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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广州乘船溯珠江西行，经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内的西江抵柳州，入都柳江，继续西行，在广西高安转折北上时，便能看到南江河大桥，从此逆流而上，就进入贵州省界，而此时唯一可以行船的河流，就是南江河了。沿河一路前行，会依次经过河边几个比较大的村寨——地坪、龙额、古邦，最后直达水口，再无可行船的河流。水口汇聚着来自西、北、东三个方向的金抗河、南江河、八劳河和几条小支流，是为南江河的源头。
南江河是都柳江入贵州境内的第一条支流，南江河的干流和几条小支流如同一只小臂连带着张开五指的大手形构出整个流域，其中囊括了大大小小几百个村寨。河流蜿蜒穿行在崇山峻岭间，虽然流域所经已是云贵高原东南一隅，山势渐缓，平均海拔约在500米，但连绵的山地与河谷还是造就了该地区村寨立体分布的特色。河流灌溉的便利和温和的气候是河谷吸引人们定居的生态条件，这里丰沛的雨水和肥沃的土壤也使得山上的居民在狭窄的土地上依然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所以从河流冲击出的相对平阔的河谷到陡峭的山顶，都能看到木屋成群的村落。
山地隔阻和优良的生态环境，为这里营造出一派“桃花源”的景象。对于中央王朝来说，这里在很长的一段时期确是政治上的“生地”。唐宋针对边疆民族施行的羁縻政策，只是象征性地将这里纳入了王朝管治，所设立的行政单位峒，并没有实际的管治能力。而基于羁縻政策在西南建立起的土司制度所奉行的依然是地方自治的原则。本意是为了强化王朝对地方的管治而设立的土司，却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或是因为势力日渐膨胀反而对王朝政权的稳固造成威胁，或是虽设立却无钳制地方的能力，所以到了明初洪武年间，明廷为了加强对西南的控制，于是“拨军下屯，拨民下寨”，在西南地区广泛“开屯设堡”，开始“改土归流”。
都柳江和清水江流域的改土归流自明初开始，到清中期才达到高潮。从大范围来看，尽管贵州东南部仍处于时治时乱的状态，但随着明代贵州布政司的设立和关键府县与卫所的设置，除里古州（即今古州）之外，该地区大部分地方都已成为王朝政治体系中的一部分。然而行政与军事中心的周边地带，仍然由地方土司管理。本书主要关注的“四脚牛”一带包含的南江、水口、古邦、己流等村寨，自明永乐之后，便属于黎平府所辖洪州司管辖，这一情况延续到清初。
治理的过程并不平稳，武力征服和激烈反抗构成了该地方的时代主题。不仅土司时有叛乱，而且因该地处于黔、湘、桂交界地带，地方苗民也易于连横结众敌对。
至康熙十二年（1673）更因吴三桂的叛乱而“全黔皆陷”，此后历七年叛乱被平定，
但对于清廷来说，贵州东南部盘踞的“生苗”，始终是不安定的因素，清王朝从康熙朝开始就试图对西南的人群归类识别，然而百苗图上对这一地区记录的空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廷的无力。
雍正时，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在《剿抚生苗情形疏》中就直言：
上游之贵阳、安顺、南笼诸属，并直抵粤界之生苗、侬仲，皆已陆续向化，纳赋输诚；惟下游之黎平、镇远、都匀、凯里等处，生苗盘踞于黔楚粤三省接壤之间，阻隔道途，难通声教，仍然夜郎自大、肆意横行，地方官从不敢过问。
对此，清廷开始进一步推动贵州东南部改土归流的进程。雍正七年（1729），清廷拓殖的范围继续扩展，瞄准了古州一带（古州，今贵州榕江。历史文献中的里外古州，包含今贵州黎平、从江、榕江的大部分区域），着手开辟“新疆”，
设立“新疆六厅”，誓要将这片广阔的疆土完全纳入王朝的统治中。
至雍正九年，苗疆初定，此番军事征服，千余寨受到波及。清廷以为可就此安定，但该地方民众的反叛却不断。其原因是多元的，既与边界地带的区位特性有关，也因清政府在此地的严苛统治，同时亦有当地族群紧密的姻亲关系建立的联结以及不同族群的联动作为支持，
