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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被看作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无关紧要，理解它的方式同样如此。历史并没有规定，它只能以一种唯一的形式出现。
〔美〕海登·怀特
在当今的现代化、都市化进程中，城市中的许多传统社区被拆除，边远的村落或被改造成城市的一部分，或被当作古村落保留下来。我们似乎越来越轻视历史，却又在某些时刻的现实需要中急切地找寻历史。因为我们无法回避某些遗留下来的事物使我们感受到来自某个历史时期的力量与真实性。我们可以回顾与守望的东西好像越来越少，直接的表面观察不足以认识他人与自我，我们时刻都感受到过去时间暗流中涌动着的东西，就连我们的自我也是从中感受到的相续而已，所以我们太容易同时患上对历史的健忘症与饥渴症。
人类学在19世纪形成之初，便与历史学结下不解之缘，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进化论学派，通过建立人类文明的演化阶段，来探讨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为首的功能论与结构功能主义，强调以参与观察为基础的田野调查，注重民族志的科学性。他们与以博厄斯为首的美国历史学派一样，均反对进化论学派的历史臆想，从而为建构人类文化具有实证意义的内涵而努力，至此人类学与历史学分道扬镳。直到20世纪60年代，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才结束了两者的分裂，恢复了对历史过程的重视。萨林斯有关库克船长的研究，提出了以“文化界定历史”的看法，以此奠定了历史人类学的基础而有所突破。
萨林斯有关南太平洋地区殖民遭遇的论述，
意图传达一个基本的理念：人类学家所称的“结构”，即文化秩序的象征性关系，乃是一种历史事物。历史乃是依据事物的意义图式安排的，也可以倒过来说：文化的图式也以历史的方式进行安排，因此，文化在行动中以历史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
结构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大范式，其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通过对图腾神话及相关仪式的研究，
打破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对立，寻求从历史中发现结构，也从共时性的结构、系统中追溯历时性的意义。
本书的研究对象三门塘村保留着大量的清代石碑、中西合璧的祠堂建筑、年久的古井石桥、悠长的花街石廊。面对这些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景观建筑，站在历史发生的田野当下，回望过去，当笔者对寻找弥合过去与现在罅隙的有效路径感到困惑时，村落空间成为笔者的一个切入维度。现存的空间布满了历史文化的苔痕和吸附，沉淀了特有的历史内涵；现存的村落空间对人们现实生活的影响，其中夹杂着情感、历史记忆，以及村落权力的象征秩序；特别是在旅游开发形成热潮的当下，人们强化村落空间的历史价值，同时赋予其新的意义。
村落的文化本质决定了本研究的书写势必带来时间与空间的结合，在这些实体空间内可以直观地看见历史痕迹，但在这些房屋居所背后，隐藏着的村落及村际交往中人的关系、权力控制、情感记忆等在三门塘所处的区域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下演绎出的故事，又显现出它特有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村落研究是人类学研究的传统话题，在以往研究中出现了诸如“江村”“林村”“凤凰村”等在学术界广为人知的村落名字。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研究小型的、简单的、较为原始的聚落社会中发展而来的，即所谓微型的社会学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将调查限定在一个较小的社会单位内进行，依循社区中的经济生活、亲属系统、宗教信仰等线路，来考察各种文化面向的互动与整合，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提供一个较小范围内社会生活的全息图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人类学出现了几部著名的村落研究著作，这一时期的人类学村落研究基本融合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依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村落社会事实，全面整体地来反映村落生活，虽然忽略了村落历史及村与村的外部关系，但这些学者们都有着通过村落研究来呈现中国社会的整体面貌的学术追求。正如费孝通先生自己所说，《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能说是结合了历史的社会学分析”，他的老师、功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在该书的序言中也表明了对历史的态度，中国有“考古遗迹和文字记载的悠久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历史学和社会人类学应当是两门可以互为补充的学科”。
人类学对于小范围社区的微观研究，在面对中国这么一个有着博大深远历史背景的复杂社会时，便存在方法论上的挑战。
到了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民族学家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历史调查，留下了许多民族文化文献资料。与此同时，实地村落研究也暂时搁浅，这一时期的人类学研究与历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展开密切对话，如何将村落研究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宏观结构及历史进程有机结合成为村落研究的新课题。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更多的境外学者到中国大陆进行人类学调查，如波特夫妇对广东村庄的研究，黄树民教授对林村的调查，
