考，只能说如同流传在南侗地区的款词《祖宗寻江而上》
一样，是他们关于自身来源的历史记忆。
然而南江人关于他们如何落基于如今这个群山环绕的坪子，则有一个特别的且普遍认同的传说故事。
据说南江现在所在的地方，以前住的都是大苗，南江人的先祖从江西到了安民磊洞一带生活，他们有一次外出打猎，发现了现在住的地方，河水穿寨而过，气候适宜、渔产丰富，便想搬迁至此。但无奈已经有苗人居住。于是南江人的先祖便接着和苗人闲聊，问起了他们害怕什么。苗人们说他们害怕红、绿色亮的东西。南江人先祖将之暗暗记在心中，回去之后发动众人，用红绿色的纸扎了许多的灯笼，乘着一晚夜黑从四周的山上一哄而下。苗人惊恐，举寨外逃，南江人先祖便把这块好地占了下来。
但是不想，连续几年，天干地旱，种下的禾怎么也不成熟，生活难以为继。他们中有人打听到当初的苗人跑去了广西那边居住，于是便派了一个记忆力好的人装成外出逃难讨生活的，跑去苗人那边打探。问询之下才知道，原来苗人居住在南江时，有一只石头的鹅，年年拜祭它，才保了地方风调雨顺、物产丰富，他们在逃离南江的时候，将石鹅沿颈折断，带着鹅头一起逃跑了，南江失了庇佑，因此才连年遭灾。这个聪明人就慢慢地哄骗，学得了咒语，偷走了鹅头返回南江。将之安置在了本来放石鹅的“己榜”坡上，祭祀祈福，大雨随之而至，禾谷也成熟了。从此在此安居繁衍。以后只要遇到旱情，便上己榜祈雨，每每灵验。
南江人之所以对这个故事言之凿凿、深信不疑，一是在解放前当地还在己榜举行过祈雨的仪式，寨中一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对之还有隐约的记忆；二是尽管现在已经不再祈雨了，己榜坡上的石鹅却还被保留着，只是因为己榜坡上原来安放石鹅的地方修建了小学，所以石鹅被移到寨后的一个角落里。学校建成之后，在原处建起了一座小庙，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供奉，却没有再将石鹅移回去。
图1-4 位于寨脚的“石鹅”
图1-5 近看“石鹅”
虽然我一直在用“南江人”来指代生活在如今南江行政村的侗人，但是“南江”首先应该被看作一个聚居着侗人的地理空间的名词，而不是具体的寨名。南江有三个寨子，通常人们如果指称居住在南江的人，仍然会具体指明属于哪一个寨子。
“南江”就是侗语的直译，意为“江水的南边”，何以得此名，当地人也一直难以说明。南江三寨分别是岑吾寨、高寨、岑烂寨。在侗语里，岑吾即是“姓吴的人”；高寨如其本意，就是“上面的寨子”；岑烂在侗语里为“对面”的意思，岑烂寨就是“对面的寨子”。这样的称呼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高寨和岑烂寨都是以寨子坐落的位置而得名的，且其建立坐标的中心是岑吾寨，即站在岑吾寨的角度去定位另外两个寨子。我们不仅能够从中看出三寨到来的先后，从当地人的讲述中，还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寨与寨的地位与交往关系。
按照南江人的说法，最早来到南江的是高寨和岑吾寨的人，他们落定之后，岑烂人才来。因为先来的两寨势力大，岑烂人来了之后都是帮助高寨和岑吾寨的人看田挑谷，地位并不平等。最明显的就是每年八月十五，三寨都要聚在岑烂寨一侧的石头坪子上斗牛，岑吾和高寨因为在河的另一侧，过去要过河，当地有讲究，老人过河，不能湿鞋子，因而每次斗牛，岑烂人都要为高寨和岑吾寨的老人搭桥。后来岑烂人渐渐多起来，势力壮大，开始反抗，不仅开拓出了自己的田地，也不再为另两寨搭桥了。由于这先来后到确定下的亲疏关系，所以虽然高寨和岑烂都是石姓，两寨的关系却并不如高寨和岑吾那样亲近。