清中后期兴起的民间教会的动乱也推波助澜，
但更重要的是当地延续已久的以侗族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例如六硐（今从江一带）、“四脚牛”，成为侗、苗等民族能够一呼百应、群起而“乱”的基础。
其实，在咸丰元年（1851），面对不停的结伙叛乱活动，为了对地方进行有效控制，时任思南府知府的胡林翼调任黎平知府，对水口一带进行了整治。
胡林翼认识到该地的复杂情况，开始实行保甲团练，期待以此整治地方政治，以绝后患。
但在上述多种因素影响下，咸丰、同治年间，当地民众和清廷之间还是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四脚牛”所在的南江河流域正处于斗争中心。
战乱持续了三朝，在光绪初年，新任黎平知府袁开第集三省兵力才将之平复，方志有载：
（光绪）二年，知府袁开第莅任。正月，三省会剿六硐、四脚牛，战皆捷。先是，倪应复乞楚军龚继昌、吴自发、储裕立，广西提督苏元春（镇远人），顺字营刘德顺、总兵张文德，并何东山、林国泰，率师会剿。时逆首张瑞麟、吴老贡、石大力等踞六硐、四脚牛，裹胁苗民，肆行骚扰……三、四年，屡次歼除，根株殆尽，苗疆平。
清军最终攻下了南江河流域，苏元春幕僚徐家干详细记录了军队的遭遇，其中，对于“四脚牛”这一地方组织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关于何谓“四脚牛”，徐家干有言：
地名四脚牛，初不知其何意，即执苗人问之。凡地方有事，需众会议者，则屠牛分四脚传之以为之约，因即以四脚牛名。曰水口，曰南江，曰古邦，曰高岩，号称四脚首寨，余各随所近者附之。主其寨者皆称曰“头公”，而首寨头公尤见尊大。牛传毕至，相应如响，故一旦狡启，数千之众随时可集，其称伪王、将军、元帅、先锋、总理者，皆即所谓“头公”也。楚军至，踏平首寨，禽首要，余悉不战降。毋亦牛盟无主，约散而胆落矣！
徐家干参与平乱，所以所言虽非全然，但也未必会差太多。对于平乱过程的艰难，徐家干也详细地写了出来：
四脚牛苗“乱”，退守蜡树坳，卡紧不可犯。光绪二年正月十四日，苏君元春领楚军千人由平架进逼九厥，距蜡树坳五里。日既夕，合命前营黄政德率勇十八人哨探形势，既抵卡，闻无人声，即有骄捷者数人猱而入，苗适晚餐，不知觉也。黄以去勇未还，恐有失，派勇报大营，即一面亲督各勇缘栅以升。黄见前勇，询知苗餐未毕，意欲乘而敝之，又虑众寡，乃伏坳右林箐，饬各以随带洋枪连环轰放。苗惊骇，相率停餐接仗，铳炮齐施，而尚不知我军多少，不敢前。正相持间，适大队驰至，砍开卡栅，一拥而入，苗败溃，我军遂据卡驻之。天明，苗忽倾巢至，更番扑斗，或败之去，又复摇旗发喊而来，自晨至日中，战凡数十次。客见将士劳惫，乃商退敌之计，曰：苗之屡来，殆以我军人少，今拔坚卡无多杀伤，而左右苗寨又复依然完善，苗虽败，岂不欲转而侥胜；若焚其寨而毁其积聚，则我之军威震，而苗无所恋，可一战而走矣。于是，分拨二队，一出左坳旗下，一出坳前水塘，各带药弹分途迎敌。苗复败，遂焚毁旗下、水塘，并宝塘、三百、地垛、五寨、新寨、花柳塝、蜡树塝、地青塝等十寨，而苗气果慑，不敢复至。越日袭水口，二十一日取古帮，二十二日夜拔高岩，进兵九日，巨寨悉平。时有：四脚牛，皮已剥；苏军门，得三脚之谣。
及平定之后，清廷无任何懈怠，袁开第立即在水口设了衙署，并屯军量田、制庠序、兴科举，政治、经济、文化多管齐下，力图彻底稳固在此地方的政权。
由洪州司趋南五十里，距府城东南一百二十里地，名水口。水道由古邦入广西怀远界，可通舟楫。地产杉木茶油，为商贾辐辏之区。拟于水口围筑土城墙，设立衙署，移吏目驻之。所有杖笞以下案件准其讯理。向抽之屯田，久经废弛，现已逐一清厘，拟即分拨东南路屯田于该处，酌养屯军，以资镇抚。再次第兴立义学，以化之，此四脚牛善后之长策也。
此后，南江河流域终于被纳入王朝的管治之中，在清末再无大的动乱。
然而，正如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所言：“边界地带的主要特征是不安全，它往往造就组织严密的团体，形成近亲相交、因循守旧的社会关系，但是他们具有流动性，比起其他人来更不顺从于‘劳动的专制’。”