以及同一时期萧凤霞对广东的田野调查（出版了《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一书）。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类学研究大多也侧重村落，这些大量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描述，不再将自身的研究囿于从村落去看中国，而更多地将村落与国家的关系纳入问题意识。在一些人类学学者和历史学学者的合作经验里，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复杂互动关系和过程得到了更为具体的论述。
作为法国“年鉴学派”新史学代表作的《蒙塔尤》
讲述的是法国南部一个小山村的历史，展示了14世纪法国村落的时代特征。这种小社区的研究实际上带有揭示“整体历史”的意义。本书的写作也是对“小地方”与“大历史”间的逻辑关联研究的一种尝试。三门塘村寨作为清代以来清水江下游一个重要的木材、商贸集散地，以及后来官方确认下的“外三江”，对其的考察将带来在特定时段中对更大区域内的整体性把握。人类学研究的平民化趋向使得本书的研究自然地从社会底层去发掘村落社会变迁的轨迹，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微观描述，揭示历史生动鲜活的一面，用村民自己的资料（族谱、碑刻、歌谣等）来完成村落历史的叙述。本书以文化视野下的整体观去表述社区的历史进程，将村落的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融于一体，通过浸润于人们日常生活的习俗仪式、宗教信仰深入“他者”的精神观念层面，从而形成对村落历史更为丰富饱满的理解。
对三门塘的论述也将涉及乡村生活的全面观和祖祀传承的乡土特色。风水术作为中国占卜术的传统组成部分，认为家族兴旺与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林耀华先生的《金翼》
提供了一个精致深入的研究范本，文学化的叙事涉及家族兴衰与风水之关联。但本研究发现，透过风水看到的空间观念，不仅仅是基于地理形貌的一个概念，其背后有着不同人群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空间观念与历史记忆的交互作用。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社会，是以血缘为主轴而展开的人际关系网络。一个或多个宗族组成的村落，是典型中国版的乡土社会。由姓氏和族谱规范的宗亲关系则是构筑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框架。林耀华先生首先提出了宗族乡村的概念，
并以村落社会中的宗族为分析性概念研究中国社会。随后弗里德曼从福建、广州两地的经济基础入手，细述了当地宗族的规模和组织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宗族之间以及宗族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他的宗族理论偏重于经济环境中的宗族功能分析。
学术界对于中国宗族或是宗族制度的研究颇多，对于不同历史时段以及不同地域空间内的宗族考察，都显现出其差异性。在对珠江流域的国家与地方社会的探讨过程中，研究者们将宗族作为和土地开发、商业发展紧密相连的一种运作机制，不仅仅是将宗族简单地视为共同祖先界定下来的血缘群体，还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意识形态，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关系”。
“将宗族机制视为一种构造宏观中国的新的秩序，而这一秩序在商业化农业发展的地区的推广和普及，就带来了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区域性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权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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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针对包括三门塘在内的清水江下游一带，在清代以来大规模木材贸易之后所产生的村落社会的商业化过程，着重探讨三门塘村内几大家族在木材商业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在乡民社会中围绕着修祠、建庵、架桥、立碑等行为而展开的空间权力的营造和认可。在本书的讨论中，这些以姓氏为名建造的物质空间成为村落社会中生活层面和信仰层面产生聚合力量的一种象征符号。在商业化之后的三门塘，宗族制度作为村落公共事务和家族商业活动的一种具体运作机制而呈现独有的特征。
本书仍旧立足于传统人类学视角下的整体观的村落研究，对村落的地理概貌、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宗教信仰等文化范畴的各方面进行结构性的总体把握，并揭示人们日常生活表象之下深层的文化象征意涵。村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对村落社会的考察是对一个相对稳定和变化缓慢的社会演进过程的认识。因此，本书的写作引入了历史纵向这一维度，对清水江边这一受制于生态、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而形成自身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村落生活，以及人们在长期居住、繁衍而逐渐固定化和稳定化的一个边缘清晰的空间单元内的生活进行考察，将这一空间聚落的共时性把握和在时间序列内的村落社会发展脉络做一梳理。
如何将历史的宏大叙事落实到具体的时空坐标内，美国人类学者施坚雅用历史学、经济地理学和经济人类学的方法对四川成都平原进行的集镇调查，突破了单个村落研究的界限，用“区域模式”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从市场网络的角度来解释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以一个独特的区域结构系统的模式化来完成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区域性构建。
他的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启发了笔者对清水江水系网络中市场的考察，使笔者能够更好地去理解明清时期三门塘一带的木材贸易运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尤其是以三门塘渡口为核心的三门溪一线村落的木材采运系统。
