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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到“人类学不仅是观察行为，重要的在于阐释行为。人们关注一个民族志记述的理由，不在于遥远的猎奇，而在于他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澄清这些地方的情况是什么”。 [1] 我们所做的研究可以去澄清当地人为什么会这么想，这么做，其中所产生的经验材料，或是与它们相关的理论解释，其中或许可以揭示一些新颖的东西。本研究试图在结构功能整体全面、精细入微的传统民族志基础上，从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中去发现当地文化的规则和逻辑。与西方学者早期对简单小型部落的人类学研究相比，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民族志思考，更该注意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进而将其提升为具有问题意识的民族志写作。
20世纪80年代，西方人类学对现代民族志提出了激烈批评，提出用后现代文本模式来改造民族志，
后现代思潮使人类学者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化表述的场景性和虚构性，这无疑把传统人类学通过田野工作所建构的权威放在了被质疑的位置上，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人类学者应当描述什么、如何描述，以及为什么要描述等。田野工作所得信息的不对称性，访谈对象对当地文化感受的片面性，以及研究者自身撰写过程中的不完整性，都导致民族志表述的不完整性。因此乔治·E.马尔库斯在《写文化》中尝试着探讨了民族志的一些新的写作模式，主张摒弃人类学的整体论信念和对客观、科学的标榜，发展出某种新的表述方式。这种新的表述方式可以包容描述者、被描述者等的多重声音。
因此，本书尝试通过对不同类型空间的论述来呈现不同层面的历史镜像，其中包括了当地人的观念、笔者的分析，以及外来者如何看待三门塘，站在一个反思性视角，通过对村落空间、权力、记忆的探讨完成一个“历史中的村落”与“村落中的历史”的民族志写作。在写作中尽量避免用现在的概念去解释过去，使用当地人的话语、概念，但有关历史的写作难免像译本一般，存在变动与偏差，即使这样也要忠实反映文化的差异性。
田野调查所带来的地点感和历史现场感，可使我们在同一地点空间内去理解过去。三门塘诸多的历史遗留物（碑刻、宗祠、庙宇等），有助于笔者对该村落社会历时性过程的场景重建，以及对其村落历史脉络的深刻理解与感悟。了解当地人对碑文、族谱、地方传说等的种种解释和说明，通过对不同人群的访谈，对同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获得对当地更为中立、“深描”式的理解。民族志的时空架构，不仅要有历史的深度，更要有超越村落的广度。所收集的材料不仅包括村落中过去的族谱、土地买卖租赁契约、碑铭、乡规民约等有文字存留的资料，也包括村民的口述资料、家族故事、神鬼传说、歌谣唱本等。人类学表述的创作可以被看作人类学者与报道人之间复杂关系过程的最终结果，本书的写作则体现出研究者参与其中的某些感悟。
人类学对当代史学的重要启发之一就是它的认知模式，史学从完全依赖文字史料走向探索物质甚至精神类的史料，从书斋走向历史发生的场地及实地考察。探索历史总是在特定区域内发生的，注重对历史资料的运用，并不是将村落的历史资料进行简单分类、归纳，不是剪贴史学的拼凑，而是偏向于对“地方性知识”的一种探讨，是一个对地方社会以“人”为核心的综合讨论。微观地域社会的内在脉络或许是对更大范围内宏观图景独具特色的一种表达，对于村落社会的深刻理解和正确认识需要这种人类学和历史学科际整合的方法论视角。
对于村落的历时性研究，存在资料缺乏的难处。所以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结合族谱、碑刻、口述等来最大限度地构建特定时段内的村落历史事实。有所鉴别地运用资料，比如族谱的编撰往往受门第、宗族竞争、祖先崇拜等观念的支配，因此对族谱中的内容应该加以甄别，并去解读这些文献编纂者的意识动机，以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规范。