南江河流域的“四脚牛”地方，似乎总要比其他地方更动荡一些，如咸同年间因与湘、桂毗邻，受白莲教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在此地形成的“苗匪”“教匪”“发匪”合流之势力。在光绪朝政治稍平之后，此地方成为王朝治理体系中的一部分，且是“因乱而治”，得以从偏远成为中心。由清朝衙署、屯兵、团练辖控之地，却在后来的历史变动中，又“因治而乱”，成为辛亥年革命武装攻击的目标。
一份在水口镇岑遂村收集到的手稿，将我们带入了清末民初时的变革之中，尚未长治的“四脚牛”地区，再次被卷入兵荒马乱之中。
（岑遂陆怀先于中华民国廿七年六月手稿）
从来四脚一土，素本弹丸之地。土瘠民贫，森山峻岭，田亩希坵。勤耕若种，民乐雍熙，手足勤劳，拮据不息，乡俗农民，全会异习。询其为盗者伊谁，询其为匪者伊谁，询其为魁首者又伊谁。
忆自穆宗皇帝以来，年过数旬，家无鼠狗之盗，里有仁原之风，此之谓朴实良民者也。岂意于宣统庚戌己酉二年，悖星叠见，天降不测之风云，人遇暂时之祸患。忽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湖北陆军首领，兴师起事，于武昌推倒，满清退位，恢复汉室江山。不一月，中华一十六行省，四方响应，而北伐可观。各省道阑庭等，乘隙倡乱，始于粤西柳州府怀远县，呈阳江猛团江腮江等处，采湾放召，结盟拜会，剪发先行，充当革命。继出效匪之首杨大林、吴老报、廖世德、杨安仁、李子廷、吴老三、侯兴沛、杨永芝、莫仁昌、覃老南等，其此不过数拾为群。拉生勤赎，其后遂至盈千累万，抢掠烧杀，愈集愈众，图霸僭王，自称独立，如水益深，如火益热。
于十月初九日，而动干戈，扰入予邦之内，攻入牙双。环而攻之而不胜，嗣后布攻数路，由三坡土地坳、蛤蟆岭、当俾冲血战数场，匪溃奔北。忠奋以敌其忾，凡关律隘口，朝暮梭巡，匪党不能撺扰，适中可怜亚罕寨、三山村、弄播寨、美劳村等处附近匪巢，互昆连通匪道衢，实是进退维谷，不必赘言。
至于十一月十七日纠集六合团，忠义款，并谢哨官，与廖君快枪约有壹百杆，人马总计数万。正在议军未决，逆料：刘麻子、吴老三、吴老报等，率带匪党百余人，蜂拥扑入。霎刻溃于匪人。即纵火焚新寨，小寨尽灰烬矣。况又水口衙署，皇室建封，一旦被于匪首，岂不可惨乎。是日兵多将广，无防入虎之虞。匪即驻扎于斯地。况水口乃四脚之胜地，适中所临天下之人，何不弃之大厦，扶老携稚，搬运庐生灵密箸箐幽谷。返其旄倪，穴居野处，其庐结草，搭篷栖身。所以余房屋，任匪蹂躏，搜寻掠抢，惨莫堪言。不但此也，威勒捉成，不然，擅行纵火并将老幼杀毙。近因此时，叠用羽书，详注申上宪□请兵救援，未灵呼吁，四顾踌躇，嗟呼。不得已，只救目前之急，徉往捉匪之诚，有输投款者，有之矣。有议投款者，亦有之矣。所以屡次暗由绕道，飞赴王公顾理，揆济扶危。所恨中途从匪之人，屡传屡据。迨至公率队，始抵岑遂寨。二十九日，王公联洽俺款，协同攻入水口，破其匪巢，团兵奏凯，而逐救得我方，数万生灵，并救若百千镪。不然，溺于匪藉[籍]者，不知其几，输于匪党者，亦不知其几。嗣至王公反后，匪风尚存，复又设立防营。亚城溪宰洋河衙署岭，广堆坳堵守搜巡，防虞流匪窜。
未暇爆竹桃符已毕，辛亥年之光景，又壬子年，正月内，匪气复炽，又窜黔疆。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自恨我等地方，家资匮乏，难赎针枪，所以己流寨，古邦龙额八甲诸乡，遭火焚罄尽。又岑比寨，被匪毒毙数命。南江驻扎，煽感善人拜入匪籍，兼又掠夺资财。呜呼。望兵若渴，禁匪如汤。二十三日，匪田孖温溃散，经过返粤，岑遂岑厦，经匪蹂躏卷席无遗，并拉毙数命。二十八日，福蒙艾管带，率队至于我境，驻扎月余，匪方退潜粤地。我等地方，得以安耕，各归桑梓。此四脚之斯土，人民疾苦，加以洪匪猖獗，业经半载，贫者无路以获青蚨，富者无门以括白镪，火上交油，雪上加霜。四脚之内，被匪烧焚，十有八九，未被掠杀者，十无二三，种种祸害，深痛骨髓。
屡曾有圣天子之龙藏我邦早政虎拜。
纶音，要伊府县某，立出剿字，扫贼荡乎境，将为之人尽行斩讫，方可雪其心头之恨也。