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模型为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学术对话平台，其意义得到了肯定。萧凤霞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将市场网络和区域认同的文化意义紧密结合起来，这一加入地域特有文化的讨论，使得对一个区域系统内的文化表达中对有意识历史性结构的追寻更臻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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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吸收了施坚雅市场体系理论中的合理成分，而将其融入文化网络的概念之中，加强了对区域市场网络中文化意义的理解。
刘志伟通过对粤东沿海一个小岛神庙系统的考察，透过社区内部结构与村际关系，重新建构了一个多族群定居小岛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以及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整合的意义。
张应强的《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
一书，着力于清水江流域这一区域的研究，却表达着对宏观中国构造过程的理解，其将这一区域的研究置于王朝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中，回应了华南学派所倡导的传统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学术理念。作为围绕清末以来清水江下游木材贸易的一项区域研究，该书给本书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区域性历史图景，也加深了笔者对区域社会变迁中国家力量、市场需求、地方社会发展逻辑等多重因素、复杂关系的过程化理解。
三门塘村寨作为湘黔毗邻地带的古老“四十八寨”之一，它较早地处于了这一传统民族文化网络之中。随着后期木业经济的兴起，基于清水江水系而形成的木材采运市场网络将三门塘纳入其中，三门塘同时处在了区域经济市场网络和传统文化网络之中。对于三门塘所处区域经济文化网络更好的认识，则有助于对其村落社会的发展形貌以及其村际网络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将三门塘村落研究置于一个特定的区域网络内，并非将区域作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整体性概念进行论述，而是聚焦于村落内部，寻找一种活生生的地方性特质，同时发散地观看周边。近年来，华南学派所倡导的史学研究成果颇丰，但未免有些依照学者自身预设的逻辑来构成区域历史蓝本的嫌疑，对找寻研究对象社会中隐藏的历史逻辑与文化规则有些无力。如何避免研究者的自我认识成为被研究对象的话语，人类学的反思性使得基于田野调查的学术研究的不断创新成为可能。
黑格尔对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曾经做过深刻的论述，“空间与时间在运动中才得到现实性。运动的本质是成为空间与时间的直接统一，运动是通过空间而现实存在的时间，或者说，是通过时间才被真正区分的空间”。
处于三门塘时空中的人们，如何解读过去、把握当下，从而凭借对过去的认识面对未来？本研究的用意并不想把历史割裂为固态的或某种模式化的地方史、村落史或是家族史，而是将它视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化的叙述和讨论，不仅包括发生在过去村落物质空间的营造过程，也包括现在人们利用这一空间进行的当下活动。
涂尔干把空间视为如同时间、数字等基本分类的先验概念之一，而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知识系统；功能论学派则将空间视为反映亲属关系与社会结构的一方面。埃文思-普理查德指出时间概念不再是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关系的反映，而是社会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人群之间的距离是以价值观来表达的，虽然土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村落之间的距离，但是当涉及宗族与年龄组、性别等价值观时，人群之间的相对位置便发生变化，并将其称为结构空间。
结构主义论者将空间分类视为人类社会分类中的一种，如内外、高低、左右等空间观念，不同文化中存在类似的空间分类观念，而这样的分析未免局限于形式表层。象征学派则突出了空间象征体系其本身具有的独特性与自主性，对其文化内在逻辑的探究推进了空间的理论研究。本书尝试将不同类别的空间文化意涵放入一个历史发展的框架内进行解读，将村落空间置于村落历史的背景中，以期呈现不同时期的具体差异，也从中统摄村落历史特别是几大家族发展的变化历程。
空间不只是一种自然的地理形式、人们建构环境的基本要素，它也是人们在此基础上不断建构的结果，它的存在有其社会经济条件，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关于空间研究，列斐伏尔开创性地提出了“社会空间”这一概念，
[3]
列斐伏尔选择了空间去探讨现代社会的复杂关系，
在他看来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联合论证，带来的不仅是对空间思考方式的深刻变化，也开始导向我们历史和社会研究的巨大修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者一直用时间来消灭空间，淡化空间意识，把空间降格为历史的背景。列斐伏尔运用空间问题启发并丰富了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想象，开拓了本书对社会空间无穷尽的思考维度。然而，西方学者的空间理论，大都站在一个如同全能上帝的俯瞰视角，如何站在他者视角去观看他们自身的空间，或许是探索空间研究的另一条路径。
在与人们富贵康泰相连的风水学说里，空间作为一种象征体现了宇宙观。空间也被视为文化习惯，包括分类观念与个人实践。由黄应贵先生主编的《空间、力与社会》
一书，收集了主题涵盖区域地理、聚落、家屋风水、
夜市以及空间仪式的各方面的论文，尽管各自的理论倾向略有差异，但提供了从不同路径对“空间是什么”这一问题更为多样化的思考。物质性空间与人的活动互动的过程，既是一个实体空间的建造过程，也包括在此过程中人们产生的空间观念，以及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人的实践与物质性空间互动的运作方式。