参与观察，笔者同时具备以自身作为研究主体和研究媒介与被研究者建立关系的双重身份，通过参与社区活动而真正浸入当地的乡民社会中。通过深入访谈和细致观察对地方社会有一个全面总体的把握和细致入微的了解，从多个角度去记录和考察当地人的生活情境。过去，我们自负地立足于某一稳定的文化阶段上，然而多彩的文化之光在我们身边闪耀。某种文化模式或许更容易保存在偏远的地区，保存在人迹罕至的山林间，保存在比较传统的村落里，这样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变得更为可行，历史的碎片才有可能在这些地方被最大限度地发掘追踪。
笔者于2004年2月初次进入田野点，对三门塘做了20天的田野调查，对该村有了初步的整体概念和总体的感性认识。熟悉了村寨的地理范围、家户概况、姓氏构成、生产生计等。对春节后的村落生活有了切身感受；对村中碑刻上的碑文进行了抄写、校对；收集到了村中几大家族（王、谢、刘）的族谱。最重要的是在初次的田野调查中，与村民建立了十分亲密友好的关系，为下一步的田野奠定了很好的人际基础。
2004年7—8月，再次进入田野点，居住40天，由初次浮光掠影式的田野转为深入渗透式的田野，厘清村中各大家族的主要情况。针对木材贸易这一话题，对主要报道人（包括村中、县城、邻近村寨的知情者）进行了深入访谈。走访了清水江沿岸的一些村寨（包括历史上的“内、外三江”六寨，三门塘下游的远口、鸬鹚，同属“四十八寨”的抱塘、中寨、偏坡、平茫），对这些村寨有了直观认识，对和研究相关的清水江水系网络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特别是三门溪一线，启发了笔者对于清水江木材采运系统运行的诸多思考。另外，通过参与村民赶集和三门塘的“七月七”歌会，透过乡镇集市和颇具民俗文化内涵的歌场，笔者看到一个更为多元的村际网络图景与三门塘的地方生活。
2006年7月，笔者通过访谈得知一些分布在村落外围的碑刻，由村里人协同前往抄录，至此三门塘现存的村落碑刻资料收集完整。田野后，由于身体状况欠佳，村里人替笔者去问神，
这样的一种经历让笔者对村落空间中的“邪气”产生了兴趣，也开始引发自己对习以为常的村落空间的思考。2008年7月，找到了属于三门塘的乌岩溪、喇赖两个自然寨中的部分契约文书，这些资料有助于增进对当地不同人群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的理解。
2008年12月，笔者应邀作为伴娘参加了住家女儿的婚礼，对当地的婚俗有了直观感受，并从女性视角对当地文化有了别样的体悟。2009年7月，前往三门塘补充访谈材料。笔者不断深化对三门塘他者村落的理解，努力使本研究避免了村落生活中对个体重要性的忽视。虽然文中没有采用个人生活史的叙述方式来展示某段历史，但对于村落资料的客观正确理解均有赖于若干个人生活史的叙述。三门塘那段木材贸易的独特历史时期，在人们脑海中留有诸多记忆，通过从事过木行业务的人们的讲述，笔者对村落空间在特定的木材商贸活动背景下展开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
表0-2 三门塘碑刻一览
如表0-2所示，三门塘留有的碑刻材料是本书研究三门塘明清时期村落历史的主要资料来源，本书采用历史文献的解读与田野调查实践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以以地方志为主的官方历史文献（如《兵燹纪略》《保安团防志略》，咸同时期有关姜映芳起义的资料等），碑刻、族谱等民间文书，田野访谈所得资料作为文章的立论基础。以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纵横维度，对一个村落社会空间进行研究，探讨历史本质的事实。采用人类学的整体观、结构性的方法来寻找变迁的深层动因。本书并不仅仅用留存的资料来复原三门塘的历史，而更注重他们自己如何看待他们的历史，从而发现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希望这样的叙述不偏离当地人的观念，避免成为一种局外的建构，从而更接近他们、事件和文化意义本身。
[1] Geertz ，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中文译本有《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