是谨将四脚被匪扰乱情形大概累陈，俚言一篇，示后世之鉴。
在对民国土匪的研究中，贝思飞特别指出，任何政体都会污名化其政治对立者。清朝以前，寻求这种伎俩的官方记录经常使用的是盗、贼、寇这些词，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出现了“匪”这个新词。
文献的记载，总能体现“国家的视角”或“当政的视角”，站在清王朝的立场上，时过十数载，“匪”的对象已由“苗”转为“革命党人”，尽管仍如贝思飞所言，“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在中国，‘土匪’一词传统上是损害政敌最有用的用语，不论是从前（称呼民众叛乱）还是现代（称呼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如此”。
然而，叙述主体亦随之变换也是引人注目的：曾为“匪”的苗人经安顺归化，转又将“匪”这一抽象的标签，贴在了一群与时之“正统”对立的团体之上。在清季民国的动荡中，自咸同到光宣，两个辛亥年，恰一甲子，对于南江河流域“四脚牛”地方的人群，任何寻求平稳生活与“正义”的努力，都成为他们被卷入兵燹（以匪乱与平治为名）的缘由。
这份手稿中还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团练作为主力与辛亥革命武装的对峙。清王朝面临内忧外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官督绅办”的地方民兵防御组织——团练之前，胡林翼在任黎平知府期间就实施了大规模的办保甲团练的举措。清政府借用地方力量治理地方，也从侧面凸显了地方组织形式的相对强大。
在手稿中，地方团练六合团、忠义款尤为醒目，这些团练不仅在辛亥时义勇当先，在咸同年间的平乱中也“战功赫赫”。
然而，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观察到，胡林翼在维护地方秩序、解决地方治安问题中，采取了在地方名流的帮助下保甲和团练合编的办法，完全依赖农村中真正的权力因素，也引发了名流控制地方权力的增强。
在清王朝尚有力管辖地方的时期，这一办法效果显著，然而，其蕴含的力量和趋势在于，地方组织的权力过度膨胀及其对地方行政的干涉。清末，地方名流势力扩大的过程中，甚至传统名流因制度变化而解体的过程中，以团练为基础的地方武装组织，转而又呈现出“地方自治”的面向。当然，面对寻求自治的地方武装，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叙述谱系，仍以“匪”视之。
到了1941年左右，国内军政纷争，地处三省交界、临近广西的水口地区，再次陷入失政的状态。此时崛起的地方武装不再是“四脚牛”，而是杨标率领的地方部队。杨标本是土霸王，国民党有意拉拢，分了他一个“湘桂黔三省边防总司令”，实际并无钳制之力，仍然任他自由。所以只要是外部势力，不论哪个党的军队，他一律拒抗。水口既作为一个贸易重镇，聚集了不少富商，又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也就成为杨标反复争夺的地区之一。
直到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才肃清了杨标盘踞在水口一带的武装势力，正式宣告解放该地区，建立起了县乡管理体制，随后便开始了土地改革运动。20世纪60年代之后，和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该地区也进入了集体化时代，尤其是随着人民公社的建立，基层政权的进一步巩固，政治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但原有的社会组织和人群结合的方式被要求按照集体化的组织方式重构，且地方权力格局也因阶级斗争的话语、公社三级组织的设立和领导干部国家任命的选任制度而受到影响。