三寨落定，人口渐多，南江附近的田地也日渐不足，因此陆续有人开始向周边开拓，寻找新的田土和坝子。以南江为中心，石姓的人沿江而上，向西北方向拓展，吴姓的人顺江而下向东南方向拓展，他们分别在南江河其他的支流附近寻找到适宜生存的地方，落基建寨，形成了七佰南江九村十二寨的格局。具体来说，同为石姓的金抗位于南江西侧南江河支流金抗河的中游，石姓的归仁和务孖位于南江同流以北，吴姓的宰洋、宰直、己信、八劳、务赧位于南江西侧的八劳河，由南至北沿河分布。
每个寨子的名称，都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据说刚去的时候，总是叫“那一团”不方便，有时候会搞不清楚叫谁，于是人们按照寨子所处的位置将其命名，从此便固定了下来。
金抗，侗语意思是“有金子在的地方”。据说是因为金抗河在金抗所在处恰好有一个小转弯，其浅滩上的沙子里可以淘出金子。岑烂和高寨都有人分去。
归仁，侗语意思是“寨子的背后”。归仁距离高寨近，就在其寨后，都是高寨分出去的人。
务孖，侗语意思是“在两条小溪相夹的山梁上”。是根据寨子所处的位置命名的，主要是高寨分去的人。
宰洋，侗语意思是“阳地上的寨子”。因为宰洋所处的坪地，对面是一片阴地，是后来搬去坡后的己流人的。与阴地相对，故为阳地。都是岑吾寨分去的人，几个吴姓的村寨都是由岑吾分出的。
宰直，侗语意思是“石姓人的寨子”。据说岑吾人准备外迁至此时，已经有石姓人（不是岑烂和高寨的）在此定居建寨，吴姓人仗着人多，将他们赶到了坡上，使其搬到了己流所在地居住。而吴姓人住进这个寨子后，还是称其为石姓人的寨子。
己信，侗语意思是“山坡上的麻粒柴”。岑吾吴姓搬到这里时，因为住的坡上有许多麻粒柴，所以干脆用这种植物的名字命名。
八劳，侗语意思是“缺口的塘”。其所在的地方，两边被山夹住，如同开口鱼塘，到此居住的人就根据地形称呼这个寨子。
务赧，侗语意思是“在瀑布上”。同是因地形而得名。
东郎，最早来此建基的先祖名为“石东郎”，后人为纪念他，遂以其名字给寨子命名。
从南江外扩而形成的七佰南江各村寨，因为血缘上相互联系的原生性基础，一直保持着内在的凝聚力，其后虽然有潘、张、龙等外姓人和同是吴、石姓的外地人陆续迁入，但是通过内部通婚建立起的复杂姻亲关系、定期的仪式和节庆交往、内部规约的制定，构成了一个有着共同体意识的多村寨小款组织。对于这几个村寨之间的关系，有两点值得一提。其一，上己榜的仪式在解放前仍有举行，七佰南江的各村寨都会前来参加，己信的一支成为“大妈”的房族一定是在整个拜祭队伍的最前面，因为当地人认为他们是最早落基南江的一支房族。时至今日，即便上己榜的仪式已经不再举行，对此的确认却仍然存在。其二，因为地理分布上的不同，当地人对于九个村子有着“直河”（八劳河沿线上的各村寨）和“弯河”（南江河和金抗河上的村寨）之分，这主要是根据河道走向来分的，但是也体现出一种相邻远近的关系，也是交往亲疏的关系。他们认为，直河上的村寨和弯河上的村寨各自关系都比较亲近，但直河和弯河之间就相对疏远。一次在己信和两个村干谈到他们新的七佰南江侗族民约的修订过程，两个村干就提到，他们和直河这边村干来往多，有什么事都相互通告、协助，但和弯河那边走动就少，办事情也难统到一起，心没那么齐。
基于迁徙外拓的关系，南江和七佰南江、七佰南江和其他几个村寨联合，建立起了拟制的父子寨关系。南江成为七佰南江的中心，七佰南江又成为覆盖整个南江河流域“四脚牛”的中心。这一父寨和子寨的关系，并非单纯是为了纪念这种外分关系的象征性表达，父寨/中心曾一度以对周边的管理和帮助，体现着它们作为中心所拥有的实质性的重要地位。