不论是实质性的空间，还是抽象概念化的空间，这些研究讨论的焦点都落在人的活动与空间建构的互动上。这将空间研究放入一个特定的社会脉络中，人的主动性和空间的客体性结合的过程化讨论成为可能，在本书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三门塘人在自然地理空间上建造出新空间时，在一定政治经济条件制约下，也产生了调节、限制人群关系的文化机制，不同物质空间的象征意义，以及失衡与和谐的空间观念等一系列现象。
福柯试图围绕空间、知识、权力的三元辩证而展开另一种历史的书写，他通过关注时间与空间的分布问题来进行纪律权力起源的各种讨论；
另外，布迪厄在有关惯习
（habitus）、吉登斯在区域化
（regionalization）的讨论中，在对物质空间环境与社会生活有一个较为整体的把握和深刻视野下，都谈到了空间产生的权力，及其导致的社会不平衡，以及人的实践活动如何影响空间分类与结构。
本书试图厘清三门塘村落空间的建构过程，这是一个物质性空间与人的活动相互运作的过程，对其中人们有关空间的观念做一区辨，通过对社会关系与空间权力的影响，看到在受空间以外的要素影响下，空间产生象征意义的过程，对村落具体情境下的空间认识，以期对空间本身能有新的了解，也为中国传统经验中的空间研究做一补充。在呈现村落文化的同时，了解自然物质空间与人们因实际需要在特定社会历史环境之下建构出的空间观念的文化基础何在。在传统史学中，方志、民间文书是现象叙事历史的文本基础，但受到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历史的建构与再现形式都变得多样，本研究试图将空间作为文化文本进行解读与阐释，突破空间的共时性，而将空间做一历时性的动态解读，从而传达“空间界定历史”的学术意图。
空间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人群作为生活在村落内的主体，传承与延续着历史记忆。在本书的讨论中，将引入记忆与空间一同来探讨人们是如何借助空间来记忆的，如何以空间来表达记忆的，最终这种表达如何集聚在某些重要的文化符号上（桥、井、碑、祠堂）。随着旅游开发的不断推进，三门塘的村落历史成为人们在其中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援引不同的历史故事传说来叠加自身所拥有的文化资源的历史感与文物感。历史成为一种价值，被赋予添加在可见的空间事物上。随着上游三板溪水电站的建成，三门塘传统的村落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本研究所留下的记录也将成为他们对于村落空间历史记忆的一部分。村落当下的这种发展状况，也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这种有着长时段历史沉淀的村落在遭遇现代化时的生存状态。
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首先源自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他认为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形成“集体意识”并能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方式描述他们自己的事实。莫里斯·哈布瓦赫在此基础上，完善了有关集体记忆的理论，
并提出了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理论界开始对集体记忆或社会记忆予以关注，
不同学者分别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中运用社会记忆理论研究和解释发生在过往时空或当下情境中的事件。早期研究者可能更多地关注于集体记忆的社会功能和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集体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这一问题。不论是何种记忆，都逃脱不了客观给定的社会历史框架，台湾学者王明珂结合华夏民族发展史，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进行了深入探讨。
景军从他所提出的“社会记忆的理论角度”记述大川的近期历史并展现了人们如何运用记忆重构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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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声通过对东凤村宗族整合的历史过程以及庙宇活动方式的考察，讨论了在乡村社会史研究中，口述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对乡村故事，访谈对象的口述资料的解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
社会记忆的结构具有模糊和难以把握的特点，因此对它的研究也缺乏固定模式，这也是多学科交汇的一个领域，它是个人和群体对过去的感知和诠释，也是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的出发点。空间作为承载过去的媒介，
它和记忆本身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空间本身未必有意识地传承历史，但它却具备这一强大功能。村落是一个可以引起个人记忆、家族记忆、村落记忆的场所。本研究对三门塘村落空间的历时性和人们在其间的活动的考察，希望能为社会记忆研究提供一个反思性的微观视角。空间与记忆作为认识村落历史的两个变量，都回归到当地人的历史观念中，回归到一段村落历史，或者说对“历史”或是文化的一种反思上来。作为对空间和记忆的一种定位，权力将空间与记忆引领回在特定政治经济历史情境下人的文化实践上来。
[1] David Faure， Helen F. 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
[2] David Faure， Helen F.Siu eds.，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 Wiley-Blackwell，1992，p.4.
[4] Jun Jing， The Temple of Memories：History，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