这一时期地方上在政治层面的变化并不如我们所想的那样“上行下效”，国家的强力也遇到地方上有组织的或零散的反抗。比如阶级的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并未完全“落地”，那些被划分为“地、富、反、坏、右”的地方权威，仍在国家所不能完全控制的层面享有人们的认可。集体的管理同样并不是那么彻底，当地人常常会在公社的分类制度下，以原有的人群结合方式行动，人们也会联合起来偷偷地“单干”或者“包产到户”。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南江公社，其还因此获得了“难讲”公社的名号（以国家的视角）。
随着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公社的解体和政治改革，尤其是1987年《村组法》的制定，村委会的设立和村主任（俗称村长）的直选，行政村又成为自治单位。基层治理以乡镇-村组开展起来。其中“四脚牛”地方的多数村寨，在乡村自治的推行下，延续了曾经以一寨为中心、多寨附和联合的形式，跨行政区划，建立起松散的自我治理组织，将地方传统权威纳入基层，与基层行政人员共同制定乡规民约参与自治，这又让我们看到了“四脚牛”曾经的影子。而2006年税费改革后，地方人群面对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从地方治理中抽离、地方恶势力崛起、公共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的境遇，进一步尝试发挥传统“款组织”的联合与自治作用，并尝试以现代的形式参与到基层治理中，本书将在后续章节对其复杂过程做细致探讨。
伴随雍正年间对贵州东南部武力征服、开辟“新疆”的重要事件，便是对清水江和都柳江的疏浚。对都柳江的疏浚，有运输粮食资济军需、为行军至生苗盘踞腹地的上游古州一带便利征剿和供商船通航的多重考虑。鄂尔泰在《全定古州苗疆疏》中特别言明：
清水江一带虽已黔楚通行，商民称便，而都江一带则阻于生苗塞外……欲使都江开导直达粤西，非勒兵深入遍历各寨，亦剿亦抚，则其势必至阻挠，清理终难就绪……河道现阻，更属切近之忧。是以臣调两者之兵，竭二年之力，严饬将裨毋得苟安，迄今夏秋，始或全定。
河道的疏浚打通了商道，沿江的贸易往来逐渐繁盛，古州、富禄和柳州等都成了重要的商业据点，湖南、两广商贾云集。下游的食盐、糖、布匹、煤油及各种日用百货溯江而上，上游的大米、桐油、茶油、药材及木材等又沿河而下，同时大量的商业移民陆续进入贵州东南部。
因为货物可经南江河入水口中转运入贵州腹地，水口也成为从湖南和两广入黔的重要商埠码头。
但是贸易的地利并没被当地“土著”安享，随货物而来的外地商人，陆续入驻水口，利用经济手段逐渐占据生活在水口河道附近的侗苗人群的房屋，在水口中心位置定居下来，将之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贸易集镇。整个南江河流域的人群参与水口贸易的活动通常有三种，其一是船运，据说民国时期水口码头最多可泊船35只，多属于古邦等地的村民。古邦曾有一个巨大的“三王庙”，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被毁坏，其残破的建庙碑文上，隐约能识别出水口、福禄（即现在的广西富禄，同是都柳江上重要的商业集镇）等地前来捐款重修的字样，其辐射的范围和参与的人群，或许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地参与河道市场网络的情况。其二是木材的放运，木材生意主要掌握在水口街上的外地商人手中，
周边村民主要是负责砍伐和运输商人买定的树木。其三是“赶场”，水口成为一个贸易集镇后，商铺林立，几乎天天都在赶集/赶场，当时有“百日场”之称，一年四季周边的居民都会前往水口街卖山货和农产品，并购置所需。
依靠都柳江水运而从事商业活动的水口一带，其兴盛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对这一时期的商贸，水口镇精于文史的孟明兴有所述：