关于这一点的确认，我是通过在调查期间的访谈获取的，他们提到的故事，或者我们称之为的历史，不能当作“事实”，而是一种传承下来的历史记忆。通过口传的方式记录历史，是一个筛选和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什么样的故事被保留下来，成为他们对过去“真实的认知”，才是我所关注的。一如我开篇所讲，南江侗人表述历史的方式是“关系化”的，对作为父寨/中心的强调，是他们有关七佰南江和“四脚牛”的历史表述中最重要的内容，这些故事也成为他们确认自己就是中心的历史话语。
在当地人关于中心的表述中，通常会提到南江一直都是七佰南江的中心，比如：农历八月十五的斗牛是在南江中间的坪子上举行的；七佰南江中有了什么纠纷矛盾或是制定规约，各寨寨老都要到南江集合共同商议，并由南江的寨老主持；上己榜的仪式也是在南江举行，虽然排列在最前面的房族是分去己信的“大妈”房族，但是仪式的主持者和拜祭念咒的人，都是南江三寨的人。而七佰南江作为区域的中心，则有着管理之权，如是南江将“四脚牛”中的各寨分派出去防守关隘的说法；上文中提到婚俗中的挑数，七佰南江相较于其他的村寨联合是最多的，其他地方不能比七佰南江多。但他们提及最多的是两个人（吴万良和吴公旭）和与这两个人有关的两件事，用来分别印证南江和七佰南江曾经重要的地位。
现在立于南江村中间的光绪“万古章程”碑，一直被南江人当作南江作为七佰南江中心的一个证明。而提到这块碑，就一定会与一个人物——吴万良——牵扯在一起。吴万良是岑吾人，在七佰南江的公坟中，还能找到他作为孝子在道光三年为其父立的墓碑。据说吴万良读书多，有文化，能说会道，办事妥帖，获得了远近地方的认可，年纪轻轻就被尊为寨老。不仅南江三寨尊敬他，他在整个七佰南江也有权威，凡是有事了都找他出面处理。当上寨老不久，为了更好地维护七佰南江的秩序，他便召集七佰南江各寨的寨老一同商议，制定规约，立起了这块“万古章程”碑。
在七佰南江的公坟中，始终难以找到吴万良的坟墓。和吴万良同房族的人称，他虽然确为地方名人，最后并未在南江寿终，而是去了北京。传说在立碑后不久，因为能力出众，他的声名甚至传到了朝廷，一日他正在地里干活，忽然来了一个外地人，骑着一匹白马，还牵着一匹白马，二人恰好撞见。骑马的人就问他是否知道一个叫作万良的人，吴万良言称自己就是，那骑马的人便说：“找的就是你，快上马吧。”吴万良遂跟着他上了马，直奔京城，做了大官。
由于碑文磨损，吴万良是否真的是立碑人，很难从石碑上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是对于南江人而言，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以至于在我调查期间，吴万良房族的人还问我，是否有机会去北京查找资料，因为他是去当官的，应该都有记录，看看能否找到他的后代。这虽是题外话了，但是南江人讲述这段传说的本意，在于明晰一套“南江出能人—南江管理七佰南江诸寨”的逻辑，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相较于吴万良，吴公旭在当地的名气要更大一些，有关吴公旭的传说，几乎是以和吴万良相同的逻辑来表述的，只是传说的关系拓展到了南江河流域。