水口街是古时商埠码头，是内运外销的商品流通集散地。清末民初起，水口主要以水路交通运输为主，用木船运载货物，大的能载1.2吨，小的0.5吨～1吨。两广输入的商品有盐巴、煤油、各种布匹、糖类（红、白糖制品）、日杂百货等等。水口输出的有生猪、大米、油类（茶油、桐油）、各种药材、竹器制品（饭篓、箩筐、晒席、各种鸟笼等）。输入的商品，外销至中潮、洪州、黎平等地区。木船运输延续到解放后的1960年代时终止。从此修通公路，运输主要以汽车运载货物，货源仍以两广为主，湖南次之。
正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公路建设，水道运输日渐衰落，尽管水口作为周边村寨集会之地，依然吸引着周边人群在此集散和买卖，保持着农历逢三、逢八的集期，但其区位优势不复，水口一带也由于山地阻隔，道路修建不充分，反而成为闭塞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其后的经济变迁如前文所述，即以农业为主，在集体化时代，经济活动被纳入国家计划经济之下，田地和粮食都不再归个人所有并自由使用，而是以集体的方式生产、提取和分配。
该地地处山区，以农业为生，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加之固有的人地矛盾使得改革开放和放宽农业政策之后城乡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随着沿海一带加工业的兴起，生活于南江河流域一带的人为了讨生活，开始了外出打工的生活。及至21世纪初，打工经济基本取代了农业经济，成为该地区主要的生计方式。这一转变的副作用是人们高度地被卷入市场，生活资料和人都被商品化，使得他们生活的维持和改变都得依靠打工经济，也只能依赖打工经济。
近十年来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修建将这一地区与更大的区域连接了起来，改变了其原有的闭塞境况，政府也有意挖掘和树立有地域性的民族特色，开发旅游业，依此来发展地方经济。面对被卷入市场却无法掌控的境遇，该地区的人群也希望通过产业发展来摆脱单纯依赖打工的生活。“四脚牛”作为这一地区曾经“著名”的传统社会组织，成为可供操演的文化资本和历史资源，再次被重提。仿佛经历了一个曲折循环，“四脚牛”曾经以反抗中央政权的姿态出现，如今又成为国家和地方共谋之下的“创造物”，再次回到人们的生活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都柳江支系的南江河流域，至少是从清代中期开始，随水道疏浚和地方归治，和清水江、都柳江主干道沿江地一样，逐步融入下游市场，因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习俗等方面产生影响深远的变化。但是，当我们细考文献与记忆，南江河流域并没有凸显其作为贸易要道的特殊性，其历史既未与清水江下游地区展现的因“享清江之利”自雍正之后就积极地参与市场，文化化程度日益深入而在族群意识、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方面深刻变革的历程保持一致；
亦与都柳江下游主干道地区因大量商业移民涌入，土客复杂互动引发的区域社会在权力格局、地方信仰、族群关系、节庆习俗等方面的再创造有所不同。
在贵州东南部因市场扩展而引发的社会变迁的整体历史进程中，南江河流域以其“乱/治”的历史主题和“四脚牛”于其间的活跃，凸显了侗、苗等民族传统地方社会组织的强韧。因而，对于“四脚牛”的存续与变迁以及其内部分合情况的探讨，或可以理解该地方历史过程特别的一面，希望这样的探讨能够拓宽对贵州东南部社会文化认识的论域。
2010年，我第一次从三江转车，沿着南江河河边崎岖的公路北上来到水口时，怀揣着明确的目标，我就是要来到光绪年间战乱频发之地，寻找当年令黔军和湘军头疼不已的地方组织“四脚牛”的踪迹。当然，当时我所有的知识储备，不过是徐家干笔下五六百字的描写和散见于《黎平府志》和《清实录》里被一笔带过的记录。
虽说不上意外，但能够在当地收集到的信息的确屈指可数，提到“四脚牛”，几乎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东西，好像它从来没存在过一样，更别提那段轰轰烈烈的反抗史了。过了一阵，我跑了一些南江河流域的村寨，也知道用简单的侗语询问，于是“四脚牛”变成了“sei54 ting54 tu34”（侗语译，sei54：四；ting54：脚；tu34：牛），终于有一些老人听出了熟悉的名词，告诉我他们以前听老人讲过这个词，这一片地区，南江河流经的地方，从最北边的乍团，一直到最南边的高安，就是“四脚牛”。然后呢？老人们莞尔，却再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好像记忆只剩下了简单的词句，无法连成故事。这样的词句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渐渐也收集到一些，关于定约立碑的，关于战争设营和关卡分布的，都是一两个词或零散的句子，再无更多。后来，也听到几个村寨关系的故事，时间都已模糊，却让我看到整个南江河流域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关于“四脚牛”清晰的内容，依然没有显现出来。
当然，我并不只是从记忆和口传故事中去勾画“四脚牛”，也在关注当地人的具体生活、组织和社会结构。在这一层面，似乎能够更为清楚地看到在他们的口传之外“四脚牛”的延续。徐家干记载中的几个首寨，自北向南沿河分布，每个寨子都形成以该寨为核心的十几个乃至数十个村寨的联合，牙双、己流等皆是如此。这些村寨联合有事相帮、内部通婚、有统一齐聚的节日，认同清晰甚至设立了内部统一遵守的规约，俨然是“四脚牛”这一大体系下细分的地方社会组织。
2010年我只在水口停留了3个月，离开时，虽然已经对当地几个大的村寨联合的基本情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但对于“四脚牛”的背景、来历和变迁等细节仍未探得更多的信息。
时隔两年，2012年7月，当我再次来到水口时，大吃了一惊——“四脚牛”竟然成了一个在政府和乡间都被广为谈论的热门话题。细问之下才知道，在我离开的这两年时间，水口镇换了书记和镇长，新一任书记当年在黎平县委宣传部工作，来到水口镇之后，就想大力发展旅游，而彰显“地方文化特色”则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前提。于是在强调“讲侗话、唱侗戏、穿侗服、弹侗琴、品侗族美食”，着力凸显侗族文化的同时，区域性的“四脚牛”文化也被挖掘出来，并被视作“民族大融合，多民族和谐共生”的水口精神的一部分，作为宣传主题重点打造。
水口政府为此事做了不少工作。他们要求下属的各村村干收集寨老或者能说会道的老人的名单，希望以座谈会的形式把他们聚集起来，了解他们听闻口传下来的有关“四脚牛”的故事；并且还专门指定了调查员，一个是水口中学的老师石定礼，一个是镇财政局的吴通海。他们两人都是当地的侗族，且早就对侗族的文化有兴趣，在此之前已经以个人名义注册了一个名为“七佰南江侗族网”
的网站，专门在上面记录有关南江一带的风土人情、传说故事和风俗。在政府的任命下，走访有了主题，他们开始到处打探有关“四脚牛”的信息。
以“四脚牛”作为关键词来搜寻，想要找到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在一个无文字而纯凭依口传记事的地方，绝非易事。就如他们在网站上所言：“为了追溯‘四脚牛’的历史，我们在深入村寨进行访、问、查的过程中发现，很少人知道自己就是‘四脚牛’的人。他们只说，生活中常听唱一些叙事歌，不知道编写者是谁。”