传说在南江出了一个叫吴公旭的名人，思维缜密又能说会道，年纪虽小，却也为七佰南江尊为寨老，有什么事了都找他出面主持处理。古邦有人因为坟山安葬的事情，和寨中财主起了矛盾，对方要告到官府去，古邦没有办法解决，听闻南江有个能说会道的人——就是指吴公旭，于是请他来帮忙。吴公旭一来果然处理好了，古邦人想要报答，就问他想要什么，他指着一片水洼说，就要这个。古邦人见这水洼没什么用，就给了吴公旭，而他并没有将水洼收为私用，而是将之给了七佰南江，并专门派人来将水洼开发成了一丘田，就叫作“南江田”（一称“公旭田”）。南江田由古邦人照看，产的禾谷则归南江。有此一事之后，古邦遂将南江奉为父寨，希望以后有什么事情七佰南江也能够予以协助。
南江人还会将古邦的南江田及作为父寨的地位和他们的切身经历复合在一起。一次我和几个岑吾寨的中年人聊天，将话题引向了吴公旭的故事，他们便讲起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们曾成立戏班出外唱戏，派人送帖去古邦询问对方是否要接戏时，当时古邦有不少老人就赶忙说：“这是爸爸寨来唱戏了，哪里敢不要。”
至于吴公旭离开南江后，有一段相较于吴万良更为离奇的传说。
吴公旭在家洗澡时，每次都是去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还专门嘱咐家人在他洗澡的时候千万不要来打扰。他的母亲禁不住好奇，于是一次趁吴公旭洗澡的时候，便从门缝偷偷地探看。没想到，里面根本没有人，而是有一条黑龙盘在房间内的柱子上，吴公旭的母亲看见后惊出了声，这一下让黑龙发现了。黑龙对着惊骇不已的母亲说明，自己就是吴公旭，如今既然被发现了，无法继续待在寨中。讲罢，便飞升上了天，从此再无影踪。
如果说这两个人物传说前半部分的逻辑在于通过“南江/七佰南江出能人”来彰显南江作为中心所拥有的重要地位的话，那么故事后半部分两个人倏然而去，按照同样的逻辑，则混杂了南江人焦虑的情绪，暗示着其因为缺失了“能人”而衰落的境遇。对此的理解，我想将之放在一个可以考察的时间段中来予以说明。
即便关于几个村寨联合之间从何时开始彼此禁婚难以考证，但是从当下来看，七佰南江和佰二己流、三佰水口等村寨联合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彼此禁婚，还相互交恶，且七佰南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劣势。据南江的老人讲，因为己流人都会打银饰，有收入，是七佰南江单靠务农无法相比的，而三佰水口占着水口街市的地利，人也较有钱，所以他们一直都不把七佰南江的人放在眼里。以前去水口赶场时，南江人总是挨打，而他们也只能忍气吞声。在学校里也是如此，来自七佰南江、佰二己流、三佰水口的学生都各自抱团，南江的学生也常常被欺负。只是近十来年，因为七佰南江外出打工的人日渐多了起来，南江整体的经济水平也提高了，且出了不少在政府工作的人，才又找回了气势，对己流和水口的人才没了忌惮。
南江在七佰南江内部也有着类似的境遇。近几十年，南江都没有出过一个能够对整个七佰南江产生影响力的人，真正能够治理七佰南江、令众人信服的人，要么出在务孖，要么出在己信。20世纪80年代开始重定七佰南江乡规民约，无论是发起者还是主持者，都与南江三寨的人无缘。第一次制定的规约后被刻在了“万古章程”碑的背面，更多是为了借用老碑文的象征意义，希冀赋予新的规约更多的合法性。借着制定规约建立起的治理七佰南江事务的七佰南江协会，其领导人物也是在务孖人和己信人之间轮换。南江作为父寨，更多是存在于历史传说中，在现实生活中它越来越少地被提及，变得有象征却无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