这和我当时的感觉如出一辙。不仅如此，即便因为政府的宣传，“四脚牛”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可若再深究下去，那些言谈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好像“四脚牛”是个政府提出来的新事物，而非他们一贯生活于其中的存在。然而，在政府的大力动员和他们的努力下，大浪淘沙，还是发现了不少珍稀的“贝壳”。两位当地文化的热心人找到了几位能够用侗歌或朗朗上口的词句叙述出一点“四脚牛”经历的老人。从他们的记述来看，虽然其中囊括了对“四脚牛”兴衰的描述，故事的核心却还是和战争联系在了一起，这也成了弥足珍贵的地方口述文献。根据两位地方人士的整理，有关“四脚牛”的口传文献被用两种形式呈现出来，一种是汉字记侗音，也是侗人歌师常用的方法；另一种则是汉语的对译（见表1-1）。
表1-1 侗歌：“四脚牛”的地理位置和兴衰史
续表
资料来源：四脚牛南江侗族网。
对于这个版本，两位收集者坦言是“以民间口传为客观事实依据，综合了各种说法进行编写的”。侗语的部分相对精练，是基于一个已经比较完整的母本，结合一些别处听来的相类似的片断，增补串联而成。汉译的内容则多了许多解释，对之进行了小说化和艺术化的处理。艺术化的处理写意而不写实，多了许多渲染气氛的文字，是为了烘托他们所要表达的内容之惨烈，但陈述的脉络并无偏颇。而文中出现的“少数民族部落”这样的概念，则和两位编译者的知识构成有关，“少数民族”自然是指他们自己，放在语境中讲虽然不合，但在现有的国家民族划分中确实如此，他们只是袭用了当下的话语。而“部落”，似是当地人对于村寨联合的一种普遍定位，我听到不少人讲这些村寨联合，比如七佰南江、佰二己流、三佰水口，其实就是一个个的部落，因而这个词也要从他们对于自身所处村寨联合的认识来理解，而非其一般化的含义
。至于翻译的内容超出侗语所指，则是因为他们收集的材料过度片断化所致。那些关于村寨联合商议、寨老订约、点燃烟火的情节，在不同的地方都有类似的片断化记忆，构成了一个故事的“原型”，而他们在翻译中，对简单的几句侗歌词句的内容进行了扩充。
在面对地方历史的时候，我们通常要处理三重混融的历史叙事：官方的、本土/政权导向的和本土/民间导向的。即便将上述经过后人修饰的口传内容还原为相对简单的侗语叙述，也能察觉到其中两重逻辑的叠加：一重是“四脚牛+兵燹”的治乱/乱治的历史，一重是“四脚牛+迁徙建基分拓”的根基历史。
西佛曼和格里福在对爱尔兰汤马斯镇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意识到，一个地方的历史，常常因地方经验而与该地方所属地区的“民族/国家的历史”迥异，那些在历史学家看来重要的“过去”，或被地方人群遗忘，地方人群则会根据他们自身的文化脉络和观念体系，构建和认识自己的历史。
这指涉的是历史的主体是谁，以及历史究竟为何的问题。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我们势必会反思为何在崇尚口传的侗人中，过去不过百年的兵燹历史以及“四脚牛”的聚合，会被淡忘。观照已有的文本，与兵燹相伴的是地方历经侵扰和苦难的历程，苦难通常会成为记忆中最根深蒂固的部分。我在后续的口述史访谈中却发现，对于“四脚牛+兵燹”的治乱/乱治的历史尽管零散地出现，但并未成为流传的主题，反而是南江河流域“四脚牛”所囊括的不同的村寨联合之间的分合关系，成为记忆的主流。
针对这一问题，人类学和历史学相互砥砺，不仅强调口述历史和历史记忆研究的重要性，还提出将口述历史与历史记忆——那些在地方流传的、广为认识的乃至具有教育意义的、被认为是“故事”的内容——视作一种历史的“文类”，通过收集和比较，并结合地方社会文化脉络，探讨其中蕴含的“历史心性”
、“口承传统”
或“深层结构”
，由此揭示人群如何通过绵延的超时间性的文化意识、社会理想和生命体验“为过去赋权”。
具体而言，人们对于“四脚牛”的记忆已逐渐淡化，以至于在我调查期间，除了些许的片断，少有人知道“四脚牛”为何。但是“四脚牛”内部的小款组织的结构方式和人群交往的规则，却一直延续下来。他们不仅将“四脚牛”内部的运作以实际的行动（仪式、节庆、婚俗等）而非“固定的知识”记忆下来，还通过特有的表述历史的方式，建立起过去和当下的联系，蕴含在他们的历史故事中的价值和理念，成为他们有关人群关系的实践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